苦难与救赎 苦难的抗争与心灵的救赎
时间：2020-03-27 07:40: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余华的《活着》与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都是充满着悲剧色彩的作品。两部小说虽然存在着个体差异，描述了各自国家两个不同的故事，但却存在着苦难人物的相似性，令读者在阅读的同时拷问自己的心灵、思考自己的人生。因此很有比较的必要性。
【关键词】《活着》《追风筝的人》平行比较
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堪称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它通过描写一系列发生在一个叫做福贵的老人身上的死亡故事，讲述了他“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1]余华的这部作品为他赢得了多项荣誉以及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更重要的是它引发了读者对于苦难人生的思考，连余华自己都感叹，“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2]
而在《活着》出版发行十余年后，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处女作《追风筝的人》（以下简称《追》）同样创造了阅读奇迹，一经出版便好评如潮。小说讲述了主人公阿米尔在年少时期对自己的朋友（后来得知是兄弟）哈桑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后，内心的挣扎与心灵的救赎的成长故事。这部作品同样冲击人们的内心深处，逼着读者拷问自己的灵魂。面对饱受战争与贫困摧残的祖国，胡塞尼“立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尘灰，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3]
《活着》和《追》这两部作品，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掩卷引人无限深思，均是当代世界文坛不可多得的佳作。无论是从作品中人物的相似性还是作品本身带给我们心灵震撼等内容，有必要对《活着》和《追》进行平行比较，以期从中获得更深刻的思考。
一、写作缘起
余华和胡塞尼两位作家有着较为相似的经历。两人虽都已移居他乡，却将自己重要作品《活着》和《追》中的故事发生地设置在儿时的居处。在成为作家之前，余华和胡塞尼还曾都是多年的医生。
在写作上，余华和胡塞尼也有着相似的看法。余华提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4]而胡塞尼则更直接地表示，“写作总是服务于我自己，是一种把故事告诉我自己的行动。”[5]作家创作一部作品首先是为了抒发他内心的情感。只有将写作者真实的感受倾注进去，写出来的作品才会有活的灵魂。而余华和胡塞尼正是本着为自己的内心写作的态度，才让写出来的作品得到如此多读者的共鸣与喜爱。
而之所以写作并发表这两部伟大的作品，余华是被一首美国民歌《老农奴》所感动，胡塞尼则是试图将世人眼中的阿富汗人人性化。两者都想要描写出人性的光辉。
基于以上几点，两个异国的作家描绘了两个不同的故事，却是同样的感人至深。
二、平行比较中人物的相似性
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宁娜》中所说的，幸福的家庭都相似。同样，伟大的作品也都相似。《活着》和《追》描述了身体和心灵上的苦难，其对人物的塑造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鉴于此，笔者将对两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作一个简单的分析比较。
（一）犯过错但充满智慧的父亲
小说《活着》中对福贵的父亲描述不多，但形象却很突出。他年轻时是一个吃喝嫖赌的败家子，以致“……祖上有两百多亩地，到他手上一折腾就剩一百多亩了”。[6]但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的浪子，在福贵输光家产需要还赌债时，将本可以换成银元的家产全部换成铜钱，让福贵挑着沉重的担子去还钱，以期让他知道“钱来得千难万难”。[7]这是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中国农民最为朴素的生存智慧。在接下来福贵遇到一系列人生的苦难时，父亲最后教给他的这个道理也一定支撑着他渡过难关。
而《追》中对父亲的描述则几乎贯穿了小说全文。阿米尔的父亲是喀布尔当地的一个名人。他健硕勇敢、乐善好施，几乎人人称道。但在他的心里却埋藏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他曾背叛他的仆人阿里，跟阿里的老婆发生关系并生下一子，即哈桑。但不能否认的是父亲身上散发出来的智慧与幽默气质。比如，在父亲耗资建造的恤孤院的落成典礼上，他的皮帽在演讲时被风吹落。他没有觉得尴尬，反而巧妙地说希望自己的这幢房子“比他的皮帽来得牢靠”。[8]不同于《活着》中父亲朴素的生存智慧，《追》中父亲的智慧更多的散发出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与他的性格和经历有关。
