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佐良的翻译观】王佐良的翻译观

　　摘 要:王佐良的翻译观，即文化意识、“神似”、读者至上，对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佐良认为译者应当胸怀两种文化，追求译文与原文的整体一致，并以读者为先。本文首先对王佐良的翻译观进行试探性的分析，而后说明他是如何运用其翻译思想来成功翻译《一朵红红的玫瑰》的。他的译文完美地结合了以上三个方面，展示了他高超的翻译技巧。
　　关键词:文化意识 神似 读者至上
　　
　　王佐良,浙江上虞县人,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7年秋,赴英国牛津大学主修17世纪英国文学,1949年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后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在该校工作直至1995年逝世｡
　　王佐良一生著作、译作丰富。一方面，他对文学研究抱有罕见的热情。“他的著作既令人高山仰止，又亲切动人。”（李赋宁 1996: 4）王佐良在外国文学研究上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对英国文学史（包括诗史、散文史、小说史、戏剧史等）的研究和撰著。著有The Literary Reputation of John Webster， Degrees of Affinit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英国文学论文集》，《英语文体学论文集》，《照澜集》，《风格和风格的背后》等。另一方面，王佐良利用有限的时间从事翻译研究与实践，并自谦为“一个业余翻译者”。他的译作有《彭斯诗选》，《苏格兰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Thunderstorm(曹禺《雷雨》英译)等。王佐良的翻译观触及了现代译学的许多重要方面，如文化、社会背景对翻译的影响，读者反应，以及不同译本的功能等，其翻译主张主要体现在《翻译:思考与试笔》中。本文先试图分析他在此书中流露的翻译思想，然后阐述他如何将其翻译思想成功用于《一朵红红的玫瑰》的翻译实践。
　　1. 王佐良的翻译观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得益于语言学的快速发展，西方译学突飞猛进。奈达对等理论的盛行尤为典型。有鉴于此，王佐良呼吁我们既要吸取外来翻译理论精华，也要继承发扬我们传统的翻译观。他是首批将语言学引进翻译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翻译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它们的相互影响遵循了辩证法对立统一的规律。
　　1.1 胸怀两种文化
　　王佐良认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不是说一个大概的了解，而是要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去与现在，这就包括了历史、动态、风俗习惯、经济基础、情感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会组织，等等。”(王佐良 1984:18)究其原因，王佐良认为译者如果不了解语言所处的文化，就无法理解原文。“译者的第一个困难是对原文的了解。不论怎么难的原文，总有理解的可能，因为人类有很多共同的东西，这才使翻译成为可能;同时，原文尽管很容易，也总含有若干外国人不易了解的东西，这又使深入了解外国文化成为十分必要。”(王佐良 1984:18-19)翻译使文化交流成为可能。任何人也不能忽视翻译。“这不仅是因为翻译者的辛勤劳动才使得一国的文化遗产能为全世界的人所用，还因为译者做的文化比较远比一般细致，深入。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王佐良 1984:19)
　　王佐良曾译过彭斯的John Anderson， My Jo，诗的第一部分是
　　John Anderson， my jo，John，
　　When we were first acquent;
　　Your locks were like the raven，
　　Your bonie brow was brent;
　　But now your brow is beld， John，
　　Your locks are like the snaw;
　　But blessings on your frosty pow，
　　John Anderson， my jo.
