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和革命的区别 [谣言:清末革命党的政变利器]

时间：2019-05-11 03:25:2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辛亥革命作为一个扭转历史、牵涉极广、影响久远的大事件，与之相关的人与事，百年后看来都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感，更何况当时那些身处时势剧变之中、茫茫然不知未来将向何处去的困局中人。从辛亥八月到壬子二月间，中国几成一充斥着谣言的“八卦世界”。吴宓就感慨：“吾辈今日处此，如在梦中，外间真确消息毫未闻知，实为不妥之至。”叶圣陶也觉得当时各类消息互有异同，莫衷一是，真假难辨。
　　报纸公开“造谣”
　　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现代转型之路已走了五十多年，上海、广州、北京等大城市开始成为全国的新闻中心，并与欧洲诸国间的信息流动接轨，其中最重要的中转传播渠道当然是新兴的电报。不过就国内新闻而言，各报往往把最强力量放在本地和北京，其余仅是在重要城市设置一二访员，且薪金微薄，消息的可靠性很难得到保证。而就国外新闻而言，当时即使是路透社电也不会直接送中文报纸，中文报纸要发布其新闻需要从西文报转译，更无论其他外国通讯社。
　　正因辛亥时期的报纸如此运作，谣言也就从空隙中生产出来。以当时报纸的集中地上海为例，《时报》、《申报》、《新闻报》、《民立报》等大报报道革命的重要形式就是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东京、柏林、巴黎、伦敦等“寰球世界”的电文。表面上看，这些电文来源广泛，让读者足不出户即能知道革命形势，而实际上其中却充斥着各种不可深究的谣言。像一外国通讯社凭道听途说就发新闻说荆州、沙市等地满人屠杀汉人，“惨状”不堪目睹。宋教仁、徐血儿等革命党人马上跟进炒作，利用其大做文章来鼓吹反满的急迫与必要，而假装对此消息来源的可靠性一无所知。
　　“民贼”亦是当时谣言的一大主角。革命后没几天，袁世凯在《民立报》北京专电中已被侠士所杀。据守南京、纵兵杀人的江南提督张勋则在南京专电中被路人看见手持人心购买豆腐，然后以油煎之，下酒甚乐。
　　在满人和“民贼”被全面“污名化”之际，革命领袖则在报纸电文中被塑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神话故事。来自东京的电报就说黎元洪在甲午战后游学日本时即成了革命党，且在好几年前已拟定了起事文告。
　　无论是满人、“民贼”的“污名化”，还是革命领袖的“神话化”，都是革命正当性来源的一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塑造“国际观瞻”。
　　在清末，稍大的政治变动都脱不开洋人的幕后推手。武昌起事后，革命党担心的一大问题就是列强是否承认，因为如果不承认，“革命足招瓜分之祸”的担心将愈演愈烈。在国家主权完整基本已成时人共识的情况下，这种担心对革命的正当性伤害尤大。
　　从当时的“友邦舆论”看，各国实际上对革命支持与反对互有。蔡元培、章士钊等人在国外不断“发明”有利于革命的电文、译稿，以借此向公众塑造革命获得列强认同与支持的印象。
　　在德国，革命刚起，蔡元培就试图发电给上海报馆，大意谓“外国均赞同吾党，决不干涉，望竭力鼓吹，使各地响应”，后又加入“孙文举袁世凯为总统事”。为何蔡氏添加孙举袁为总统这样属于空穴来风的故事呢？据他分析：
　　孙之推袁，确否固不可知，然此等消息，除离间满、袁之外，于半新半旧之人心极有影响。外交亦然，如德国政界推服袁甚至，……请公（吴稚晖）以英文电示此讯，并勿参疑词，以便传示德报馆，易于取信。（《蔡元培全集》第10卷）
　　在英国，章士钊则奔走往返于住所与电报局，剪贴整理各大报纸关于革命的报道，“择议论之袒己者”，每日一电或数电发回上海，这样的电报往返足足坚持了一个多月。
　　革命狂热催动谣言传播