智慧与幽默是苦难的溶解剂。两部作品对于老一辈智慧的描述，使读者在阅读主人公经历的诸多苦难时，还能在心中抱有前方希望的曙光。
（二）甘于奉献的家珍和哈桑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为了家庭甘于奉献、不求回报的女性，《活着》中福贵的女人家珍就是典型的一例。在福贵还是一个纨绔子弟时，家珍就对福贵的取笑和殴打表现出她作为传统女性的逆来顺受。而在福贵家境破败之时，家珍更是不离不弃。在福贵被抓去当壮丁时照顾一家老小，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与福贵共同撑起这个家，最后得了软骨病也是一刻都不想着歇息……家珍可以说是为了这个家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而在《追》中，哈桑的人物形象也是深入人心。他始终饱含着对阿米尔的尊敬与热爱，不计较阿米尔一次次的讽刺嘲笑。而当阿米尔面临困难时，他总能够给予不遗余力的宽慰、甚至是挺身而出。哈桑宁愿受辱也不愿将阿米尔拜托他追的风筝给阿塞夫，并且原谅了阿米尔对他的屡次背叛。这个善良的哈扎拉男孩始终为他的阿米尔奉献着自己，践行了他的诺言，“为你，千千万万遍。”[9]
更为难能可贵是，这些默默付出的人们并未对其所付出的对象怀着忿恨。《活着》中，在弥留之际，家珍对福贵这样说道，“这辈子也快过完了，你对我这么好，我也心满意足……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过。”[10]将她对福贵的宽容与死心塌地展露无遗。而《追》中，成年后的哈桑在给阿米尔的信中写道，“如果你回来，你会发现有个忠诚的老朋友在等着你。”[11]可见，“与阿米尔在一起，对于哈桑来讲，痛苦肯定不是自我精神状态。”[12]家珍和哈桑这两个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的人物，为两部充满悲剧色彩的作品添上了一笔温暖的色调。
（三）直面过错终获心灵回归的主人公
《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曾是一个纨绔子弟，后来赌光家产成了落魄穷人。家道中落之后，福贵开始反省。他摒弃了嫖赌的陋习，也开始懂得照顾家人。在向采风者“我”讲述自己年轻时打家珍这一段时，他这样说道，“现在想起来叫我心疼啊，我年轻时真是个乌龟王八蛋。这么好的女人，我对她又打又踢。”[13]表现出他的自省意识。同时福贵也开始像普通劳苦大众那样劳作，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也使他比一般的底层人民付出的更多。
而《追》中的主人公阿米尔的心灵回归之路则是更加曲折与漫长。年少时，由于自己的懦弱，阿米尔背叛了因自己受辱的哈桑，从此陷入内心的极度愧疚与不安。直至多年后，拉辛汗恳求他回来拯救陷入危险的哈桑的儿子索拉博，并且告知他哈桑是他同父异母兄弟的事实。知道了真相的阿米尔尽管十分痛苦，但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打磨，他内心的怯懦逐渐被渴望赎罪的思绪所代替，终于在经历重重困难与危险之后把索拉博从塔利班手中救了出来。
或许每个人都曾在年少时像福贵和阿米尔一样犯过错，但只要肯直面过错，总能再次获得心灵的回归。这也是两部作品通过主人公的经历传达给读者的道理。
三、对痛苦的多方位描摹
《活着》和《追》的语言风格虽略有不同，前者更显幽默朴实，后者则更精炼敏锐。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两部悲剧性色彩浓厚的作品，它们对于痛苦的描摹却有着相似的特点，笔者将从作者的写作手法、对历史背景的借用等多方面进行解读。
（一）写作手法的运用
作为一名将更多的眼神投放到底层劳苦大众的作家，余华在处理人物的苦难时更多的使用平实沉静的语言。例如《活着》中描写福贵抱着死去的有庆回家的片段，“那天晚上我抱着有庆往家走，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抱累了就把儿子放在背脊上，一放到背脊上心里就发慌，又把他重新抱在了前面，我不能不看着儿子。”[14]用冷静的笔调描写苦难，表现出福贵对于痛苦的承受能力，也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15]的小说主题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追》则是从小说整篇落笔，让人物的痛苦经过时间的沉淀而愈加深刻。年少时对哈桑的背叛，让阿米尔时刻被内心的痛苦所折磨。甚至当他和索拉雅无法生育时，他这样认为，“也许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因为某件事，决定剥夺我为人父的权利，以报复我曾经的所作所为。”[16]良心上的痛苦伴随了阿米尔20几年，直到拉辛汗的电话打来，让他踏上“再次成为好人的路”。胡塞尼用了沉静缓慢的语调叙述，让阿米尔的痛苦经过时间的洗涤而开出自我救赎的花朵，使整部小说显得残忍又美丽。
