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以来大陆元结研究述评_研究述评

　　摘 要: 1994年以来的元结研究较以前有深入,表现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质量上有所提高,尤其是元结散文研究进一步深化。但研究范围却日益狭窄,基本上集中在元结诗歌与新乐府运动、元结散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的研究上。本文认为,元结研究的全面性需要进一步开拓。
　　关键词: 元结 新乐府运动 古文运动 全面性
　　
　　孙望先生校《元次山集》出版后,一直到文革结束,元结研究才渐渐展开,从1979年到1993年,出版专著1部,论文23篇,元结研究的各方面内容均有涉及,如元结与地方文化有6篇论文,元结思想研究有3篇,但最重要的是元结诗歌研究,专著1部,诗歌理论和《箧中集》研究7篇,山水诗研究1篇,乐府诗研究2篇,最薄弱的是散文研究,仅有2篇论文。可以说,这一个时期为元结研究拉开了序幕。自1994年以来,元结研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所以,本文就1994年以来的元结研究进行分析。1994年以来,元结研究的成果有公开发表于各类期刊的论文35篇,其中诗歌研究16篇,散文研究8篇,其他11篇;另有1篇硕士论文:《试论元结与新乐府运动》;论文集《中国山水的艺术精神》中收录陈佐中、隗芾《元结与柳宗元山水记之比较》1篇。下面进行综合分析。
　　
　　一、元结诗歌研究
　　
　　学者们讨论最多的是元结在唐代诗歌演进中的地位,并且几乎一致认为元结的诗歌创作对以元稹、白居易为领袖的中唐新乐府运动具有开启和示范作用。姬沈育说:“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的唐代文学,经历了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重大转变,这个变化在诗歌上的一个显著标志,即以元结为代表的写社会人生、写生民疾苦创作倾向的出现。元结这种创作倾向表现出不同于盛唐诗坛的特点,而对中唐的新乐府运动起到开启和示范作用。元结也因此成为盛中唐转折时期一位具有鲜明过渡特色的诗人。”[1]P26-28何林军说:“元结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的诗论与创作不仅对以元稹、白居易为领袖的中唐新乐府运动起到了开启与示范作用,而且促成了整个中唐写实诗风的隆兴,同时对后世历代诗歌创作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称得上是一位具有过渡期特色的杰出诗人,不愧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先驱。”[2]
　　若诚如上所言,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习惯上,人们认为杜甫才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如此看,谁才是新乐府运动的真正先驱呢?许总先生认为元结及《箧中集》诗人“表现出完全一致的创作倾向与风格特征,客观上已形同一个旗帜鲜明的文学流派。同时,将这些诗人与杜甫比较,在时代性特征扭变的程度上更为突出。杜甫诗在总体倾向上固然已变理想为写实,但其集大成的容量与转益多师的态度显然也包涵容受了开元天宝诗坛的艺术精神与创作经验。元结及《箧中集》诗人则与此截然不同,他们倡扬复古,故亦表现出对陈子昂、李白的承续,但从根本上看,他们反对的主要目标并非齐梁而是开元天宝诗坛本身,……从这样的角度看,元结等诗人无论在文学主张还是在创作实践上所表现出的‘独挺于流俗之中’的鲜明印记,无疑具有更强烈的时代变革性效果”。[3]P40-46在和杜甫作用的比较中凸显了元结之于时代变革的更大意义。而何诗海先生认为:“从元结的诗学理论、创作实践、诗作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元结对新乐府诗人和新乐府运动的影响,远远比杜甫重大,元结创作新乐府的时间,也比杜甫早,并对杜甫产生了影响。