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教育热点话题】2018年教育热点话题

　　2011年“两会”召开前夕，新华网、新浪网等联合组织了一次“两会调查”，结果显示，网民最为关注的五大“热点话题”，分别是保障住房、收入分配、稳定物价、惩治腐败和就业公平。公众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度排名从2009年的第4位、2010年的第5位下降到第9位。其实，教育问题与往年一样，仍然是2011年的热点。它之所以没有像以往那么突出，是因为刚刚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许多重要的问题在纲要中已经得到了阐发，使公众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新的期待有了比较明确的指向。这里，我仅就2011年几个教育热点问题作一些回顾与评论。
　　一、关于入园难问题
　　幼儿园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是2011年最受社会关注的教育热点问题之一。许多群众抱怨说：“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有权的进公办园，有钱的进民办园，无权无钱的进无证园。”在新华网和新浪网的联合调查中，期盼加快幼儿园建设和发展的进度，成为网友最关注的主要问题。网友003007说：“现在幼儿园问题受到重视了，社会各界都在想办法解决幼儿园的问题，但孩子马上就到了入园的年龄，还是希望这些政策能尽快见到成效！现在，私立幼儿园越办越多，希望学费能适当降低，也希望管理跟得上，要有正规的管理规章，这样的幼儿园才让人放心啊！”网友天高云淡建议：“做好幼儿园硬性指标的规划，认真审核各类幼儿园的标准，实行星级幼儿园评价体系，建立幼儿园的管理机构，放宽优质幼儿园的收费空间，使得各星级幼儿园协调发展，适合各类幼儿园的发展需求。”
　　事实上，这一问题已经开始引起政府的关注。2010年 11月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了学前教育工作。11月21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接着，在2011年的人大会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明确提出，应该公办民办并举，增加学前教育资源，抓紧解决入园难问题。解决入园难问题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在2011年的“两会”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就发展学前教育问题建言献策。如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全国政协常委、济南大学原副校长张承芬等建议，应该将学前教育法律、法规的制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学前教育纳入法治轨道。要坚持三个基本立法理念：强化学前教育的公共性与公益性；凸显和增强政府发展学前教育事业的职责；以公平和均衡为基本立法价值取向，优先保障并向农村和弱势群体倾斜。在立法过程中，应针对影响学前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学前教育性质、各级政府职责、财政投入、管理体制、幼儿教师身份与待遇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据了解，关于制定《学前教育法》的建议与议案的数量，是“两会”教育建议与议案之首。
　　对于如何解决幼儿园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天津大学教授张凤宝建议，可以把学前教育纳入小学教育系统。她认为，目前学前教育主要面临着政府实际投入较少、供需比例失调、结构性失衡等问题，花钱少、质量高的公立幼儿园数量少且门槛高，入园难的现象依然存在。建议在小学设立免费的学前班或幼儿班，并纳入小学教育系统。在幼儿园大班尝试一年免费教育，在教学内容上降低要求并增加一名生活班主任。
　　安徽农业大学教授张自立等建议，政策应向农村幼儿园倾斜，要建设广大农民子女上得起、用得上的幼儿园。他们指出，我国农村幼儿的入园率只有约35%，农村幼儿园存在数量不足、布局不合理、教育经费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中西部农村地区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农村幼儿园布点稀少,只有极少数离乡镇较近的农村幼儿能接受正规的学前教育，原先许多村小附设的幼儿园也因为撤点并校而解散，农村幼儿处于“无园可进”的境地。在大城市的城郊接合处,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由于户籍、学费等原因无法享受学前教育,只能自行看护。张自立呼吁，应该依法规范和保证财政性农村幼儿教育经费的增长，逐步增加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适当向农村幼儿教育倾斜；在县、乡财政预算中，要对农村幼儿教育经费单独列项，做到专款专用；要充分利用中小学调整后闲置校舍、富余师资等资源，发展村办幼儿园；应允许建立简易幼儿园、托儿所和“看护点”，确立简易幼儿园的标准,使这些幼儿园合法化并接受政府管理,促使它们提高质量，并逐渐发展成为规范的幼儿园。
　　 点评：学前教育应该建立起一个以政府办园为主导的体制，公办幼儿园应提供一个相对优质的、比较均等的学前教育服务，让所有的公民都能够有机会进入公办幼儿园。同时，应鼓励各种机构来办幼儿园，企业办的、民办的，我觉得都应该允许。我也不太赞成马上给一些幼儿园封顶，因为办园有不同的标准，对那些办得非常有个性的、非常特别的、成本非常高的幼儿园，你要给它封顶，首先要对它进行成本的评估。当务之急是加大投入，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建设力度。
　　二、关于“虎妈”式教育
　　临近2011年春节，一本在美国引发教育方法口水战的书籍《虎妈战歌》，改名为《我在美国做妈妈》在中国市场开始销售。争论的战场也从《时代周刊》等美国媒体，移师到国内的报刊。
　　所谓“虎妈”，说的是美籍华人、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她对两个女儿的要求非常苛刻，如不准在同学家留宿，不准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每门功课至少得到A，甚至不准在练琴时喝水、上厕所等。在她的严格管教下，女儿出类拔萃，成绩优异。
