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了一个人图片_“图片上少了一个人”

　　30多年前，在黑龙江鸡西，张大力的父亲往家里拿回来一张图片。这张图片上，周恩来居于画面中央，手里捧着玫瑰和马蹄莲的花束，而毛泽东和朱德分别立于周恩来的两侧。在他们的身后，一架绘有“八一”字样的中国包机停靠在跑道上，一名工作人员正从机舱里往外搬运行李。
　　图片是根据照片制作而成的（见Ｐ74），而照片的内容显然是周恩来的同事们欢迎他出访归来。尽管高级干部之间这种迎来送往的场合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但照片却抓取了一个亲切的瞬间，人物的表情相当传神：周恩来面朝毛泽东，似乎正在和毛泽东打招呼；他看上去精神良好，丝毫没有长途旅行后的倦怠。毛泽东居于画面右侧，双手交叉，神态从容，注视着周恩来的眼睛，而朱德站在周恩来左侧身后。他们似乎刚刚谈起某件趣事，画面上的人物都流露出了轻松的笑容。尽管不知道他们彼此交谈的内容，但他们的笑容让画面显得颇有感染力：这次迎接似乎并不是政治礼仪的需要，而纯粹是迎接老战友的私人会面。
　　但图片的文字说明却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事实上，和图片上三位人物的轻松神态相比，照片的背景非常沉重：
　　1964年11月，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坚决回击了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党的恶毒攻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受到毛主席和朱德委员长以及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
　　张大力的父亲将这张图片带回家的时候，距离画面中的历史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图片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已经在1976年间先后去世。张大力回忆不起父亲将图片带回家的具体时间。他能够确定的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已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结束。
　　父亲准备张贴这张画图片。他们打开它，端详许久，想必还要在墙上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在张贴图片的时候，父亲颇为迷惑地对张大力说：
　　“图片上少了一个人。”
　　
　　一
　　
　　在张大力位于北京郊区宽敞的工作室里，隔着30多年时间，我们看着张大力的父亲带回家的图片，可以讲出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文革”结束后的几年，仍然是中国政治最微妙、最紧张的时刻。人们相信，这张图片在那时候出现，不会是偶然的事情。即便是最底层的中国人，经过几十年政治运动的洗礼后，也掌握了一套完整的解读政治动向的理论。那些富有仪式感的事物：党报报道中出现的名字、高级干部的排名顺序、照片、画报、在电影正式开演之前放映的《新闻简报》等等，都受到高度的注意。人们从中揣测高层人事的变动，以及中央对某些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因此，这张1964年的照片重新被制作成图片发行，不由得不让人们顽固地相信，周恩来重新出现在画面中央，并且以如此亲切放松的状态站在他的战友之间，必定有某种原因。
　　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但很难得到验证。高层级的政治生活一直隐藏在文字和影像的迷雾背后。1949年以来，人们见识了太多诡谲的政治变动：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突然上升到高位，接受群众的欢呼和拥戴，然后以更快的速度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受到谴责和践踏。受到公开或不公开批判的高级干部，不得不离开权力中心，但其中极少数人也有可能获得谅解，从而重新掌握权力――邓小平就是最好的例子。在高层政治起伏不定的波澜中，周恩来的稳固地位是很罕见的。从1949年开始，他开始担任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从那时候开始，尽管党内排名有起有落，他就没有离开过位于北京中南海的国务院中的办公室。作为政府首脑，周恩来始终兢兢业业地配合党的领导人――无论是毛泽东、刘少奇，还是林彪和王洪文――管理国家，勉力维持经济正常运行。但稳固的地位并不意味着顺遂的政治处境。许多年以来，政治运动的风向摇摆不定，到了“文革”后期，除了毛泽东，几乎所有高级干部都不免有岌岌可危之感。人们认为周恩来有一种牺牲自我、委曲求全的性格，他受到江青等继起的政治人物的挤兑，其困难处境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传到民间。1976年他因为疾病和积劳而死，死后引发了群众大规模的自发悼念。