所以,元结才是新乐府诗的创始人,才是新乐府的真正先驱。”至于元稹、白居易“在追溯‘风雅比兴’的源头时,却绝口不提元结,只引杜甫为同调”的原因,何诗海先生认为:“从客观上讲,元结的创作理论可以给人养料,其诗歌形式也可以成为一种样板,但其讽兴时事的创作成就并不高……以杜甫为标榜,远比为元结后继的号召力大得多。就这样,他们悄悄地绕过元结,远举《诗经》,近标杜甫,从而遮掩了新乐府运动的因缘脉络。”另一方面,“中国学术史、文学史有宗经、征圣的传统,这种传统极大的影响了儒士文人的心理特征,使他们在著书立说中动辄托古自重,或引时贤为标榜,从而造成了许多扑朔迷离的公案。元结的被忽视、被冷落,正是这无数公案中的一桩”。[4]P17-20
　　而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谈论这一问题的是梅新林先生。他在论文《元结与皎然:中唐诗歌复兴的南北先导》中指出:“元结与皎然,一生活于北方文化圈,一生活于南方文化圈;一于安史之乱前夕进士及第,一于安史之乱期间遁入空门;一为入世之儒生,一为出世之诗僧;一以承续文学道统自居,一以出入佛道形成自己的诗学体系,……然而,由于两人生年相继,时代相同,即都处于盛唐盛世及唐诗创作高峰过后滑向低谷的特定时期,都面临着如何迅速走出低谷、登上新的创作高峰的挑战,而且也都十分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所肩负的重建唐诗、复兴唐诗的历史使命,因而在各自不同的理论主张中又显示出了相同的时代趋求,彼此对立互补,相反相成,从而共同奠定了中唐诗歌重建的理论基础,成为中唐诗歌复兴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的理论先导。”“如果说元结是从太宗、‘四杰’、陈子昂那里找到并进一步发挥了文学‘教化论’,开了中唐文风革新之先河,那么,以皎然《诗式》为代表的诗律诗法研究的复兴则无疑与初唐上官仪、沈宋等声律理论有着更为密切的承继关系,成为中唐诗歌重建之诗律建构的理论先导。”同时,梅先生也指出了元结的局限性和元结对中唐文坛的影响:“比之陈子昂和元白,元结……更强调‘变’与‘异’的方面,因而也就更易走向极端化,带有更多的矛盾和偏颇。”“元白虽然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元结的规讽理论,但却抛弃了元结一味复古而转向现实。……元结的复古主张对韩孟诗派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王运熙先生则干脆视孟氏(郊)为《箧中集》一派的直接承继者。……后代有不少学者以元结为中唐古文运动之先驱。”[5]P76-80这样,元结这一文学现象就被置于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中,不至于简单化。
　　从更为独特的角度研究元结的则是王佑夫,他认为:“鲜卑族较有系统的诗歌理论批评,还是到了唐代才得以出现,他的代表人物是元结和元稹。”并且认为:“我们从宏观考察唐代汉语诗歌思想史,如果说他存在着重缘情与重功利两条线索,那么,重功利的一条线索,则主要是由少数民族后裔的著述构成的。……鲜卑族后裔元结、元稹,匈奴后裔刘禹锡的观点,以及尤为人们所熟知的龟兹后裔白居易的主线,的确给出了不容置疑的证明。”这个独特角度的意义,作者也有明确的认识:“以重功利的思想核心为基础,形成他们倡导与追求民间歌谣所具有的质朴浅易的诗风与表达方式的共同性,从而在唐代汉语诗坛上独树一帜。”“也许是历史的烟尘基本掩没了这些文人的民族特性的缘故,所以研究者似乎尚未从民族学的角度思考,……然而愚意以为,这恰恰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王佑夫先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一文学现象的产生,除了这些少数民族后裔所共同面临的现实生活及所接受的汉儒诗学传统外,是否还与他们心灵深处所残留的难以觉察的原有民族意识及当时他们所处社会地位等等因素有关呢?”[6]P55-60