　　虎妈式教育具有普遍意义吗？北京师范大学庞丽娟教授认为，“虎妈”蔡美儿教育子女的方式是好还是不好，不可妄加评论，因为不了解她与两个女儿的亲子关系如何、女儿的人格和价值观如何。事实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既有相同的地方，更有许多不同之处。它不仅仅会给孩子传递生活知识和经验，更是孩子获得愉悦和安全的情感体验、放松心情、培养良好态度、性格和正确价值观以及强身健体的重要场所和平台。如果把家庭教育的功能窄化，甚至过多、过早、过于严厉地教孩子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则是陷入了误区。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认为，以“虎妈”为代表的中国式家教受到世界关注，我们要有自信，更要有自省。以中华民族尊教重学、惜时苦读、注重基础、父母垂范等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理念和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教育规律，也是与中国的国情和民族性格相适应的。我们应该对这种优秀文化抱有信心。同时，“虎妈”的做法中确实还包含了很多片面和消极的内容，比如，过度强调严格管理，过度强调父母意志，在某种程度上忽视子女的意愿和学习主体性，等等。这些做法都是与教育规律相违背的。
　　儿童文学作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汤素兰对于“虎妈”蔡美儿的教育方式进行了具体分析，她认为“虎妈”具有特殊性，不能够轻易学习和复制。她指出，蔡美儿是大学教授，家庭教育资源丰厚，她在严格要求孩子的同时，也能给孩子提供很多帮助，这与大多数中国父母是不同的。西方的家庭更尊重孩子，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更平等，孩子的身心更健康和自由，他们的才能、天赋和创造力也更容易发挥。东方的家庭教育也有长处，如父母的高期望和严要求、对教育的高投入等。所以，最理想的家庭教育应该是东西方结合，取长补短，是父母努力成为孩子的朋友、生命的教练和成长路上的“拉拉”队员。这就意味着父母既要尊重孩子，也要能引领孩子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点评：家庭教育不应剑走偏锋，而应该因材施教。虎妈也好，猫爸也好，都不是绝对的。也许虎妈的方式到猫爸那儿行不通，猫爸的方式到虎妈这儿也行不通。最好的教育，应该是根据教育的规律、根据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来实施。在孩子发展的不同阶段，要针对孩子的性别、个性，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父母亲要做到与孩子一起成长，用自身的榜样，用自己和孩子一起学习的行为影响孩子。
　　三、关于大学自主招生
　　从2003年部分大学试行自主招生开始，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而2010年底所谓“北约”（以北京大学为首的高校自主招生联考同盟）、“华约”（以清华大学为首的七校联盟）、“工约”（以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8所以工科见长的高校组成的联盟）的正式形成，则拉开了高校招生战争的大幕。这个时候出现的问题，自然就成为媒体广泛热议的焦点之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在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高调质疑高校自主招生变成了“小高考”，建议取消自主招生。他指出，随着自主招生规模的扩大，其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在给学生带来了更多压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成本，加大了教育的不均衡。
　　缺乏公信力，这是对于自主招生的另外一个批评。有调查显示，超过5成的受访者认为自主招生过程不够透明，近6成受访者认为权钱交易不可避免。这样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有人指出：“在各地相继爆出的各种高考加分政策往往成为特权俱乐部的现实语境下，能见度缺乏的自主招生难免带给公众类似的想象。”曾有媒体报道，在一次自主招生考试中，考出高分的基本上是那些平时成绩差的学生，这不能不引起公众的质疑。
　　不过，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高校自主招生改变了过去统一高考的招生模式，使具有特长的学生有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选择，有利于高校根据自身特色和学生特点培养创新型人才。南昌大学副校长朱友林认为：“高校自主招生改变了过去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唯一招生模式，让考生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权，这就是进步。社会应当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对待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尝试，而不是寄希望于通过一种考试模式解决高考招生制度中存在的所有问题。”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也指出，自主招生的方向是对的：“高校招生考试越多元越好。为什么天天期盼高校招生考试多元化，可等到多元化来了又否定它呢？” 来自贵州大学附属中学的郭子仪校长更加旗帜鲜明地说：“自主招生，搞比不搞好。我们迟早要迈出这一步，不能因为现在有弊端，就不动了。”他举例说，“多元化总是好的。我１９８２年参加高考的时候，参加考试的有工人、农民，甚至有刑满释放人员。大学要像个大熔炉，这样才有大学的氛围。而现在的大学，招的学生太同质化，这种大学肯定缺乏创造性。”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用复旦的案例，说明了自主招生的价值，并且希望未来中国的每所高校都能拥有依法自主招生的权利。他介绍说，复旦大学招生时对于考生有4个参考标准：一是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要有振兴国家的愿望，能肩负发展国家的重任，有很好的道德观。二是有比较扎实全面的中学基础，不仅要有知识，还要会学习，对自然、对社会、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三是有良好的交往沟通能力，对社会上的问题很关心，热心参加社会活动，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四是在某一方面特别有优势、有天赋、有爱好。他指出：“复旦加入‘北约’，是出于为考生减负的想法，复旦的自主招生考试实行多年，模式已经很成熟，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但为了方便考生，我们觉得加入一个联盟也是好的，与我们同为文理综合性大学的北大正好邀请我们，所以复旦选择加入‘北约’。 ”他同时认为，一边全国统一高考、一边自主招生的“双轨制”的成本很高，考生负担也重。所以，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学校，完全实行自主招生，应该是高考改革的方向。