　　1976年的清明节，人们集聚在天安门广场，那里到处悬挂着周恩来的画像、花圈、挽联和手写的诗歌。朗诵、阅读和传抄诗歌的热潮久久不退，让中共中央内的实权人物――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感到紧张。毛泽东虽然还在世，但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王洪文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为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但在生命的晚年，毛泽东陷入了反复的自我否定。他开始怀疑王洪文是否具备接班的资历和实力。悼念周恩来的群众集会，实际上是对可能的权力安排的无声抗议（一直有传闻说，张春桥将接替周恩来的位置，出任国务院总理）。有些悼诗写得相当直白。其中一首诗里有这样的句子：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所以，当整个清明节的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人们并不感到意料。
　　大规模的甄别和清洗随即展开，所幸，随着毛泽东在几个月后去世，“四人帮”被捕，华国锋叫停了清查运动。悼念活动得到了有关部门肯定，被看作是要求推翻“四人帮”的民意表达。随后，藏匿在民间的悼念诗词结集出版，书名为《天安门革命诗抄》――“反革命事件”就这样变成了“革命”的壮举。
　　发生在周恩来死后的事件，帮助周恩来最后一次从争议的漩涡中脱身出来。他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得到了维护，他被看作一个鞠躬尽瘁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最重要的助手，中国人潜意识里的良相和能臣式的人物。人们真心地怀念他――这一切都表现在了张大力的父亲带回家的那张图片里。
　　然而，到底谁从图片上消失了呢？30多年前，人们对政治的态度绝对是谨慎的。祸从口出，谨言慎行在政治运动中是明哲保身的不二法门。张大力的父亲是个普通的电厂工人，从来没有和自己的儿子深入探讨过任何政治话题。“图片上少了一个人”――这句含糊的话也许只是他张贴图片时一句下意识的嘀咕。张大力没有追问，父亲自己也忘了这句话，本来应该出现在图片上的那个人，再次消失在了时间的河流里面。
　　
　　二
　　
　　1982年，张大力离开东北老家，到北京上学。毕业后，他拒绝了组织的安排，没有回东北老家安分守己地进一家出版社做美术编辑，而是选择留在北京。张大力的父母崩溃了。对一个普通的电厂工人家庭来说，出一个大学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张大力没有工作、没有户口、没有收入，变成了一个为正常社会所不齿的流浪汉。
　　整个80年代里，张大力是梵高的崇拜者。我觉得，与其说是梵高影响了张大力，还不如说《梵高传》的作者欧文・斯通给他的影响更大。斯通讲述了一个天才艺术家的故事：他不被时代所理解，却依然创造出无与伦比的作品，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梵高传》有一种罗曼・罗兰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气息：也许正是这种气息鼓舞了穷困潦倒的中国艺术家。然而，随着80年代的终结，这种影响很快就消失了。1989年，张大力去了欧洲。在欧洲，他第一次看到了梵高的真迹。梵高那些尺幅不大的作品让张大力大失所望。
　　有一瞬间，他觉得自己过去一直生活在误解――对梵高的误解，对西方的误解，对艺术潮流的误解――当中。他觉得自己甚至误解了中国。当他放弃一切追求艺术的时候，同学中头脑灵活的人已经发现了商业机会，通过开印刷厂赚到了第一桶金。出国6年后，他从欧洲回到北京，差不多仍然一无所有。老同学吃饭，都是别人埋单。一切必须从头开始。
　　差不多10年之后，张大力才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并且有能力为朋友聚会埋单。他的工作室里集中了他这些年的主要作品：照片记录他早期创作的涂鸦和一些介乎涂鸦与装置的作品――残垣断壁之上的大光头；他画油画――政治波普风格的，尺幅很大。除了这些，他还做装置。工作室里有一件规模相当大的作品：几十匹马组成一个方阵，上面骑着一群农民工。我们走进工作室的时候，一个北京郊区的农民蹲在地上，正往一匹马标本的皮毛上涂抹什么东西，张大力解释说，这里太潮湿了，马脚都裂开了。
　　看到这些作品，我会自然地想起美术评论家巫鸿的话来：中国艺术家的胆子太大了；他们真的什么都敢干。
　　如果继续干下去，张大力有可能变成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家：大胆、无视规则、在政治和商业之间保持微妙而模糊的平衡。艺术品市场也能够很方便地将他归类。但他却对那些被修改的视觉形象着了迷。
　　
　　三
　　
　　张大力想起了父亲许多年前的喃喃自语：“图片上少了一个人”。这个迷惑的句子回到他的脑海，让他重新思考中国当代历史，是他成为职业艺术家很久之后的事情。
　　到底是谁，应该却没有出现在图片上？2003年的一天，张大力决定找到他。没有费多少时间，他就发现了那个不翼而飞的人：刘少奇。
　　1964年迎接周恩来访苏回国的欢迎仪式规格很高。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悉数出席。在记者当年拍下的照片里，刘少奇站在毛泽东的左侧，位于画面最右边。和朱德一样，刘少奇戴着一顶便帽，面露笑容。尽管毛泽东的眼光近距离地直视周恩来的眼睛，但在摄影师摁下快门的一刹那，周恩来其实在看着刘少奇。
　　在公开场合，人们都将刘少奇看作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二人的关系在延安时期就十分紧密。刘少奇是革命的理论家。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他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新说法，将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提升到仅次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位置。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国家主席，刘少奇是第二届国家主席，毛泽东多次表示，自己从党中央主席的位置上退居二线之后，接替他的将是刘少奇。