　　（摘自http://www.省略/101/497.html）
　　第三行中， Your locks were like the raven，粱遇春译为“你的头发黑得象乌鸦”(摘自http://learn.tsinghua.省略:8080/2004210982/paper/CultureDifferencesandTranslation.htm)，而王佐良译为“你的头发乌黑”。（摘自http://www.省略:8002/~kjqk/huaiysfxyxb-zxsf/huai2004/0404pdf/040409.pdf）。在英国，人们用乌鸦来描述一个人的黑发，但在中国很少有人如此比喻。在中国乌鸦甚至有种不祥的预兆。粱遇春的异化手法保存了原文形象，但是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倾向。这正是王佐良提出胸怀两种文化的理由之一。在英汉互译中，文化间差异很多，如果译者仅逐字翻译，不考虑词语背后的文化因素，势必会导致文化冲突，影响读者理解原文。
　　王佐良进一步提出，“译者还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他在寻找与原文相当的‘对等词’过程中，就要做一番比较，因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作用、范围、情感色彩、影响等等都相当。”(王佐良 1984:19)译者要深入原语与目标语所处的文化，以尽量接近对等。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本身的情况也决定了外来成分的或荣或枯。首先，本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决定了译者喜欢什么样的作品。王佐良在《严复的用心》中深入探讨了严复选择翻译作品的初衷。1899年，百日维新失败了，国家山河日下。“严复比他们(士大夫们)看得远;他知道事涉根本，必须彻底改革中国社会，而要改革奏效又必须引进一整套新的思想。他所翻译的书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和《群己权界论》(即《论自由》)，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每一本都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奠基之作，涉及到经济，政治，哲学，社会学，科学等重要方面，合起来构成近代西方的主导的意识形态系统。正是在这一点上严复表现出他是一个不同一般的高超译者：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比人们所承认的要深得多。”(王佐良 1981:41-42)另外，同一著作或作品在不同国家的译本引起的反响常不一样，这也因为文化情况不同之故。
　　1.2 神似
　　王佐良提出翻译应“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王佐良 1987: 3) 但同时，王佐良又极力反对死译。关于严复的 “信、达、雅”，他认为是没有道理的――“原作如不雅，又何雅之可言?”(王佐良 1978: 16) 所以在翻译中，王佐良采用的是“适合就是一切”(王佐良 1978: 15)原则，文体应适合原文，直译还是意译也要适合原文，最终的目的是在总体效果上尽可能接近原文，亦即“神似”。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译者能传达出整个概念或者整篇情感，因而不是词对词或句对句的翻译，而是着眼于句以上的单位，如段、整个篇章。翻译无定则。
　　王佐良赞成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译法。“信息类译意，文艺类译文，通知、广告类译体，等等。”“体中还有体，不能同样对待。”（王佐良 1987：3）至于文体学对翻译的影响，王佐良认为有三:1.语言要适合社会场合。“译文同样有一个适合社会场合的问题，同样必须能根据原文的要求，运用各种不同的语类、文体。”(王佐良 1978:11) 2.语言的运用常有程度不同的个人变异，而变异的目的在于造成突出，引起注意。所以译者就肩负双重任务。一是要有慧眼发现原作的变异之处，而且在译文中再现这种变异效果。3.变异最多见于形象语言，而形象语言的核心是比喻。在这里，译者就要借助文体学的“语类”来寻找对策。每一个比喻或形象都要根据它的实际情况慎重对待。文体学的灵魂在于研究什么样的语言适合什么样的社会场合。“译者任务在于再现原作的面貌和精神:原作是细致说理的，译文也细致说理;原作是高举想象之翼的，译文也高举想象之翼。”(王佐良 1978:10-15)只有首先抓住文体特征，才能做到翻译的“神似”。
　　关于直译和意译，也是自古争论不休。王佐良认为要辩证地看――尽可能地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和直译的结合(王佐良 1987:3)。直译，意译之争在翻译比喻时尤其突出。王佐良认为，每一个比喻或形象都需要根据它的实际情况慎重对待，但是一般地说，对于非文学的语类中的非关键性的比喻，特别是那些早已同普通语言化为一体的所谓“死比喻”，就无须拘泥，意译即可。而在文学作品中，特别在诗里，既然比喻有着体现作者敏感和时代风貌等等的特殊重要性，那就应该直译。(王佐良 1978:14)王佐良认为文学作品中各体并存，译者就要用多种手段去翻译它。“既然在文学作品里共核运用得最好最精，那么译者也必须首先掌握所用语言中最普遍，最本质的东西――而除非译者从小就兼通两种语言，这样深入、细微的掌握只有在运用本族语时才能做到。做到了这一点，又能深刻理解原作，那么直译与意译之争就比较容易解决。简单地说，要根据原作语言的不同情况，来决定其中该直译的就直译，该意译的就意译。一个出色的译者总是能全局在胸而又紧扣局部，既忠实于原作的灵魂，又便利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的。一部好的译作总是既有直译又有意译的:凡能直译处坚持直译，必须意译处则放手意译。”(王佐良 1978: 12)译者的任务就是再现原作的意境和精神。王佐良认为细节必须服从文章的整体效果，译者在翻译时可以就局部作适当调整以最终达到“神似”。