　　理想中的自主招生什么样？自主招生应该如何改革？对此，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主张，自主招生应该全部放开，“为什么我不能自主挑选学生呢？你要靠我培养，对我却没有基本的信任”。他指出，真正的自主权包括名额、方式、命题、录取都应由学校说了算，但现阶段因地区差异、公立大学等原因，这些都还做不到。
　　点评：高校自主招生是高考改革的根本方向，也是高校最终能够办成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一个途径。没有高校招生的自主权，就没有整个高考制度改革的成功。因为高考制度改革，主要是加大选择性，一是学校选学生的选择性，二是学生选学校的选择性。现在这两点都没有。今后的可能一是学生可以选择很多学校，有很多学校给这个学生发录取通知书，由学生自己来选择。二是学校可以选择学生。过去高校没有自主权，招100个学生就给你120份档案，还要求从高分到低分选，如果选了低分不选高分的要写出理由，录取低分的学生，还有可能被投诉。如果能给学校一点权利，总的来说是好事情。
　　四、关于“教育特区”
　　2011年3月初，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像往年一样，用教育黄皮书的方式提出了设立教育特区的建议。他认为，应该仿照“经济特区”的做法，在全国选择10个以上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区域，由中央确定为国家教育特区，赋予一系列的权力和优惠政策，允许这些区域在全面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试验中先行先试。
　　周洪宇提出，可以选择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省级行政区域（含直辖市），二是较低层级（市州或县区）的地方政府辖区，三是省级政府统辖下的高校联盟（或大学园区），亦可考虑地理相邻的跨行政区划的高等学校。首要的条件是这些区域必须具有“思想解放、有强烈的改革创新意识、敢为天下先”的领导团队。此外，还可以将现有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升格为“教育特区”。在这些教育特区，率先对我国公共教育服务体系进行重构，建立起政府主导、实施公共管理服务，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监督和评价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周洪宇认为，教育特区的“特”，最终应体现在教育体制创新的带动作用上，要像经济领域制度创新涌现出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那样，培育出一批区域教育突破的典型，“这些教育特区应承担起历史使命和责任，成为全国教育领域实现科学发展的示范区和排头兵”。
　　其实，教育特区的提出，多少与南方科技大学的横空出世有关。作为教育特区“雏形”的南方科技大学，在2011年“两会”前就引起了空前的关注。2011年2月，教育部正式批准南方科技大学筹备招生，3月1日，学校正式开学。但是这一切与校长朱清时希望招收博士生等方面的梦想仍然相去甚远。朱清时对此深有感触地说，世界上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有一个普遍规律，每一个国家的高校都是多元的。他把南科大比做中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一块“试验田”，他和他的团队会尽最大的努力把它耕耘好，等待收获。即使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最后并没有预期的那么理想，那么它的成长过程也会成为下一批教育改革者的经验。对于南科大的未来，他始终充满信心。遗憾的是，在2011年6月的高考中，教育行政部门还是要求报考该校的学生参加统一的高考，结果造成管理团队的分离。
　　点评：办学的关键是要有有理想的教育家。大学要有有理想的大学校长，中小学要有有理想的中小学校长，幼儿园要有有理想的幼儿园园长。朱清时就是有理想的校长，我们既然选择了他，就应该给他充分的空间，给他充分的自由，而他也不会轻易地辜负这样一种期待和希望。朱清时的整个改革思路，包括实行导师制、书院制等，都是与国际接轨的，也都是符合教育内在规律的，在当前的中国需要这样的探索。
　　五、关于创新拔尖人才
　　国际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竞争的关键是创新拔尖人才的竞争。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对于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对于提升科学研究水平，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继2010年“钱学森之问”之后，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问题，再次成为2011年社会关注的热点。
　　南京林业大学校长余世袁认为，基础教育对人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自主创新要从娃娃抓起，应大力培养中小学生的创新精神。
