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书体畸变现象原因探析|畸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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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北朝书坛发生的原有书体的畸变现象，实源于南朝部分“淡辩之士”为哗众取宠而随意改易书体的结果，同时又与北朝后期复古之风难脱干系，可谓流风已久，积习难改。　　关键词：北朝书体畸变现象
　　
　　一
　　
　　自公元4世纪以来，新书风在江南东晋得到长足的发展，形成了“二王称英”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南朝，当时南方的书风新妍到了“媚趣”之极的王献之独领风骚的阶段。而北方士人则一方面盛行崔浩书法，另一方面，书法也在发生改变，但这种改变与南方不同，不是表现在新书体的产生，而是原有书体的畸变。正如江式《论书表》所云：
　　皇魏承百王之季，绍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陋习，复加虚造，巧谈辩士，以意为疑，炫惑于时，难以厘改。传曰：以众非，非行正，信哉得之于斯情矣。乃曰“追来”为“归”，“巧言”为“辨”，“小兔”为“？”，“神虫”为“蚕”，如斯甚众，皆不合孔氏古书、史籀大篆、许氏《说文》、《石经》三字也。（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
　　江式所关注的基本上是文字错讹混乱的问题，并要求以古人典范的书体为楷模，希望社会上通用的汉字能够有统一的标准，并符合文字的本原，而不是向壁虚造。
　　文字畸变现象的出现，是对北朝士人师承古老家传之学的挑战，也是遵守古法的士家学人所极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北齐颜之推认为，北朝书体出现“讹替滋生”的风气，实发源于江左梁大同末年，而波及北朝。《颜氏家训》云：
　　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佚，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前”上为“草”，“能”旁做“长”之类是也。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遂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馀，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宇，猬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
　　南朝在新书体的产生过程中导致的书体错谬现象，是萧梁间在上层帝王诸子中上行下效的因素导致的。南朝萧梁时期的庾元威《论书》中就对当时“祖述王、萧”而“浓头纤尾，断腰顿足”的“一”“八”相似，“十”“小”难分；屈“等”如“匀”，变“前”为“草”的缪讹大为不满（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北朝亦有相似之举。周文帝命赵文深刊定之所谓参合古意之书中必有与原来不同的字，大臣们自以为参合古意，仿照古人造字之法刊定社会上的纰缪之字，却又造就了不少为正统文人不能认同的字。马宗霍《书林藻鉴》（卷七）说：“高齐局促，书亦往往相类，绝少异同。宇文泰志欲复古，尝以隶书纰缪，命诸臣刊定六体，故书亦思参古意，然则刻鹄不成，但觉伧塞。”周文帝刊定的六体文字到底有哪些，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些在今天看来是别字的文字看，当时确实是将某些字作为法式颁行社会。如“百念”为“�”，“言反”为“燮”，“不用”为“�”，“更生”为“�”，此类文字不仅仅是某一人某一碑所用，其能流行于时被社会所认可，则必定是出自朝廷的规制，并非某人的随意创造。
　　
　　二
　　
　　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年)以苏绰发表《大诰》为标志的文风复古运动，与书体畸变现象来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载：
　　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
　　这段记载说明文风复古运动的目的，是要革除有晋以来文章浮华的弊病。从政治原因来说，这一文风复古运动是宇文泰、苏绰改革中央官制，仿《周礼》建立六官，以及在“朝仪”、“车服器用”方面的复古等一整套改革方案中的配套措施。宇文泰“性好朴素，不尚虚饰，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周书》卷二《文帝纪》）。文风复古必以三代商周为旨圭，其用意是针对汉族士大夫崇尚往古、赞美三代的传统心理，以显示自己渊源有自，而与南方的萧梁争夺正统，增加号召力，争取汉族士大夫的归心和支持。赖非说：“北朝后期，书坛上刮起过一股复古风，不仅文字复古，文化复古，连政治体制、官职也模仿周礼。书法也受了这一大气候的影响，时间可推到北齐。”
