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路径研究

时间：2021-07-05 04:00:13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协商民主的兴起是民主理论的又一次发展和完善，他不仅是一种理性的决策形式，也是有效的政府组织形式和民主治理形式。如何建构与中国政治现实和民主政治发展相契合的协商民主制度是我们当前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我国具有推进中国协商民主建设与发展的各种优势条件，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奠定的物质基础，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基础与制度优势，以及现代社会组织发展提供的社会条件等。当然也存在协商民主发展不充分、社会基础和公民协商意识相对欠缺、基层协商民主的法律定位与发展动力等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推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发挥政治协商的制度优势，打牢协商民主发展的社会基础，努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建设与发展，建立完善网络协商制度和网络协商民主。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基层层面全方位、多层次的探索推进中国协商民主建设与发展的路径选择与机制创新。
　　[关键词]协商民主；中国政治；民主政治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2-0061-06
　　推进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就是建构与中国政治现实和民主政治发展状况相契合的协商民主制度和机制。研究中国协商民主问题不仅有利于提升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化，提升现代公民意识，促进有序政治参与，缓和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同时，对指导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加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进程具有重要作用。
　　一、协商民主的兴起与涵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协商民主理论日益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并逐步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民主思潮。这一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一方面，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特别是熊彼特提出竞争性精英民主以来，选举就成了民主的本质程序和最显著的标签。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把选举直接等同于民主，将一个国家有无全国性的选举作为判断该国是否民主的标准。然而正是这种对竞争性选举的过度追求给西方国家带来了民主乱象。为了获得选票，候选人之间恶意竞争，高昂的选举费用滋生了严重的政治腐败，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投票率持续下降，使得西方自由主义民主面临重大危机。另一方面，许多新兴民主国家特别是经历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建立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不仅没能获得期望中的稳定发展，反而出现了严重的治理危机，陷入了种族冲突、内战和国家分裂的困境。这些国家在模仿和移植西方民主选举制度时忽略了其自身并不存在维系这种民主选举的经济基础、社会文化和制度保障。人们开始反思并寻求新的解决之道，协商民主逐渐成了政治学者青睐的研究主题。
　　20世纪90年代，协商民主理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他的交往理论和话语理论为协商民主奠定了基础。哈贝马斯认为：“民主不是来自卢梭式的人民集合而成的普遍意志，而是来自协商过程所形成的共识。”通过商谈过程所达成的结果赋予了最终共识的合法性，民主是协商与法律交叠的结果。这种商谈过程存在于交往活动中，在这种交往行动中，民主不是个人意见的简单集合和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人们作为参与者在对话讨论中的自我理解和集体认可。民主以一种分散的形式存在于人民的交往行动和自由讨论中，实际上，哈贝马斯以交往为基础的民主商谈是设想民主制度立足于话语民主的基础之上。此外，哈贝马斯同样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程序民主，但他是整合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民主理论成分的程序民主。“自由主义的民主过程是以利益妥协的形式实现的，结果的公平性是由形成妥协，诸如选举、代议性决策等一系列妥协的规则来保证。共和主义的民主过程采取的是伦理政治的自我理解的形式，商议的结果依赖于公民总体共享的文化背景性共识的支持。”[1]而协商民主对二者进行了整合，按照哈贝马斯的设想，“协商民主应采取双轨制模式，即公共领域的非正式协商和决策机构的正式协商。公共领域的协商在形成共识后，经过机制或公众信息传输通道传递给国家的决策机构，并影响决策机构中的协商”。
　　对于协商民主内涵的界定，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典型观点：一是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决策体制或理性的决策形式。米勒认为：“在民主体制中，如果公共决策的制定按照严格的程序经公开讨论而产生，而且讨论中的每个参与者不仅能够不受限制的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么就可以称之为是协商民主体制。”[2]二是协商民主是团体或政府的组织形式。库克认为：“协商就是各种不同观点围绕中心议题交流的过程，是突出政治生活的理性讨论的过程，讨论过程要严格的遵循程序正义和公平，还要在结果上提高民主的质量。协商民主是为政治生活中的这种理性的、包容的讨论创造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3]43三是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瓦拉德兹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有着巨大潜力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促进不同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尤其强调对公共利益的责任，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的利益与需求的公共政策。”[4]
　　对协商民主接触较早且有着权威深入研究的中国学者当属陈家刚博士。在他看来，“协商民主在更多意义上是一种治理形式。其中，参与公共协商的公民是平等和自由的，他们提出各种相关的理由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最终达成共识，从而在审视各种相关理由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协商过程的实质以理性为基础，以真理为目标。公共协商结果的政治合法性不仅建立在广泛考虑所有人需求和利益基础之上，而且还建立在利用公开审视过的理性指导协商这一事实基础之上”[3]3。从以上定义和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协商民主主要包含公民参与和公共协商两个方面。公民参与，即公民有权利参与到关乎自身利益或将受其影响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当中去。公共协商，即公民可以提出支持或反对公共政策的意见和主张，通过多元协商形成具有共识性的政策选择。
　　二、推进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有利条件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事实是一種决定性的历史力量，他不仅决定了政治形态的发展，也决定了民主形式的创新。在涉及经济因素与政治民主发展的关系问题上，20世纪50年代末，利普赛特使用跨国统计分析资料也表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能够直接推动政治民主的发展。

推荐访问:中国协商路径民主推进

推进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路径研究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