　　大城市里的公共空间和消费市场则是当时谣言制造与传播的第二个温床。辛亥革命时各种各样的政治集会都会在马路街道、开放私园、民间会所等城市公共空间中举行，这些集会的演说、誓词、讲话很多都意在激发革命狂热，灌输革命已取得巨大进展，并一定会取得最后成功的理念。如1911年11月24日宋教仁在广肇会所募饷会议上通报湖北情形时，基本不提北洋新军已大兵压境，而是宣布武昌“军精饷足，可支十年”。12月2日张园募饷大会议，袁恒之则言之凿凿前几天汉阳失守消息乃是传说，即便“地方或有暂时之疏虞”，但“我汉族四万万同胞之心终不失守”。
　　这些前后矛盾、含糊其词、夸张失实的言论，会依托公共空间产生，经由纸媒放大，由谣言而变成被听众所接受的真理，最后竟然发展到报馆发布真实消息就被暴民捣毁的程度。马叙伦就回忆：
　　袁世凯叫冯国璋攻破了汉阳，上海各报不敢发表，因为那时人民宁信《民立报》为宣传捏造的消息，而对于真实的如革命军失败的消息，就会打毁报馆的，《申报》、《新闻报》就被打过。（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之前》）
　　城市中发达细分的消费市场则让政治与生意纷纷挂上了钩，其中最多的就是各类书籍的出版。这些书的内容中谣言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民贼”张勋的各种丑史、野史就在那段时间大量出版，连其爱妾小毛子也能够“博得新书卖几文”。明明学社就出版有《小毛子传》，书中夸张地写道，张勋七十三岁，小毛子却年方十五。
　　更有一则匪夷所思的小毛子轶事广为流传：南京光复后，小毛子未能和张勋一起逃走，被革命军捕获。此事立刻吸引了各方注意。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就建议把她押解到上海，陈列张园，任人参观，每人收门票四角，以提充军饷。此事真假如参照《申报》新闻，基本可确定为谣言。不过，显然在城市公共空间革命狂热气氛的催动下，人们更愿意期盼的是小毛子在万人前的公开展览。
　　“狼来了”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在现代转型进程中已渐渐形成了以沿海口岸城市为主体的“洋世界”与以广大内陆城市、乡村为主体的“土世界”。“土”、“洋”世界间观念与信息的落差也催生了革命中的谣言。
　　很多时人都在武昌首义后立即把革命伟人与神秘的《推背图》、《烧饼歌》联系在一起，像黎元洪就被发挥为“元洪”两字隐含元末朱洪武崛兴之意。身处广东梅县乡间的黄药眠则听说孙中山法术高强，在被清兵团团围住、看似难以脱逃之际，却脚踏祥云腾空飞走了。
　　对那些在革命中有天下社稷、身家性命之虞的官员来说，每个事关时局动向的谣言，都是极大的刺激。郭沫若就认为像川督赵尔丰这样的倔强之人，到11月25日居然把成都和平移交出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讯息隔绝，他只能相信报纸上清廷已经灭亡的消息。
　　辛亥革命时期，谣言的制造与传播一方面确实对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起到了积极作用。章士钊就对其剪贴整理的电文颇为自得。连对手方也承认谣言的作用，说：“此次共和之成立，新闻记者实与有大功。譬如报告南军如何精强，如何雄猛，如何众多，铺扬厉。”
　　但另一方面，这亦是一把双刃剑，过多谣言震动了人心、时局、社会，使得“好乱者皆从而和之”，最终产生了“狼来了”效应。壬子中秋上海某地仅仅因为士兵聚谈，“人声嘈杂，旋即走散”，就马上传出谣言说军队今晚要哗变索饷，全城气氛顿时异常紧张。谣言的“制造”也改变了清末尚算不错的言论生态，而变得党同伐异，渐失底线。于右任就观察到辛亥革命后“发一言，论一事，异党以政见不同而争，同党以意见不合而争”，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连篇累牍地利用报纸来散播谣言，攻击对手。此种历史发展的吊诡曲折颇令人深思，也很让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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