　　但这些承诺最后没有兑现。“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写下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将其张贴在中南海内的办公场所。这篇檄文的锋芒所指正是刘少奇。刘少奇很快失去了权力，随后又失去了自由，尽管他手持《宪法》，竭力维护自己作为国家主席的尊严，但还是受到了严酷的肉体和精神虐待。在党的会议上，刘少奇被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他被遣送到外地，1969年病逝于河南，死后又被剥夺了真实姓名。刘少奇的骨灰盒上写着一个陌生人的姓名：“刘卫黄”。这是对一个人及其政治影响所能实施的最彻底的消灭。
　　
　　四
　　
　　从刘少奇被打倒的那一天开始，他的形象就被丑化成漫画中的小丑，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焚烧他的头像画报。新闻照片被篡改，在暗房中，有人精心地将他的形象从合影里剔除出去。根据新照片制作的报刊和宣传画上，刘少奇严肃的面孔消失得干干净净，就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尤其是那些本来用于反映刘少奇和毛泽东亲密关系的照片，后来变得极度不合时宜，删削就成了一项迫切的工作。
　　沿着这条线索，张大力开始寻找那些照片上的失踪者。1959年4月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会后他与毛泽东并肩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后院里接见了全国人大代表。照片上的毛泽东开怀大笑，大步向前，刘少奇则略显拘谨，落后毛泽东半步――几年之后，照片上只剩下了毛泽东孤独的身形。
　　另一张迎接周恩来访苏归来的照片拍摄于1961年，画面上有三个人：周恩来位于左侧，面向右侧的毛泽东，两人紧紧握手，而刘少奇站在二人中间――这张照片刊登在1964年1月号的《民族画报》上，而在197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主编的《纪念周恩来总理》画册里，刘少奇消失了。
　　不止是照片，其他视觉形象也不例外。油画《开国大典》中，刘少奇站在毛泽东身后，这幅画也被交付给作者董希文，要求修改。这是《开国大典》的第二次修改。在第一次修改时，画家去掉了中央政府副主席高岗的形象――1954年，高岗被指控从事分裂党的活动，被打为“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首犯。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他当时试图挑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才遭致大祸。高岗于1954年自杀身亡，他的形象随即从《开国大典》上消失了。
　　作为一个视觉艺术家，张大力对暗房和画室中的修改手法并不陌生。他饶有兴趣地发现，长期以来，这套手法被用于塑造普通人对政治的认知。每当发生新的政治运动，修改视觉形象就成了制度性的反应。
　　寻找照片上的失踪者是一件让人难以割舍的工作。从2004年开始，张大力沉湎于故纸堆，搜寻同一张照片的各种不同版本。发现越来越多――在不同的年代，出于不同的目的，人们对一张底片做了种种修改。一个人在这张照片上出现，在另一张照片上消失，又在第三张照片上重新显影――这种暗房的魔术背后，掩藏着一套视觉的密码。渐渐地，张大力觉得，当代中国一些最重要的变化，就藏在这套视觉的密码背后。
　　
　　五
　　
　　张大力陆续找到一些照片的不同版本。这些照片出自同一张底片，但在读者面前却呈现出不同的形象，将它们并置在一起，历史的视觉密码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
　　删除照片上原有的人物是最常见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抠去刘少奇的影像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出于同样的理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也从毛泽东身边消失了。1958年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的照片中，彭真本来和毛并肩而立（见上图）。彭真被打倒后，他在照片中的位置被一个工作人员的背影所取代。
　　1978年出版的画册《纪念周恩来》中使用了1938年10月的一张合影，周恩来的右边站着朱德，左边则是一片可疑的空白。12年后，另一本画册再次使用这张照片，空白消失了，彭德怀赫然出现在那里（见P77）。
　　有一些修改是为了突出主要人物。1943年毛泽东与陈云、林伯渠等人的合影被修改成一张单人照；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读中央政府成立的公告时，董必武站在他的身后，为了使这张照片上的毛泽东更加醒目，董必武常常被修掉，取而代之的是天安门城楼上的窗户。类似的做法不计其数。有时候是为了构图上的单纯，有时候是为了突出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比如在毛泽东检阅八路军的照片中修掉陪同人员，甚至单纯为了美化人物的形象――在延安庆祝朱德六十大寿的宴席上抓拍的一张照片中，毛泽东不巧闭着眼睛，摄影师在暗房中施以巧手，最终的照片上，毛泽东的眼睛睁开了，摄影师还顺带修掉了毛泽东嘴角的两缕髭须。