　　1.3 读者至上
　　王佐良曾在一次专题翻译讨论会上发言，提出“为读者着想”。他认为过去的翻译原则似乎都是提给译者遵守的，要换个角度，看看读者关心的是什么。“也许有两点是读者都会要求于译文的，即它应该可靠、可读。所谓可靠，是指译文忠实于原作，没有歪曲、遗漏。所谓可读，是指译文流利，亦即余冠英先生所说的‘上口、顺耳’，即使是直译也要使人大体读得下去。”(王佐良 1987: 4) 1981年，王佐良在《严复的用心》中就提出了这个观点。严复用心于心中的读者――士大夫阶层。从严复的立场，王佐良认为“吸引心目中预定的读者――这是任何译者所不能忽视的大事。”(王佐良 1981:42)严复选择“汉以前字法句法”，是有其考虑的。“他从事翻译是有目的的，即要吸引士大夫们的注意。这些人足以左右大局，然而却保守成性，对外来事物有深刻的疑惧。”“他又认识到这些书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而对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王佐良写道“他之所谓‘信’是指为这样的读者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他们所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他们。”(王佐良 1981:41-42)
　　读者的层次是参差不齐的，是不是就要针对不同的读者出版不同的译本?王佐良在《翻译与文化繁荣》(王佐良 1984:36)中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如果我们为了一些教育程度不高的读者，人为的简化名著是对原作的不尊重，也破坏了原作的整体效果。考虑到读者可能有的反应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能极端的篡改，删节原文，而是要不断的更新译本。这也反映了王佐良毕生的追求――一切为了读者。
　　2.《一朵红红的玫瑰》译文赏析
　　在诗歌翻译方面，王佐良更有独到的见解。他提出不论是翻译外国诗歌或中国诗歌，都要在音韵和节奏等形式因素上接近原作，而且应忠实原作的风格和意境，“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王佐良 1984:78)王佐良尤好译诗，他认为译诗是一门创造性的艺术，不易译好，但是令人慰藉。英国诗人中，王佐良尤喜彭斯，他的《一朵红红的玫瑰》在中国广为流传。此诗原为苏格兰民谣，彭斯采集加工后成为了隽永的情诗。诗人在诗中歌颂了恋人的美丽，表达了诗人的炽热感情和对感情的坚定决心。在诗人的心中，恋人不仅有醉人的外表，而且有柔美灵动的心灵。王佐良并不是很满意自己的翻译，但是该译文却很好的体现了他的翻译观。
　　
　　A Red， Red Rose
　　Robert Burns
　　
　　O， my lu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O， my luve is like the melodie，
　　That’s sweetly play’d in tune.
　　
　　As fair art thou， my bonnie lass，
　　So deep in luve am I，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Till a’the seas gang dry.
　　
　　Till a’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life shall run.
　　
　　And fare thee weel， my only luve!
　　And fare thee weel， a while!
　　And I will come again， my luve，
　　Tho’ it were ten thousand mile!
　　
　　一朵红红的玫瑰
　　王佐良译
　　
　　呵，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
　　六月里迎风初开;
　　呵，我的爱人像支甜甜的曲子，
　　奏得合拍又和谐。
　　
　　我的好姑娘，多么美丽的人儿!
　　请看我，多么深挚的爱情!
　　亲爱的，我永远爱你，
　　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
　　
　　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
　　太阳将岩石烧作灰尘，
　　亲爱的，我永远爱你，
　　只要我一息犹存。
　　
　　珍重吧，我唯一的爱人，
　　珍重吧，让我们暂时别离，
　　但我定要回来，
　　哪怕千里万里!
　　（王佐良 1959：591）
　　2.1 文化意识