　　中国科技大学钱景仁教授表示,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应该为培养创新拔尖人才作出贡献。他建议，要改变教学方法，通过教学和科研的结合,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活力。例如,学校可以安排大学生在三四年级进入实验室接触专业；鼓励大学生利用假期跟教师接触，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课题的初步研究，拟定一些基础性的计划。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指出，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不论是大学校园内还是社会上，不论是教育、科技领域还是各行各业，都存在不利于创新的文化和环境。我们的政策导向过于追求科研成果的数量，过于注重短期的成效。各种基金和项目申请、各种荣誉和科技奖励，以及教师职称评定等都与论文的数量、与“出成果”的速度挂钩，各种科研评价最终都要落到可以量化、能够看得见的指标上。对于那些探索性强、风险性高、时效性长的创新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在思想急躁、急功近利的氛围下，教师和科研人员很难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提高质量和水平上。这样的评价体系，导致教师和学生都不敢也不愿进行高风险的探索性研究，不敢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因此也就很难产生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重大成果，很难产生大师级的杰出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最缺乏的不是人才，而是人才创新发展的文化和环境。
　　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张泽院士对我国当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以及科研单位中的“官本位”思想给予了严厉批评。他指出：“当一个人热衷功利的时候，还会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所急需的人才吗？当功利心取代了好奇心，我们的科学家还能淡泊名利，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继而取得创新性成果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也认为，着力吸引和培养创新人才，“要改革完善鼓励科学创新和核心技术创新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在研究机构、大学和企业中建设卓越的科学和技术创新基地，在加强政策引导的同时，应充分尊重科技人员的创新自主权，尊重创新探索的自由。要进一步改革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与管理模式，鼓励竞争合作，完善监督评价，提高创新活动绩效，并为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前沿探索营造良好的国际交流合作环境”。
　　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则提出，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也是创新拔尖人才施展才华的重要舞台。应该充分发挥企业在培养创新拔尖人才方面的作用，建立创新人才激励机制，使人才与企业形成长期利益共同体，增强企业持续创新的能力。
　　为了尽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认为很有必要探索在部分海外优秀人才当中建立“特殊人才护照”的制度。其实，围绕人才的竞争已由企业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流动已成为普遍现象。美国之所以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就是因为开放的移民政策促使其从全世界汇集了最优秀的人才。目前，全世界科技移民总人数的40%到了美国，在美国拥有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计算机专家中有50%是外国出生者。在世界许多国家中，承认双重国籍，是吸引优秀人才的国家战略之一。由于我国《国籍法》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有双重国籍”，致使没有中国国籍的海外人才在中国生活会面临上学、居住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此，我主张，尽快设立特殊人才护照制度，以人才护照替代大部分国籍政策的职能，以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同时，扩大对原籍中国的高层次留学人员与海外华人的适用范围，对他们在大部分权利与义务上实施“同等国民待遇”。特殊人才护照的申请对象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愿意长期居留中国的外国人才及其家属，如果愿意放弃外国籍可以直接申请加入中国籍；二是原籍中国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凡具备硕士学历,或在国内纳税超过一定额度、具备高层次人才标准、在边远地区工作且保持一定收入者，都可以直接申请特殊人才护照。如果能采用以上两种方式来减少相关制度对人才流动的阻力，吸引海外优秀华人回来，吸引优秀的外国人到中国来服务，那么，中国在国际人才政策上的创新和思想解放，就会使中国成为一个能够吸引、会聚世界优秀人才的国家。
　　 点评：要从体制机制等方面根本上解决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问题，制定创新拔尖人才培养的政策。第一，建议制定明确而刚性的政策，鼓励学校为创新拔尖人才培养设立“特区”，对于那些在某一领域具有超常素质或有特殊兴趣的学生，要采取特殊的招生、办学、管理模式。第二，建议尽快在北京、上海等地选择少数学校进行试点改革，将已经在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方面取得成功经验的学校，改造成为面向特殊创新与拔尖人才培养的学校。一方面让这些学校承担起培养创新与拔尖人才的任务；另一方面让他们规范办学，不与其他的公办学校走同样的道路。第三，建议系统研究开发一系列创新拔尖人才的识别技术与标准，建立与完善创新拔尖人才培养的教育模式与教育标准，形成大学、科研机构、社会教育机构与企业等社会教育资源，有效参与创新拔尖人才培养过程的社会支持系统。第四，建议制定保障拔尖创新人才出路的措施，保证创新拔尖人才能够进入理想的大学，在高考和大学直通道方面，要有一些特殊的政策。
　　此外，中小学择校问题、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学生课业负担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高校的去行政化问题、代课教师问题、高中教师与大学教师的待遇问题、企业职业教育退休教师待遇问题等，也是今年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评述了。
　　（责 编 子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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