　　有些修改兼有突出主要人物和政治的双重原因。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同时出现在第一节全军运动会的主席台上时，天正在下雨，两名工作人员从身后给毛周二人撑起了伞，唯独朱德表现出军人的本色，冒雨站在台上。1977年的《人民画报》发表这张照片时，制作人员对照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不仅修掉了可能被非议为特殊化的伞，还删掉了三位主角背后所有工作人员，增加了原图片没有拍到的LOGO和代表军队历史的年份数字。这些修改将照片的构图从横构图改成了直构图。
　　将两张照片拼接成一张照片，以满足叙事情节的需要，是一种常见的造假方式。大量雷锋照片都有这种嫌疑。宣传画报喜欢将一个相同的雷锋形象放置在不同的背景下，结果出现了同样穿着的雷锋以同样的姿势和工具铲土，背景却截然不同的图片。
　　有些修改的原因看上去非常微妙。摄影师为雷锋拍摄半身照时，雷锋背着一支步枪，他的右手伸在胸前，牢牢地抓着枪的肩带，一截白衬衫袖子露在军装袖口外面――《解放军画报》的编辑没有放过这个细节，这截洁白的衬衫袖子在照片上消失了（见Ｐ73）。但这样做是为什么呢？难道一截衬衫袖子会动摇人们的革命意志？或者，一个雷锋式的英雄人物应该回避干净的袖口？也许只有决定和负责修改照片的人才能理解这一切。
　　在寻找和展示这些照片的过程中，张大力常常会回想自己的一生。他想起自己在“文革”中度过的青少年时光，他接受的全部教育，都在鼓励他准备和革命的敌人作斗争，保卫伟大的领袖，必要时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有些人真的因此送了命。但回过头去看看，敌人并不存在。连敌人都是虚构出来的：革命的道德根基早已经被暗房中的手脚掏空了。
　　
　　六
　　
　　和30岁以下的艺术家不同，张大力这代人在寻求自我定位的时候，很难完全离开历史和政治的因素。不同版本的照片和照片上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政治人物，对年轻人来说，只是干瘪的历史符号。但在张大力的记忆里，他们活生生地存在过，曾经还决定着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包括张大力自己的生活。
　　20多年前张大力决定退出体制的时候，并没有感到特别恐慌。在80年代中期，少数人已经可以在制度的缝隙中找到生存的空间――特别是在北京这样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艺术界经历了十分活跃的10年，宽松的气氛鼓励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张大力最早流浪在圆明园一带。这里后来形成了一个画家村――20年之内，类似的画家村依次又在798、草场地、宋庄等地兴起，现在成了中国当代视觉艺术的中心。
　　80年代中期的圆明园还很荒凉。和张大力一起流浪的艺术家里，有后来著名的戏剧导演牟森、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等人。这段经历让他们避免了被体制同化的命运，让他们保持了对艺术的专注――尽管所有生活在那里的年轻人都有过挨饿的经历，但比起学校里和体制内的生活，这段时间令他们有机会切近地观察中国的变化，并为自己的作品寻找母题。
　　要理解中国的变化，需要对历史有同情和理解，还要有一点特别的幽默感。今天的中国，很少会听说艺术家会穷到吃不起饭的地步。世纪之交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行情已经相当看好。张大力有些做生意的同学开始考虑重新捡起画笔：画画比开工厂更挣钱。真的有人关掉工厂，在画家村里租下房子，开了工作室。不过好光景也没能延续几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当代艺术品市场低迷至今。有人又关掉了工作室，打算去开饭馆。张大力由衷地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么有趣的一个时代。”
　　这个有趣的时代的确有过一个严酷的母亲，那些被修改过的照片就是证明。张大力觉得，照片上的历史是第二历史――“在近60年的时间里”，“差不多一直指导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以及家庭观念”的照片，是历史本体的影子，它们“可长可短，可虚可实”，取决于利用它们的人。
　　即便是当今这个有趣的时代，也仍然有其严酷的一面。很多北京的艺术家村眼下都受困于拆迁问题。北京郊区的土地越来越值钱，当年把地租给艺术家的村民都觉得自己吃了亏，有些村子干脆想让艺术家退回土地，好开发房地产。张大力所在的草场地比著名的798还要远，夹在一片拥挤的民房（大多租给了外地人）、菜市场、小超市、理发店和垃圾回收站之间。没人知道这里什么时候会变成北京城区的一部分。
　　张大力那个关于拆迁的作品显然还很有生命力，但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图片的版本学研究上。
　　篡改过的照片是不可能穷尽的。 “政治评论家们已经指出了世界现代史中出于政治目的对照片的屡屡篡改”，张大力的策展人、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说，这种篡改并非偶然个案，“而是官方摄影的一个基本和内在的机制”。
　　找到篡改过的照片并且展示出来，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也很容易就会穷尽一个人的一生。这个工作的有趣之处在于：“图片上少了一个人”――但他不会永远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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