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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枕草子周作人版本【周作人的讲演《人的文学之根源》的版本问题】

    时间:2019-04-12 03:31:0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周作人1943年4月在南京伪中央大学的讲演《人的文学之根源》,存在着多个版本。本文通过对这些版本的对勘,发现“《中大周刊》本”为周作人讲演的原始版本,现在通行的“《艺文杂志》本”则是经过作者修改与润饰后形成的。
      关键词:周作人;《人的文学之根源》;讲演;版本
      1943年4月,周作人应汪精卫之邀,前往南京就伪国民政府国务委员一职并讲学。这是周氏被解除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职务后,汪精卫为安慰他而特意安排的活动。周氏到达南京后,曾在伪中央大学作了两次讲演,4月8日下午的讲演题为《学问之用》,内容分两次刊登于南京伪《中央导报》1943年第3卷第37期、第38期,又刊《新流》1943年6月第1卷第3期;4月13日上午又至伪中央大学讲演,题为《人的文学之根源》,内容刊登于《中大周刊》1943年第97期,又刊1943年6月南京《真知学报》第3卷第2期。后周氏把这次讲演更名为《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发表于1943年7月1日《艺文杂志》第1卷第1期,署名“周作人”。4月14日下午,又至南京市伪模范女子中学和伪南方大学讲演。
      对于周氏在伪中央大学的讲演,钱理群先生在其《周作人传》中提到过:
      自然,他的梦话大都含有进谏的意思。比如,他在中央大学两次讲演(题为《学问之用》与《人的文学之根源》,后者经整理,正式发表时改题为《中国文坛上的两种感想》),在南方大学讲《整个的中国文学》,都是竭力鼓吹他的‘儒家文化中心论’的。{1}
      上述叙述大致正确,但在史实的处理上小有失误。首先,周氏在中央大学的两次讲演,皆有人作了记录,且讲演整理稿都发表了。其次,周氏1943年4月13日在伪中央大学的讲演题为《人的文学之根源》,《周作人传》认为该讲演稿正式发表时改题为《中国文坛上的两种感想》是错误的。此次讲演整理稿正式发表于《中大周刊》与《真知学报》时,题目没变,仍为《人的文学之根源》,只是发表在《艺文杂志》时,才更名为《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而非《中国文坛上的两种感想》。
      《周作人年谱》对周氏1943年4月13日在伪中央大学的讲演的记述,在史实上亦有不准确之处。《年谱》在该日记载:“上午至伪中央大学讲演,讲题为《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讲稿载7月1日《艺文杂志》第1卷第1号,署名周作人,收《药堂杂文》。”{2}周氏此次讲演题目为《人的文学之根源》,讲演稿发表于《中大周刊》与《真知学报》时,即为此题目。只是后来发表于《艺文杂志》和收入《药堂杂文》时,才更名为《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
      周作人讲演《人的文学之根源》,由于刊载于多个报刊,形成了不同的版本,计有《中大周刊》本(以下简称《中大》本),《真知学报》本,《艺文杂志》本(以下简称《艺文》本),《药堂杂文》本。笔者比较了这些版本后发现,《中大》本与《真知学报》本题目相同,同为《人的文学之根源》,但《真知学报》本删去了副题“——四月十二日周作人先生讲演”,但内容则不尽相同;《真知学报》本与《艺文》本题目不同,前者为《人的文学之根源》,后者为《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但两者内容完全相同。周氏后收入自编文集《药堂杂文》的本子与《艺文》本从题目到内容皆完全相同。现在通行的为《艺文》本,止庵编《周作人讲演集》{1}采用的就是这个本子。由于《艺文》本的流行,一般研究者误以为它就是周氏讲演的最初版本,不了解《中大》本作为周氏讲演的最早版本,更接近周氏讲演原貌。为了使研究者对这个版本有所了解,笔者特将其整理如下:
      人的文学之根源
      ——四月十二日{2}周作人先生讲演
      芮琴和、张月娥
      黄圭彬、陈继生 记
      各位同学:
      今天我在这里讲演,觉得很光荣,但也极不适当。因为我原来不是学文学的,不过欢喜看一点文学书籍,随便谈谈讲讲,实在不成为学术的研究。此次从苏州回来,打挹江门进城,路边现在海军部,它便是我三十年前游息的地方水师学堂的原址,所以我实在是一个武人。后来由日本回来,做了教师,教一些国文,实在教国文并不能算是研究文学。古人说班门弄斧,今天来这里讲文学,实在是很可笑的,简直是班门弄斧了。我平常时以为中国政治道德和文学上有两大思想,互为消长,在廿年前的《新青年》杂志上,曾发表一篇《人的文学》,这当然是少年气甚,胡说八道,但在现在看来,里面所说的话,加了廿余年历史事实的证明,觉得还有适宜的地方,今天所要讲的,“人的文学之根源”,大体和那篇文章相同,可以参看。(《人的文学》收入《生活与艺术》,中华书局出版)
      中国的政治和文学,向来有正统派的意见,但明代李卓吾,清代的俞理初诸人,往往言论不同于流俗,因此一般正统派认为是怪论,在那里惑世诬民,据我想来,亦未必然。我的意见,这便是我以前所谓两大思想,一派的出发点是人民,一派的出发点是君主,在文学表现上亦然,譬如在辛亥革命以前,大家翻印黄黎洲的《明夷待访录》,该书中“原君篇”云: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这可以说是一篇人的文学的根本原理。又如“原臣篇”中云:
      “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在明末清初,有这种言论,真可说是怪论,令人骇异,但在民主政体的今日,这种主张,也是平易不过的,《待访录》中“置相篇”云: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盖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
      黎洲的意思,天子的阶级,并不是至高无上,不过也是官阶之一,列在公侯之上而已。他的任务,是和公卿一样,处理国家政务,并不能大权独揽,暴虐恣睢的任意奴视人民。
      以上几节的文字,说得已很明瞭(了,引者注),但黎洲是近代人,我们再从古代经书里面,也可找出同样的言论,重要的还是在《孟子》里面,“尽心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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