　　这首诗采用了苏格兰方言，语言平实，总体上并不难理解。然而有些细节也是值得思考的。如the sands o’ life，可能有些中国读者还是不太明白的。要翻好这首诗，首先就要透彻理解每个词的含义。此句中的sands指的是过去计时的沙漏，亦即时光的流逝。进一步了解译入语文化，王佐良明白the sands o’life在彭斯用时就已不新鲜了，这是彭斯偶然采用文学套语的一例。这里没有任何真正的形象，只是一种现成的说法。所以就没必要保持其中所谓的形象了。王佐良对此进行了局部调整，译成“只要我一息犹存”。同时文化的共通的地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原文，中国读者很容易认同理解Till a’the seas gang dry和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因为中国有 “海枯石烂不变心”的说法。Till a’the seas gang dry和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在原诗是新鲜的，有力的。但翻成海枯石烂就是陈词滥调了，王佐良认为这样翻不是真正的忠实，因为“海枯石烂”这组四字成语在汉语和汉语文化环境中已经用久用惯了，不再使人感到新鲜。考虑到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王佐良舍弃了四字格，译成“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太阳将岩石烧作灰尘。”，成为译坛的佳话。只有深厚的文化修养，译者才能灵活变通，译出优秀的作品。通读王佐良的译文，我们发现他的译文同样清新隽永，这也是王佐良深厚的文学功底的流露。
　　2.2 通篇的“神似”
　　王佐良认为诗的生命在意境，所以译诗最重要的是真实再现原诗的整个意境，而意境又由很多部分组成。在《穆旦的由来与归宿》(王佐良 1987:64)中，王佐良认为要以诗译诗，不仅要译成诗体，而且原诗有格律的，译诗也有格律。他曾特别强调，翻译中要注意处理好全文和细节之间的关系，在《译彭斯的再思》(王佐良 1984: 79)中，王佐良写道， “除了句对句，行对行的忠实之外，还应使整篇译文在总的效果上与原作一致。仅仅注意细节易使译文支离破碎，缺乏全局的连贯性。语言达意，总要依靠上下文;上下文一连贯，译者也就对细节的处理产生新的看法，或须突出，或当省略，或应变动，总之要同全局的情调或气氛一致。”
　　具体到这首诗，A Red，Red Rose采用民谣体，单行一般为四音步八个音节，而双行为三音步六个音节。这首诗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音乐性。它保持着民谣自然、流畅、可咏可诵的特点。王佐良的译文控制了每行的字数，保持了等同的行数，反复使用了“红”字，这是同原诗的形似。同时，王佐良译出了原诗的节奏感，音乐性，并保存了部分形象，维持了原文的意境、氛围，和整体效果。他的译诗同样像首民谣，清新，透彻，沁人心脾。由于原诗采用了苏格兰方言，那么译者是否为了忠实，也要采用方言来翻译呢?王佐良认为方言问题在译诗中尤其难办，他的方法是：把苏格兰方言当作苏格兰国语，就像我们译任何国家的语言一样，用汉语普通话来译，而在具体处理的时候，看情况尽量通俗，亦即尽量采用民歌的调调儿，不只在音乐性上，也在句式和用词上，宁用较老较土气的说法，而避免现代化。(王佐良 1984:78)王佐良认为译诗时直译与意译要灵活应用。在《词义、文体、翻译》中，王佐良指出，所谓直译，是指(1)不要用四字成语等套语去译，宁可“欧化”些，以保持其新鲜。(2)要十分准确，(王佐良 1978:15)此诗中，直译与意译的运用，主要表现在对诗中形象的处理上。舍弃“海枯石烂”四字套语即为直译，而绕过沙漏这一陈旧的形象就为意译。在王佐良的翻译中，直译，意译各司其职，都为促成总的效果服务。
　　2.3 一切为了读者
　　王佐良特别注重包括翻译作品在内的各种作品必须面向读者，一再强调“一部作品要靠读者来最后完成”(王佐良 1984:35)。译者必须为读者负责，译者不能翻译所有作品，也不能给读者理解造成任何困难。王佐良认为译者只应译与自己的风格相近的作品。没人能够掌握所有的风格。如果不加选择，就会产生劣译。“翻译的过程就是适应别人的过程同时又是施加自己个性的过程。”(王佐良 1983:73-74)这首苏格兰民谣经彭斯改编加工后，脱去了原来的粗俗，王佐良非常喜欢这首诗，并逐字斟酌，这就体现了王佐良对读者高度负责的态度。同时他对诗中形象的处理也是用心颇深。王佐良保留了sea，rock的形象，因为中国的读者容易对此产生共鸣。随着中国读者更多的接触外来文化，他们能够理解接受外来文化中的形象，也对此抱有浓烈的兴趣。所以译者无须归化原文中的所有形象。译者可以直接将原文中的形象移植过来。但是如果某些形象阻碍了读者的理解，王佐良就会舍弃或替换掉这些形象。例如，王佐良就舍弃掉了sands的形象，因为很少读者会注意到sands是指的过去计时的沙漏，也就无须用形象来译。
　　3 小结
　　王佐良在文学翻译方面不仅拥有丰富的实践，而且还在翻译理论方面颇有建树。他的翻译主张，归结起来三点:文化意识，“神似”，读者至上。译者要学贯中西，译者要追求整体的“神似”，译者要注重读者。“如果译者掌握了整个作品的意境、气氛和效果，他有时会发现某些细节并不直接促成总的效果，他就可以根据所译语言的特点作点变通。这样他就取得了一种新的自由，使他能振奋精神，敢于创新。他将感到文学翻译不是机械乏味的事，而是一种创造性努力。”(王佐良 1983:74)王佐良正是以这种“创造性的努力”完成了许多优秀的翻译作品的。
　　王佐良谦虚的称自己的译作为“试笔”。他在题为“答客问：关于文学翻译”的广播稿中提到，自己对A Red，Red Rose这首诗的译文并不满意。接下去，他说，“作为一个译者，我总是感到需要不断锻炼，要使自己的汉语炼得纯净而又锐利。”先生这样孜孜不倦，精益求精，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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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省略:8002/~kjqk/huaiysfxyxb-zxsf/huai2004 /0404pdf/0404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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