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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贿父子兵”频发警示什么|频闪灯价格

    时间:2019-04-07 03:19: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当下的腐败现象,已经由官员个人犯罪行为,逐步发展成为家庭成员、党政领导班子乃至社会团伙的集团犯罪行为。这种既得利益格局性的腐败现象,对于执政党机体的破坏,对于社会公信度的损伤,对于公权力社会基础的危害,其严重的程度不言而喻。
      父亲当高管、儿子当托儿,烘托出不少垄断国企运行中权力垄断化、个人化、家族化的变异,因为他们是垄断企业,手中的资源是专营的、独断的,所以,只要制约一有松懈,制度一有漏洞,权力的翻云覆雨便能屡屡得逞。
      新闻背景:
      我国公权力腐败案日益呈现集团化,可谓案件不断,丑闻频频。继不久前重庆移动原董事长沈长富“父子受贿案”之后,最近又曝出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原董事长侯行知“受贿父子兵”经济犯罪案件,父亲当高管,儿子当托儿,疯狂敛财。侯行知借国企改制破产、协调上市、工程承接、人事提拔等等之机,收受贿赂625万余元,经其儿子侯彧“牵线搭桥”的涉及受贿金额多达374万余元。
      受贿岂容“父子兵”
      文/吴杭民
      一些国企高管不仅自己贪得无厌,公子们也耳濡目染主动或被动加入到受贿的队伍,屡屡上演着“受贿父子兵”的贪腐闹剧,这揭示了权力监督的失效正在逐步放大。
      沈长富单独或伙同其子沈俊成非法收受、索要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616万余元;侯行知收受的625万余元贿款中,经其儿子牵线搭桥的有6项、涉及受贿金额达374万余元。
      这几年,一些国企高管的贪腐胃口正在急遽膨胀。年初,由法制日报社指导的“2011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发布会”在京举行,这份报告告诉我们,2011年国企高管贪腐金额平均数是2010年的3倍多;2009年我国可统计的落马国企企业家有95位,2010年上升到155位,2011年则突破200位。
      父亲当高管、儿子当托儿,烘托出不少垄断国企运行中权力垄断化、个人化、家族化的变异,因为他们是垄断企业,手中的资源是专营的、独断的,所以,只要制约一有松懈,制度一有漏洞,权力的翻云覆雨便能屡屡得逞。
      鉴于接连发生的“父子受贿案”,重庆市国资委近日要求国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收入、房产、配偶和子女从业、移民、子女婚姻等14个类别情况。笔者以为,申报当然好,但只有不断严格地检查核实,才能发挥作用。而更好的方法,是把国企高管的申报情况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的监督。
      “受贿父子兵”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私利化
      文/殷建光
      据报道,在“掌权”期间,侯行知遇朋友交际应酬,常带儿子一起出场,心领神会的侯彧事后便去找叔叔伯伯承揽生意,甚至父子二人有时一起去收“贿金”,在贪腐之路上越走越远。而重庆司法界有关人士表示,“受贿父子兵”现象显示出在一些行业或领域,权力垄断化、个人化、期权化问题突出,国企内外部监督存在问题,导致少数高管将手中公权变成家族私权,通过家人“变现”谋取非法利益。
      说实在的,这种“受贿父子兵”的现象益发普遍了,而且也越来越隐蔽。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私利化。
      何谓权力私利化?就是一些官员把权力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源,尽情地开发利用,尽情地变成私人福利,努力地变成发财资本。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我们对权力的监督太软弱,缺乏对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机制,没有把权力装进监督的笼子。
      “受贿父子兵”现象危害很大。第一危害就是让人民权力封建化、世袭化,这是一种历史文明的倒退,是一种丑陋的复苏,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第二危害就是腐败丑陋集团化,父亲一代加上儿子一代,再加上他们各自的关系网,就会打造成一个受贿集团,其危害之大,不可估量。第三危害是让社会经济发展畸形,社会的发展应该靠竞争、靠科技、靠人才,现在却成了靠权力、靠关系、靠行贿,这样的发展只会发展出更多的社会矛盾。
      要铲除“受贿父子兵”现象,必须实行腐败惩罚连坐机制,就是一旦发现腐败分子,不但要严惩其本人,还要惩罚他的关系网,他的腐败集团,要斩草除根。
      “受贿父子兵”频频上阵,警示了啥
      文/奚旭初
      官员以权谋私,敛聚钱财,从前大致是走两条道。一是做“红顶商人”,又做买卖又当官,集公权、私权于一身,“消灭”竞争对手,坐享垄断暴利。二是利用职权贪赃枉法、贪污受贿。然而“红顶商人”早已做不下去了,贪污之道毕竟又是“刀口上舐血”,弄不好人财两空。于是有些官员就“以变应变”,让子女当“贿托”而“曲线受贿”,成了一些官员寻租的边门。在侯行知侯彧“父子受贿案”中,诸多行贿者异口同声说过一句话:送钱给侯彧,就等于是送给侯行知。
      “受贿父子兵”频频上阵,“曲线受贿”反复出现警示我们,在一些领域,权力垄断化、个人化、期权化问题突出,公权正在变成家族私权,通过家人“变现”谋取非法利益。另外,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的过程,即使是“曲线受贿”,其间不可能没有蛛丝蚂迹暴露出来。这些蛛丝蚂迹恰是对有关方面的提醒、警示。可以断定,在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中,贪官还会有更多“以变应变”的手段,如何及时识破贪官的“以变应变”,对反贪部门乃至现行的体制、机制,都是严峻的考验。
      受贿父子兵:腐败集团化令人忧心
      文/石飞
      其实,侯行知“受贿父子兵”案件,已经让人义愤不起来了,既是麻木和审丑疲劳,更是无可奈何和心灰意冷。许多年来,我国集团化腐败现象频繁出新,不断蔓延,愈演愈烈。这种既得利益格局的架构和膨胀,势必使社会公平正义日趋恶化,使官民矛盾、贫富矛盾日趋激化,以致社会难以安定和谐。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如何遏制和消弭这种集团性腐败现象?不是没有良策妙药。强化权力监督,把公权力关进“笼子”,让公职人员“赤身裸体”地在“阳光”下行使“公仆”之责。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反腐狠招实招。然而,在我们这里就是难以推行。譬如官员家庭财产公开,全民一致期盼,各方共同鼓呼,结果呢,时至今日仍一筹莫展。究其原因,就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格局在作殊死的阻挠和对抗。他们清楚得很,一旦真正实行了党政官员家庭财产公开,他们就会原形毕露,既得利益格局就会土崩瓦解,一切“特殊享受”和“利益垄断”都会“无可奈何花落去”。
      我们的抉择应该和必须是,彻底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从根子和源头上治理腐败,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稳定;否则,“人亡政息”的“最大的危险”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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