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申政变”始末研究]埃及政变始末
时间：2019-01-01 03:25: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壬申政变”是隆万交替时期朝中人事的一次变革,是该时期各种矛盾不断激化、演变的总爆发。本文通过对当时朝中包括皇室在内的各方势力和张居正、高拱的性格等的分析,指出该事件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高拱张居正“壬申政变”原因
高拱―隆庆遗诏任命的首席顾命大臣,在新皇帝登基后不久即被无情地驱逐出京城,并终身不得离开原籍。本文揭示了该事件背后复杂的原因,使读者更加深刻地理解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一、局势骤变―“壬申政变”之发生
高拱,字素卿,新郑人。[1]高拱传,卷二百十三嘉靖嘉靖二十年考中进士,从此踏入仕途,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官至内阁首辅大学士,深受隆庆皇帝信任,临终遗命令高拱、张居正等为顾命大臣,辅佐将要登基的九岁的万历皇帝,“遵守祖制,保固皇图”。[2]然而,在万历皇帝登基六天之后,一场驱逐先帝遗诏辅政大臣的突发事件在丰天门前上演,以两宫太后和万历皇帝的名义发出的诏令,称“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3]令其即刻交出柄权,卸去华衮威服,青巾布衣离京,“僦骡逆行,囊箧夺攘无遗”。[4]其狼狈样使人不禁感叹官场的残酷和无情,富贵和地位的得失就在朝夕之间。
高拱被逐,是他人生的一个悲剧,更是其政治生涯的终结,也预示着隆万交替时期的一次重大的人事变动,由李太后、冯保、张居正等组成的新的政治联合体正在慢慢产生。
二、对“壬申政变”原因的分析
1. 各种矛盾的激化
在当时朝廷中,与高拱之间利益之争最激烈的莫过于张居正。高拱和张居正都曾是裕王府的旧臣,裕王登基后,“居正与故所善掌司礼者李芳谋,召用拱,俾领吏部,以扼贞吉,而夺春芳权”。[1]《张居正传》,卷二百十三高拱在这两人的周旋下,加上隆庆皇帝“甚重拱”,在隆庆“三年冬,帝召拱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重回内阁”。[1]《高拱传》,卷二百十三
两人曾在隆庆初年有过一段时间的密切合作,推行一系列新政策,部分扭转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在局势日益好转的时候,处于主导地位的高拱愈来愈独断专行,“既渐得志,则婴视百僚,朝登暮削,唯意之师,亡敢有抗者”。[5]且在隆庆皇帝心中,高拱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可靠首辅。隆庆皇帝在颁给高拱的一道敕文中称他“养气极其刚大,为众人所不能为;析理入于渊微,发前哲所未发。……盖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勋”。[6]这势必引起同为内阁首辅大臣的张居正的不满,成为矛盾的一个来源。另外,高、张二人在密切合作和相互器重时,也滋长着猜疑、嫉妒和戒备防范。《明史・张居正传》记载,高拱的门客向高拱告密说张居正收过徐阶子三万金贿,“拱以诮居正,居正色变,指天誓,辞甚苦,拱谢不审,两人交虽难”。[1]《张居正传》卷二百十三这本是一件小事,但间接证明了高拱和张居正的同盟存在着裂缝。
高、张二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以二人为主体的派系相互倾轧,营垒对立分明,政治气氛浓厚,在此不再赘述。久积必发,其发必烈,当政坛中的疾风暴雨来临时,扑风捉影的事情也可能被渲染成弥天大祸。“一条槽上难拴两头犟驴”,非张逐高,即是高逐张,此已势在必行。
此外,隆庆晚年,政治高层之间的冲突不断扩大,已与宫内掌权的宦官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如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隆庆朝时高拱因阻碍冯保担任掌印太监而受到冯的忌恨,时万历登基,高拱自持资格老,“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阁”;[1]《高拱传》卷二百十三决意驱逐与其有隙的中官冯保,引起冯保的忌恨。作为李太后的心腹和万历皇帝的“大伴”,他在不断地寻找机会企图陷高拱于不义,在两宫太后面前几进谗言,说:“拱欺太子幼冲,欲迎立其乡周王以为功,而已得国公籍矣。”又多布金于两宫左右,俾言之。[7]
2.皇室对高拱的猜忌
张居正和冯保之间密谋联合以逐高拱,只是促成此事件的助推器,皇室才是最终的裁决者。在当时那种主少国疑的情况下,任何微小的逆言都可能成为皇室惶恐的依据,进而采取极有力而绝然的态度反击,既显示自己的力量存在,又对其他臣僚起警示作用。在宦海沉浮了三十年的高拱显然不是十分明白此中的道理,他的悲剧看似也是由自己一手造成。史书记载:“当高拱上的《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疏》被内批形式退回后,拱得知后,曰:‘安有十岁天子而能自裁乎?’内臣还报,保失色,故谬其词激上曰:‘高先生云十岁孩儿安能决事?’上怒,入告两宫,皆讶之。……十岁儿之说,酿毒不可解。”[8]这样的话,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只能加深两宫太后本已对外臣可能篡权的敏感性。
3.性格决定命运
高拱、张居正均满腹才华,为济世之良才。“高拱是一位能干、有谋略有魄力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9]而张居正“勇敢善任,豪杰自汗”。[1]张居正传,卷二百十三但高的性格直爽而近于卤莽,敢作敢为却缺乏审慎,虽入仕长达三十年有余,始终性格未改,在胆识之外少了一丝沉着,喜怒形于色而心胸狭窄,“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1]高拱传,卷二百十三隆庆时,首辅徐阶与高拱颇多恩怨,高拱首次离开内阁即是被徐阶所参,因此“拱之再出,事与阶修�,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赖帝仁柔,弗之竟也。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1]高拱传,卷二百十三
相对于高拱的草率、性格直爽,张居正就显得谨慎、克制得多,“深沉有城府,莫能测也”。[1]张居正传,卷二百十三在高拱锋芒毕露时,张居正则时刻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势,能及时在危险面前抽身,这是张居正立于不败之地并最终权倾朝野的显著特点之一。高拱被逐后,张居正曾上奏为高拱求情,言之切切,称惊闻驱斥,“臣不敢战惧,不胜惶恐”,希望圣上“看得高拱历事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虽其议论侃直,外貌威严,而中实过于谨畏,临事兢慎,如恐弗胜……每惟先帝付托之重,国家忧患之殷,日夜兢兢,惟以不克负荷为惧,岂敢有一毫专权之心哉!”[3]由此也可得知,张居正深谙政治斗争的真谛,很懂得抓住有利时机为自己的仕途造势。张居正的性格中有高拱所不及的谋略和心计,其沉稳、处事条理有序相对于高的直率、缺少慎思,更有利于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制胜。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
[2]明穆宗实录(卷七七).隆庆六年五月己酉.
[3]矛盾原由.病榻遗言(卷一).
[4]高拱.明史窃(卷四九).
[5]王世贞.高拱传.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六).
[6]东里高氏世恩录.高文襄公集(卷二).
[7]朱怀吴.昭代纪略(卷五).
[8]谈迁.国榷(卷六八).
[9]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