　　北朝后期，复古风一刮，写篆、隶的人猛增，书写时用篆、隶书体与真书杂糅，也许是为表明自己的多识，以拙笔来追求一种古趣。怀旧与好古时常出现于社会文化现象当中，启功在谈论古代书写者的创作思想所崇尚的不同标准时指出：“自真书通行以后，篆隶都已成为古体，在尊崇古体的思想支配下，在一些郑重用途上，出现了几种变态字体。”（《古代字体论稿》，第11页）其中之一便是隶楷杂糅。所以说，隶楷杂糅现象是在复古观念引导下的有意行为。但北朝后期书家本来就没有写古文字的功底，结果搞得书体杂七杂八、不伦不类。但复古的结果，虽然使篆、隶又在碑刻中出现，但已是仅得其皮毛而失去其精神。启功谓之：“杂糅字体，不过是掉书袋习气而已。”（《古代字体论稿》，第11页）
　　所以说，北朝文字畸变现象，发展到北齐、北周之际，在时人强烈的崇古之心，炫耀于时的心理作用下，与当时流行的复古之风合流，从而导致了更严重的书体变态结果。
　　
　　三
　　
　　为了纠正文字使用中的混乱现象，早在北魏立国之初，公元425年，太武帝就下达过整齐文字的诏令，见《魏书・世祖纪》：
　　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事，故令文体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也。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
　　文字从来就是统治者实施王政教化的根本，北魏立国之初当然会加以重视。当时“颁下远近，永为楷式”的这些“新字千馀”，每字是备“篆隶草楷”四体还是某一体，于史无证。但所谓“初造”，不是“创制”意义上的造，而是对“传习多失其真”的俗写文字的“错谬”予以订正，制定出标准体，以示“轨则”，便于通行。
　　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江�孙江式曾发起过一次编辑大型字书的工作，欲撰集字书四十卷，名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上篆下隶，以匡正时风。公元514年，江式向宣武帝呈交《论书表》述其撰集《古今文字》之缘由，说：
　　夫文字者，六艺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后，今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又曰：“述而不作。”《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皆言遵循旧文，而不敢穿凿也。（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
　　江式之所以上此表，是以维护传统古法为己任，旨在矫正当时在北方的书体讹乱的现象，更为正字工作的重要性张目。
　　之后，北朝政府还多次起用精于文字之学的人来刊定文字。黎景熙被周文帝征召入关，《北史》记载：“正定古今文字于东阁。”另有，冀俊“以书字所兴起自苍颉，若同常俗，未为合礼。遂启周文，释奠仓颉丛先圣、先师”（《北史》卷八二《冀俊传》）。冀俊对当时的“常俗”之字甚有看法，他试图通过祭奠文字的创始者仓颉来与俗字相对抗。平民书家李铉也曾与工书人韩毅同在东馆教授齐神武诸子，他“以去圣久远，文字多有乖谬，于讲授之暇，遂览《说文》、《仓》、《雅》，删正六艺经注中谬字，名曰《字辨》”（《北史》卷八一《李铉传》）。
　　然而，既使是在政府乃至书门世家的大力倡导下，书体畸变也未能制止。书体畸变现象的发生，正如江式所云，是“世易风习”的结果，也是“俗学鄙习”影响所致，同时又是部分“淡辩之士”为哗众取宠而随意改易的结果。所以，恐怕是文字错讹流风已久，积习难改。
　　
　　参考文献：
　　[1][唐]令狐德菜撰.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校点本.
　　[2][北齐]魏收撰.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校点本.
　　[3][唐]李延寿撰.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校点本.
　　[4]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5][唐]张彦远，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
　　[6]启功.古代字体论稿[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7]马宗霍辑.书林藻鉴书林纪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8]赖非.崔鸿丛志铭[J].书法艺术报，197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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