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各个时期的地位汉末建安时期儒学地位探析

时间：2018-12-25 03:28:3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东汉末建安时期儒家思想并没有真正地衰落下去，而依然在政治和生活中都占有着主导地位。　　关键词：汉末建安儒家思想　　　　一直以来，文学界都认为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在东汉末期变得衰微而失去了统治地位，甚至认为大一统政权与儒家正统思想、儒家经典作为士人的精神支柱、作为士人的凝聚力也日渐消弱。应该承认，儒家思想在汉末确实受到了冲击，尤其是两汉经学是真正地随着汉的衰落而衰弱下去了，但儒家思想、儒家经典作为士人们主要的思想和凝聚力并没有消弱，这从很多地方都能体现出来，并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做出了贡献。这已为近年来很多学者所注意到，比如张振龙的《汉末儒学及建安七子的儒家思想》对汉末儒学和建安七子所受的儒学影响加以考察，深刻地认识到建安文学与儒学的关系。另外，也有学者认为汉末建安时期是一个儒学回缩的时期，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是因为儒道互补的机制尚未完成，已经更加深入地挖掘到了汉末士人们思想文化及建安文学兴起的根源。所以这里想就汉末建安时期儒学的地位和作用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儒学在汉末建安时期的大体情况，这主要是从人们的教育和学习来看。汉末建安时期，儒学依然是人们教育和学习的主要内容，且那时的治儒大家仍相当多，多被人奉为博学之士。陈寿《三国志》中多有记载：
　　《文帝纪》谓文帝“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陈寿《三国志・文帝纪》）
　　《英雄记》曰：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同上《董二袁刘传第六》裴注）
　　荀�的祖父“淑有高才，王畅、李膺皆以为师”，且淑子爽“幼好学，年十二，通《春秋》、《论语》、耽思经典，不应徵命，积十数年。”荀�上书曹公“……宜集天下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繁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同上《荀�荀攸贾诩传第十》）
　　袁涣子奥，“著书十余万言，论治世之务，为《易》、《周官》、《诗》传，及论五经滞义，圣人之微言，以传于世。”凉茂“少好学，论议常据经典，以处是非。”邴原“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管宁“往见（公孙）度，语惟经典，不及世事。还乃因山为庐……遂讲《诗》《书》。”（同上《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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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学之士，何其多也！这说明当时的人们是很重视学习的，尤其重视儒学的学习，所以可以说儒学是士人们思想的基础。
　　其次，我们也可以发现人们学习儒学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而且学以致用，在日常生活中多引经据典。
　　《武帝纪》裴注《魏书》载十月乙亥令曰：“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
　　《文帝纪》四年夏五月，有鹈鹕鸟集灵芝池，诏曰：“此诗人所谓污泽也。《曹诗》‘刺恭公远君子而近小人’，今先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乎？否则斯鸟何为而至？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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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按照儒家经典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所以，既然儒学是人们学习的主要内容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起着指导的作用，那么儒家思想自然也在人们思想中占有主导的地位。
　　另外，统治者也是大力提倡儒学的。曹操就是很重视儒学的，一直以来人们更关注了曹操重视刑法思想的一面，而忽视了他其实也是非常重视儒家思想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后，屡下诏令，推行儒学。如建安七年下令为阵亡将士立庙，抚恤其家属，“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同上《武帝纪》）建安八年，“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者而教学之。”（同上《武帝纪》）建安十二年北征乌桓，还师途中经过涿郡(今河北涿县)，派人祭奠儒学大师卢植，以彰其德。可见其推行儒家思想的热情。另据史载，《三国志》卷十九《任城陈萧王传第十九》：
　　任城威王彰，太祖尝抑之：“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课彰读《诗》《书》。
　　作为一个统治者，曹操要求自己的儿子学习儒学，说明他十分重视儒学，认为这是治国的根本。另外还有个事例，建安时期士人“尚通脱”，众所周知。像曹植“初得邯郸淳，甚喜，延入座，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干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耶？’”（同上《王粲传》裴注）纯任性情的自然发作，不加任何掩饰。但其却因放任自由而失去宠爱。“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同上《任城陈萧王传》）而终见弃。
　　从这两个事例来看，曹操在治国的政策上其实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曹操也是重视人才的，用人上兼取刑法思想，但那是乱世中采用的一种策略，真正在治理国家上，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儒家思想。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汉末建安时期，儒学在政治上、生活上仍然占据着无可取代的地位，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儒学却又显然不是东汉时期令人窒息的经学，具有了新的特性。它似乎具有了真正的儒学那种修、齐、治、平的精神，因为这个时期的士人们似乎真正具有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并且努力地想将它付与实践。他们具有着真正的儒学那种崇高的理想和忧国忧民的真性情。这正是儒学的新变，一直以来人们是在治经的文本上探讨儒学的新变，其实在士人的思想行为上也已体现了儒学的新变。因此我们不仅要认识到儒学在汉末建安时期仍然占有主导地位这个现实，同时也要注意到这个时期的儒学已经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汉末建安时期的思想具有其独特性，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葛晓音先生在《八代诗史》中说“经过汉末大动乱，经学、名教已不能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曹魏集团不仅在儒家经学以外寻找适用的政治理论，同时也在原始的儒家经典中作新的挖掘。”所以，重新认识汉末建安时期的儒学及其作用对于把握当时的文学、思想、艺术等确实都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0.
　　［2］葛晓音.八代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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