　　具体到元结诗歌、诗论的特点及其对新乐府运动产生什么影响,学者们的看法也基本趋于一致。高林广先生认为元结的诗学思想特点是:“振发风雅,关切时政是元结诗论的主导倾向,而古朴雅正,以真气发愤词则是其一贯的审美追求。”“倡导古朴典雅、浅切、直朴的诗歌风格,崇尚五言古体,反对诗歌形式的多样化。”并且从诗论方面加以概括了元结对新乐府运动的影响:“元结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新乐府运动’起到先导作用:首先,他强调诗歌的功用就是端教化、通讽谕,而这也正是元白‘新乐府’理论的核心内容;其次,他提出了‘系乐府’这个概念,用新题写时事,这又深刻地影响到了元稹的乐府诗的创作准则;再次,他的20多首新题乐府诗大量采用总序、小序方式来揭示题旨,申述本事,这一方式为白居易新乐府诗所采用,并进而形成为‘首句标其目’的创作范式;最后,他倡导古朴简切的写作手法,反对合乐歌唱的诗体,这又与元白乐府诗之平易简切以及不以入乐与否作为衡量乐府诗标准的理论相同。”[7]P41-43何林军认为元结诗论的特点是:“元结继承并发展了儒家诗论的“风雅”传统,也即儒家所认定的《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元结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有关诗歌必须为政教服务的传统主张,这是其诗论的核心内容。”“元结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有关诗歌应文质得当、文风端正的主张,倡导古朴简切的诗歌风格,反对过分讲究形式美的倾向。”同时也从诗论和创作两方面概括了元结对新乐府运动的影响:诗论方面,“元结诗论开启白居易‘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之诗论的先河”,“元结诗论开启白居易‘风雅比兴’之诗论的先河”,“元结诗论开启白居易‘真切通俗’之诗论的先河”;创作方面,“元诗开启新乐府描写时事的主题取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树立了描写时事之题材内容的榜样”,“树立了关心民生疾苦之情感倾向的榜样”,“树立了揭露黑暗现实与腐朽势力的榜样”;艺术形式方面,“影响了新乐府‘首句标其目’的艺术形式的形成”,“开启了新乐府宽松自如的艺术形式之先河”,“拓展了新乐府质朴真切的语体风格之先路”。[2]
　　至于元结对唐以后诗歌的影响,日本学者高桥幸吉在《元好问和元结》中指出:“元好问将元结视为自己的远祖,诗中多次提到他。元好问从政治、隐逸、文学三个方面评价元结,评价较为客观,元好问也正是在这三个方面受到元结的影响。”政治上,“元好问一方面为没有元结那样的突出政绩而感到遗憾,另一方面又为自己未能像元结那样辞官归隐而感到愧疚”。他对元结的隐逸观“高度认同”。文学上,元好问“只强调元结诗歌不拘声律以及长于五言古诗的特点”,元好问有一首《舜泉效远祖道州府君体》,第一次提出了“元结体”,其特点是:“首先,他用的是五言古诗,……其次,诗歌前半部分将古老的舜泉与舜帝史事传说结合起来,交叉写出,后半部分表明自己清浚舜泉、终老泉畔的愿望,全诗显得高古淳澹;其三,语言平易,古朴自然,说明元好问舍弃了元结体中奇险、聱牙等不足。这与元好问自己所提倡的‘要枯淡,不要没咀嚼’;‘要奇古,不要鬼画符’相一致。”[8]P143-146,150
　　总的来说,元结诗歌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元结与新乐府上,其他方面没有开拓,如梅新林先生所谈到的元结对韩、孟的影响也还没有深入探讨。
　　
　　二、元结散文研究
　　
　　总体上概括元结散文成就的有两篇文章:熊礼汇先生的《“救时劝俗”与“追复纯古”――元结古文创作论》和姬沈育的《试论元结的散文成就》。