除此之外，两部作品在描摹痛苦时的用词也很到位。余华曾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提到，“我对语言只有一个要求：准确。”[17]《活着》中的措词就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比如在描述有庆死后福贵看着月光下有庆跑去学校的小路时有这样一句句子，“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18]盐这个意象就很深刻地描写出福贵在儿子死后痛苦的思绪，“就像往他伤口上撒了盐一样。”[19]同样地，胡塞尼在《追》中的语言也是准确而蕴含人物情感的。举例来说，当阿米尔看到因不愿再回恤孤院而在浴室自杀的索拉博时，胡塞尼这样描述道，“刹那间我跪倒在地，放声大叫。我牙齿打颤，不断大叫，叫得我的喉咙快要裂开，叫得我的胸膛快要炸开。”[20]作者在这里连续用了四个“叫”，以动词的重复表现出人物的极度痛苦与恐惧，读来画面感十足。
余华和胡塞尼通过沉静的叙述笔调以及准确的用词，将小说人物的痛苦刻画得入木三分，令读者也随着情节唏嘘叹息。
（二）历史事件的借用
《活着》和《追》的故事都发生在两个国家的苦难时期，作者正是将其作为人物苦难的发生背景。《活着》横跨了解放战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福贵身边的人都相继在此期间死去。在这部以一系列的死亡与苦难构成的作品中，余华运用特殊的时代背景使人物的苦难进行得似乎更加合情合理。而在《追》中，苏联入侵阿富汗使得阿米尔父子逃亡美国，时间和距离将他推入更深的一种心理煎熬；随后的塔利班执政则让再次遇到阿塞夫这一情节进行得更加自然，儿时的梦魇再现，阿米尔再次面临良心的选择。胡塞尼借用这两个历史事件创造了人物经历苦难的背景，让阿米尔的自我救赎之路显得愈发坎坷艰难。
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以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做背景的文学作品，都着重刻画了这些历史事件的辉煌或苦难，而忽略了作品中作为普通民众的主人公本身的日常生活及喜怒哀乐。“一般追求史诗性效果的作家也写小人物，但小人物往往变成了表现大历史运作的注脚和道具。”[21]而《活着》和《追》却不同。作者正是借用了历史事件，让它们作为人物的生活背景出现，以求更自然更深刻地表现人物所经历的苦难以及这些经历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
四、总结
余华的《活着》叙述了“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22]，又将怎样去迎接新的挑战；而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则将阿富汗这个在新千年成为全球政治焦点的国家用温暖的笔触描写出来，充满了人情味。
在《活着》的结尾，作者写道，“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势，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23]而在《追》的最后，作者表述道，“我追，风拂过我的脸庞，我唇上挂着一个像潘杰希尔峡谷那样大大的微笑。”[24]我们能读到作品中的人物脚踏实地后对生存与生活的坦然，那是经历过心灵的苦难后才能有的心境。而我们一般的人，既不会遭遇福贵那样多的不幸，也不会犯下阿米尔那样难以弥补的过错。但当我们经历人生的磕磕绊绊，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选择时，两位主人公的故事总能给我们提供诸多启示，即勇敢地面对苦难，笑看人生。这或许就是笔者对这两部作品进行平行比较想要得到的答案。
参考文献：
[1][22] 余华，《活着》韩文版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第2版， P4，P5
[2][4][15] 余华，《活着》中文版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第2版，P2，P2，P3
[3] 储卉娟：《八月，仰望灿烂千阳》，中华读书报，2007-8-17
[5] 卡勒德•胡塞尼，《追风筝的人》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P1
[6][7][10][13][14][18][23]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第2版
P9，P27，P174，P18-19，P130，P133，P194
[8][9][11][16][20][24] 卡勒德•胡塞尼，《追风筝的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P14，P66，P211，P83，P333，P360
[12] 韩玉群：《人生的回旋木马》，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1年1月
[17][19] 《余华写作畅谈》，杨柳青文学网，2009-2-13
[21] 王海燕：《余华论》，江淮论坛，1996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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