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转向：毛泽东在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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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956年是当代中国发展史上的关键节点之一，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党内外形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朝着什么方向、依照什么理论、沿着什么路径前进，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而又迫切回答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这一年中，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和分析思考，取得了一系列丰富而正确的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由于客观现实的复杂性和主观理论准备的不足，毛泽东在探索过程，在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在理论思考上发生了转向，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成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主义道路；中國特色社会主义；偏差；1956年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3-0005-10
　　1956年是当代中国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形势非常复杂，毛泽东在1957年总结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①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上，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前进，沿着什么路径发展等问题，迫切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就在这一年，国际、国内、党内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超出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时的预期，应证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思考。这种超出和应证使毛泽东对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探索和思考。探索得出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思考产生了一些新的结论。这些结论的独特理论个性与实践品质，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党内思想理论逻辑，也使中共八大表现出来的共识局面出现裂痕，裂痕开始影响着国家经济建设与党内政治发展。
　　一、探索及成果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建设和发展道路如何走，一直是毛泽东高度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毛泽东是有充分估计的，所以，早在1953年，他就曾提出了党内分一线二线的主张，在对党内日常工作比较放心的前提下，希望集中精力思考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②，着重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寻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道路和发展模式。
　　基于其一线二线的主张，毛泽东原定在1956年的主要工作是情况调研、理论思考和观点表达。这一安排在上半年得到了较好实现，而且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与实践发展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些基本理念和制度设计对后来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重要来源和基础。1956年毛泽东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与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时间顺序与逻辑联系上，形成了有机的思想链条：主持编制《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调研起草《论十大关系》——筹备主持中共八大。其基本内核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基础到主体，从个别到一般，集成了当时中共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新鲜和最全面的理论成果与实践对策。
　　（一）主持编制《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毛泽东对农业问题一直高度重视，在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启动之际，他首先考虑的是中国农业发展目标与路径问题，所以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伊始，他就将目光聚焦于农业发展规划。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开始酝酿并多次提议，编制中国农业发展规划纲要。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要比质量、比规格。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①。之后，毛泽东频繁地提出编制农业发展纲要问题。
　　进入1956年后，毛泽东立即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农业发展纲要的编制工作这中，从《毛泽东年谱》记载的情况来看，1956年的头一个月，毛泽东的工作日程集中在这一工作上。元旦都没有休息，1月1日晚，毛泽东“同陈毅、柯庆施、刘顺元、江华、曾希圣等座谈，了解农业发展情况，商讨修改‘农业十七条’。”2日，“约陈毅、柯庆施、刘顺元、曾希圣、陈伯达、廖鲁言看电影，晚饭后继续谈“农业十七条”修改问题。”3日， “在杭州大华饭店召开会议，讨论修改“农业十七条”，陈毅、柯庆施、刘顺元、江华、曾希圣、陈伯达、廖鲁言出席。”4日，“下午，在杭州大华饭店召开会议，继续讨论修改‘农业十七条’，出席会议的增加李井泉、舒同、陶铸、陈漫远、杨尚奎、江一真、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会后，形成由十七条增加到二十二条的修改稿。”1月5日至9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省委和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用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集中精力起草和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在1955年底“十七条“的基础上，扩充修改成为“二十二条”、“三十六条”、“三十八条”，最后定稿为“四十条”，定名为《1956年到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②。因为共有四十条内容，所以后来简称为“农业四十条”。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月2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起草修改过程，毛泽东是高度重视的，因为他将其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基础性起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决定毛泽东对农业发展规划的关注。《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编制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批示，始终把握起草、修改和通过发表的进程。起草和修改的相关会议，大多是他亲自主持或者参加，他亲自动手起草和修改的内容达30多处。毛泽东不仅对起草和修改高度重视，而且对于文件的讨论和宣传也是亲自过问。在草案还在起草中的1月8日，毛泽东致信在京的周恩来，指示他将草案印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请他们修改。1月9日早晨，毛泽东又指示将最新的草稿送至北京，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将意见电告在杭州的毛泽东，其心情之急迫，进展之迅速较其他文件所少有。从杭州回到北京之后，毛泽东又先后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修改讨论会议，并亲自在有关会议上进行说明和听取意见。1956年1月26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对《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作出高度评价，他说：“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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