　　熊礼汇先生根据元结的《文编序》把元结散文分为两个时期:“丧乱前”和“丧乱中、后”。“丧乱前”的古文的特点用“‘刺世嫉邪,戒君警臣’八个字概括。他揭露最多的、批评最严厉的,是君臣的无道、风俗的败坏和士人道德的沦丧”。元结“天宝时独作古文”的更深意义是:“1.元结的古文戒君警臣,直以前代亡国教训相告,并非耸人听闻,而是当时确实出现了‘祸发’的种种迹象。2.当时察觉‘祸发’迹象者绝非元结一人,他敢于为文刺世疾邪,看似‘愤世太深’,实乃悯世忧道甚切所致;可见,元结的‘独作古文’,是与他不谐于俗、独具批判意识联系在一起的。3.由于利用古文创作表达‘怏恨于当世’的心绪,又想借以达到‘填陷阱于方正之道,推时人于礼让之路’的目的,就使其古文有了迥异于人的风格取向和独特的艺术精神”。“元结在丧乱中和丧乱后所作古文,仍然保持了前期创作的基本特色,但‘救时劝俗’的倾向日渐突出。这显然与他前为处士、今为官员的身份变化有关,角色的转换,也影响到他对古文文体的选择。前期所作多为杂文体裁,后期多为应世之文和铭文”。“欲概括其总体艺术风貌,似可借李商隐所说‘其文危苦激切’和晁公武所说‘其辞义幽约’,合而言之。所谓‘危苦激切’、‘辞义幽约’指的是文章义深辞简而出言严厉、激切”,主要采用三种表现形式:“一是托寓言以寄怀”;“二是独白直言以述其志”;“三是假问对、诘难以伸其意”。而形成以上特色的原因,则“不能忽略他的人格精神和‘追复纯古’的诗、文革新观念”,“还与他特有的散文审美观有关”。元结“复古于三代,而不是像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人主张复古于魏晋以前,或像后来韩愈主张复古于东汉之前”,“当时古文家如‘(李)华文辞绵丽,少宏杰气;(萧)颖士健爽自肆’,均未彻底摆脱骈体影响的文风有异”,“追复三代之古,体现以儒学古道为本的艺术精神,直面现实,敢于刺世疾邪以警世、救时,心语相应而辞义幽约,戛戛独造,彻底摒弃排偶、绮靡之习,而能自成一家,这是元结在天宝年间‘独作古文’的特点,也是他能遥领韩愈古文革新之先的原因、意义之所在”。[9]P1-10
　　姬沈育高度评价了元结散文之于古文运动的贡献。姬沈育认为:“内容上,其创作为古文的发展留下了一个关心现实、面对社会的优良传统。”“次山散文内容最为杰出之处,是那些以讽刺笔法抨击日趋腐败的习俗风尚和益见浇伪的人情世态的篇章。”“对统治阶级的无情揭露与批判,是次山散文创作的另一重要内容。”“真实反映人民疾苦并表示诚挚、深切的关心与同情亦是次山散文创作之重要内容。”可以说,“在古文运动前期,元结是最注重创作之积极社会内容的作家”。当古文运动的先驱日益偏离批判现实精神、走向空疏时,元结“用富于积极社会内容和现实意义的创作,纠正着那种空疏明道、力张教化的偏颇,对古文运动的发展起着补偏救弊的作用”。“中唐时韩、柳继起,他们虽标举‘文以明道’,但决定其创作生命的,还是深刻的现实精神。正因其把古文同现实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创作出大量富有积极现实内容和深刻思想的作品,而不仅是用古文去空疏肤廓地演说儒家义理,才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这正是对元结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形式上,其创作革新了语言体式,改造、拓展了某些旧文体,开创了杂文等一些完全以古文表达的新文体”。“次山革新文章体裁的成就则更令人瞩目。首先,他改造了一些汉魏以来逐步形成发展、至齐梁基本定型的传统文体”,如章奏、碑志、铭赞,在元结笔下都成为议论纵横的文体;“其次,元结还拓展某些前代虽已形成但尚未充分发展之体裁。这突出表现在杂记的创作上”;“次山革新文章体裁的最大成就就是开创了一些完全以古文表达的新文体。这主要指其杂文的创作”,“次山之杂文,短小精悍。他喜用象征、比喻、想象、夸张之笔法写出奇崛冷峻的文字,又特别善于讽刺”;“寓言文在文学史上一般认为是柳宗元完成的。其实次山之《恶圆》、《恶曲》及已佚之方国二十国事等,已是完整的寓意深刻的寓言体作品”。“他的创作总结了散文革新的成就,预示着文体改革和散文创作新局面的开始,是唐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0]P6-10,23
　　而从某一方面论述元结散文成就的有熊礼汇先生的《论元结山水铭文的修辞策略和美学风格》,张玉顺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论元结的杂文》,王立群的《游记的文体要素与游记文体的形成》,以及陈西平、张鸿晶的《中国山水游记散文的渊源探微》。
