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发展进程之转型与定型

时间：2021-07-05 00:02:27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内容摘要如何在未来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通过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我国的制度定型并以此发挥制度的有效性和优越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和重大任务。我国政治转型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不言而喻，学术界对政治转型的路径也有充分讨论，但是对政治转型的方向与目标，以及转型后的政治发展格局却少有关注。我们可以通过对当前学术论争和改革现实的梳理，探讨我国政治转型的基本路向；同时基于对邓小平政治改革观的回顾，探讨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和走向，以及中国政治发展定型的基本理路。
　　关键词政治发展政治转型政治定型国家治理
　　作者 1 桑玉成，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20）2 陈家喜，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深圳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中心副主任。（广东深圳 518060）
　　习近平今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习近平说：“我觉得邓小平同志讲的‘再有30年的时间’就是2022年，时间很紧了，必须尽早把这个战略构想落实下来，提出一个总目标，并用它来统领各领域改革。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我们注意到，第一，邓小平当年提到的制度“定型”的时间节点，正是本届以及下届党中央的任期之内，因而这样的“定型”的任务，即是交给本届以及下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第二，邓小平当年之所以提出“定型”的预期，是基于改革或者说“转型”的实际进程，如果说没有改革，没有转型，那也就没有定型的问题。因此，如何通过进一步推进改革的进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以此来实现这样的“定型”，是摆在我们当前以及未来近十年时间内的重大课题。
　　毫无疑问，从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双百愿景”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来看，从我国政治发展的实际状况和需要来看，改革和转型仍然是我国政治发展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历经30多年的改革历程，我国初步构建了经济改革的基本框架，如尊重市场、放权让利、有限调控，并进而提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思路；也初步形成了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民参与等。然而迄今为止，在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方面却还难以形成广泛的基本共识：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规划、蓝图和理念等宏大问题依然是学术讨论的热点，这也正折射出改革和转型仍然是我国政治发展的重要使命。然而，与学界讨论过热的政治转型相比，对于我国政治发展的定型问题至今却鲜有研究。我国政治转型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不言而喻，政治转型的路径也可充分讨论，但政治转型的方向与目标，以及转型后的政治发展格局却少有学者关注。基于上述判断，本文通过对当前学术论争和改革现实进行一些梳理，探讨我国政治转型的基本路向；同时基于对邓小平政治改革观的重新审视，探讨我国政治发展的理想模式，以及我国政治发展定型的基本理路。
　　改革和转型仍然是我国政治发展的任务
　　转型通常指重大的改革和变化，甚至是方向性的调整。政治学文献中所使用的政治转型、民主转型、政体转型等概念，常常被理解为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过渡的专用术语，有时候也专指一些发展中国家朝向西方民主模式靠拢或者转向的过程。政治转型的过程常常伴随着社会革命、街头运动、精英互动、独大党垮台、军人政权解体，以及竞争性选举、多党竞争、议会政治的构建等。转型成功的国家，其政治制度将处于定型阶段，政治结构不仅对于公民参与具有吸纳能力，而且为政治精英更替提供了制度化渠道。公民对于基本政治制度高度认同，不大可能出现政体的剧变。本文此处所使用的政治转型一词，并不是在上述意义上谈论，而是强调我国政治体制尚面临着一些重大的改革任务，需要进行大幅度的变革与调整。政治转型有助于保持政治体系对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的适应，如同毛泽东同志早年所指出的，为解决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问题，同时也有助于保障对于公民参与诉求的有效吸纳。
　　政治体制改革在我国整体改革战略中的特殊处境，决定了我国仍然面临着政治转型的重要任务。30多年来的我国改革进程贯彻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战略，然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全局性、风险性和不可逆性，导致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渐进式改革中最难摸到的那块“石头”。特别是在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初步完成之后，如何在改革深水区推进政治转型，是一个极具风险的改革任务。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体改革格局中处于微妙的处境：一方面，经济与社会领域的改革需要政治主体的英明决策和强力推动，也需要政治局势的稳定加以保障。但是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全面改革的组成部分，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也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政治主体既需要纵览全局，统筹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大局；同时也存在适应这一大局进行自身角色调整的问题。换言之，政治体制改革是推动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动力机制，但同时也是经济社会改革的倒逼对象。延后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形成与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不适应的格局，如过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与分权化的市场改革；“强势”政府与“弱小”社会①；促进发展与限制权力等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如何通过切实的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对改革全局的引领和推动，是我国政治转型的迫切任务。
　　从当前我国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上看，民主与治理是两大关键词。尽管30多年的改革成就证实了我国政治模式的优势与价值，但没有人否认民主仍然是我国政治转型的重要主题。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被确定为国家发展层面的核心价值和发展取向②。由此可见，发展民主仍然是我国政治转型的主旋律，但是对于推进民主政治的具体路径，不仅理论界与决策层存在着不同的主张，甚至在学术理论界也意见纷呈。学术界关于我国民主发展的讨论热衷于在路线、蓝图和主义等大话题上争执不休，从基层民主、党内民主到协商民主、增量民主、选拔民主等不一而足。[1]甚至他们在何为民主，民主的好坏优劣，我国民主发展的评估，以及西方民主的评判等更基本的问题上也存在较大分歧。对于民主的过度热衷或者过度诋毁，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学术界对于我国政治发展其他重大问题的关注。并且，民主改革的速度和步履不仅取决于理想类型、社会环境、经济状况和精英结构，还取决于政治权力层的自我认知和理性判断。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取“合适的”、“可行的”而非“理想的”、“最佳的”模式。在综合判断改革的背景、环境、制约条件和潜在风险的基础上，政治体制改革最终也必然要求选取渐进性和妥协性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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