　　熊礼汇先生从山水铭文这一角度来探讨元结散文的特点及其对唐宋古文家特别是柳宗元的影响。“元结今存山水铭文17题27首,约占全部古文的六分之一”,对于欧阳修等人的批评,熊先生认为:“元结好为山水命名、制铭,别出心裁,不乏奇思异想,名奇铭奇,诚或有之,却不能将‘其文章用意’归于‘惟恐不奇’,实是另有审美追求,能以独特的修辞策略创造独特的美学风格。”元结的山水铭文之作,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标举和宣扬‘君子之道’、‘君子之德’”;“二是表现作者耽于水石‘惬心自适,与世忘情’的人生乐趣”。“元结为其撰写铭文的山水……是一些久已荒芜,不为人知,或本来就很一般的无名山、石、溪、泉。……作者描写此类无名山溪地貌特征,总是极言其形胜之异,夸张形容,以耸人听闻。……作者对山水审美价值的肯定,并未限于……其自然美,还在于对蕴涵其中的人文精神充满赞赏、向往之意”,这就是元结铭文的修辞策略和美学风格,“借无名山水宣扬崇高的道德精神”。“山水铭文写作是元结古文革新活动的重要内容。从山水铭文的美学风格和修辞策略,也可看出他为文主张复三代之古,大胆干预现实,既刺世疾邪,又导扬讽喻的特点”。“从艺术承传的角度看,不能说韩、柳古文的修辞策略,没有受到元结山水铭文借无名山水阐说、宣扬仁让、忠孝道德之理的影响。只是元结山水铭文所借之物,所明之理都过于单一,而韩、柳古文所借之物更丰富,形形色色,不拘雅俗、美丑,所明之道则更贴近现实人生。至于柳宗元作山水游记,本属借日常生活经验(过程)以明道,但其‘中多寓言,不惟写物之工’(何焯语),‘寓意至远,令人殊难为怀’(储欣语),‘借小丘以寓慨’(吕留良语),‘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茅坤语),或‘借题发论’(陈天定语),或‘借题写意’(沈德潜语),或‘借境抒情’(过珙语),当从元结山水铭文修辞策略变化而来。只是柳文更偏于借山水言志抒怀,体物精细、风格含蓄亦不同于元文”。[11]P22-26
　　张玉顺则具体评述了元结的杂文,他认为,元结杂文“以入仕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多是愤世嫉俗之作,主要写于天宝六载(747)至天宝十二载(753)之间”,“对当时污浊的社会状态,元结是异常愤恨的”,“揭露统治阶级的贪婪残暴、自相夷戮,关怀广大人民的患难疾苦,是元结前期杂文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入仕以后,所作多表序、奏议和游记,杂文较少,而且内容、风格较前期杂文也有所不同,多批评官场,笔锋也不甚犀利”。[12]P56-59
　　从山水游记的历史发展中论述元结山水游记散文地位的有王立群的《游记的文体要素与游记文体的形成》和陈西平、张鸿晶的《中国山水游记散文的渊源探微》。
　　陈西平、张鸿晶认为:“元结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开辟了游记散文的先河,随后的唐宋八大家形成古文运动的滔滔洪流,并以他们自己的创作实践,把游记散文真正推上了文学的殿堂。”[13]P64-66而王立群认为:“柳宗元游记的重大文体缺陷是游踪记写的不明显。游踪是游记中最为重要的文体要素之一,游踪的有无是区别山水游记与山水记的惟一标尺;游踪的详略是区别文学游记与地学游记的重要标尺之一。”“柳宗元游记游踪记写的不明确源于柳宗元的游记脱胎于记载一山一水的山水记,而且与中唐作家元结的山水记承传关系最为密切。”“元结写下了许多山水记名篇,如《右溪记》等,这些山水记对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影响甚大。这种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表现为二者在山水描写上的一致,二是表现为在文体特征上的一致性。所谓文体特征上的一致,主要是指二者所写一是纯粹的山水记,一是带有山水记胎记的山水游记。”[14]P155-160连元结的缺点也一并继承下来,也说明元结对于古文运动之重要性。
　　从比较的角度来谈论元结散文特点的是邹文荣的《陆龟蒙“文似元道州”辨析》和陈佐中、隗芾的《元结与柳宗元山水记之比较》。
　　邹文荣“根据林希逸陆龟蒙‘文似元道州’的说法,将元结、陆龟蒙的文作以比较,揭示他们在作品在内容与形式等方面的相似点”,内容上,“元结与陆龟蒙的部分作品都是表达对社会现实的诸多不满,义愤填膺,真实的情感溢于言表;而在另一部分作品中,如描写与农民、渔翁相处的作品又都显得快乐逍遥,自在洒脱”;形式上,“龟蒙与元结之作都是丰富多样的。篇幅都短小精悍,以小见大,以细明微,出以寓言,杂以讽刺,多用比喻、联想、夸张等形象化的手法,在艺术构思上也都是出奇生新,不同寻常”,“元结之文多趋于劝君、改政,陆龟蒙则多为怨世、不平之作”,“元结‘惯于赤裸裸地从正面来揭破上层社会的画皮,不留一点儿情面’。‘只要有可能,他还是要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斗争的’。对昏庸的君主,始终抱着愚忠,对封建王朝始终存着希望。因而他的作品充溢着向上的旷达与洒脱。而陆龟蒙则对效忠朝廷早已丧失了信心,早破灭了希望,在文中多有生不逢时,难以大展宏图的哀怨与忧愤”。[15]P43-46陈佐中、隗芾认为:“元结初步确立了以杂记体作为山水散文的基本表达形式,使游记取得独立地位。并综合运用写景、抒情、议沦多种表达方法,使游记文学焕然一新,柳宗元则以描摹山水的高超技巧和情景交融的鲜明特色使唐代游记臻于完美。”“元、柳的山水记各有侧重:元重说理、柳重抒情。”“元结的山水记大多以铭序形式表现。……元记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基本上体现于这些警诫性的铭词中。概括地说有两方面:一是规劝人们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二是表达作者遁世归隐的思想感情,这是元记思想内容的主流。”“元记中也有寄托作者身世之感的,那就是元结山水记的代表作《右溪记》。”“柳宗元的山水记更多的是‘长吟哀歌,舒泄幽郁’。柳宗元在山水描写中渗透了独特的内心情志,营造‘旷’、‘奥’两种意境,含蓄蕴藉地表达思想感情。”元结思想上受道、佛影响大,仕途顺利,所以“较少身世之悲,幽愤之叹”,“情感不如柳记强烈”;柳宗元援佛入儒,以佐教化,“律动着一股与命运相抗争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而柳宗元相对于元结,发展的地方在于:“用细致的笔触简洁准确地刻划景物,具体可感,生动形象”,“多角度地描写景物”,“动静结合,形神兼备地描写景物”。[16]P445-451
　　
　　三、结语
　　
　　1994年以来,元结研究的特点有:1.趋向深入,同时相对集中。这一时期,元结与新乐府运动进一步深入,从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实践两方面,对元结与新乐府的影响进行了全面概括。但元结诗歌研究也局限于元结与新乐府运动,前一时期提出的论题被忽略了,如聂文郁先生的《论元结的山水诗》,就谈论了元结诗歌的其他题材。2.元结散文研究有了大的进展。1994年以前,仅有王琦珍的《略论元结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和方伯荣的《元结〈右溪记〉的艺术特色》两篇文章。但1994年以后,出现了8篇论文,涉及各种文体。3.元结研究的范围仍相对狭窄,其诗歌研究局限于诗人与新乐府运动,元结散文研究范围虽然稍广,但其重心仍在古文运动这样一个较为狭隘的范围内,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元结研究不能走向全面化,同时也使元结研究不能更进一步深入。总体上说,元结的独特性仍然需要我们去探索,其作为一个转折时期的诗人和散文家,我们不能仅仅谈论他“启后”的一面,还要谈论他“承前”的一面,而且,他的“启后”可能也不仅仅限于新乐府运动、古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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