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新中国外交的战略构思以及对当代的启示
时间：2021-07-02 16:00:3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我国杰出的外交战略家、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他的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等外交战略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新中国外交发展。他在长期而复杂的国际、国内斗争实践中,面对不同时期国内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和制定了不同战略目标,对新中国外交从无到有，从寡到众，从弱到强都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不仅如此,对于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我们仍应该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创造一个和谐而良好的国际环境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外交战略；外交思想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6-0101-02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首位领导人，也是建国初期最主要的领导人，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他关于国际和国内问题的思考是我国建国初期的主要指导思想，是新中国制定和实施外交活动的指导思想来源。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无可避免的要考虑到其所在时代的客观外部环境以及其国家自身条件和国内大环境，二者若有其一发生改变，如国际战略环境发生改变或国内自身条件发生变化，那么相应的国家外交政策、战略也会随之调整。
回顾新中国建国初期的50年代到70年代末这30年间，整个世界的格局基本上是处于美苏两国冷战的国际格局中，但是在这30年间中国的外交战略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变化之大、速度之快也是相当明显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研究。从建国伊始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主张，然后到50年代完全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并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方针，再到60年代的“双反”即反对“美帝”和“苏修”的“两个拳头打人”的政策，最后到70年代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以及“一条线”与“一大片”外交政策指导下的“联美反苏”政策。可以说在这短短的30几年间，中国外交战略政策的变化是波澜起伏，变化之大，速度之快古今未有。当然单独从“国外”或“国内”条件的变化来解释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变化是不妥的，所以对此还需要综合分析。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外交分为3个时期，即“五十年代联苏反美，六十年代反美反苏，七十年代联美抗苏”这3个时期。这样划分对于研究这一大时期下的中国外交变化还是比较恰当的。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蹶不振，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并签订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建立民国时为了争取外国的支持，承认并履行了大部分不平等条约，所以整个旧中国时期的外交走的就是一条屈辱外交的路线，对内压迫，对外妥协，这种情况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得以改变。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结合外国先进经验以及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总结出了只有破旧立新，走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才可以真正意义上的争取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独立。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控制权的方针。”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主张。
“另起炉灶”指的是不接受过去任何旧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要在互相尊重彼此主权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涵义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在彻底的祛除一切帝国主义强权在旧中国所取得的特权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影响的基础上，再敞开大门和外国客人商谈建立新的外交关系。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外交战略思想对于新中国创建新型的独立自主的对外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新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
完成了初期准备阶段，新中国外交在50年代初期正式走上正轨。由此进入了第一阶段即“一边倒”方针下的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与苏联结盟联合反美。在此之前，鉴于之前同是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中国共产党还是希望各个反法西斯盟国特别是美国可以帮助促进国共合作和国内民主建设，保持和平避免内战的，但是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只有靠自己才可以争取到最后的胜利，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又基于当时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国际大环境，要想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中实现国家、民族的解放、独立与复兴，是必须标明新政权的外交态度的，同时由苏联也是刚刚从二战的创伤中慢慢恢复过来，面对强大的美国霸权主义也需要一个像新中国一样的盟友来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来一同对抗美国，根据新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当时的客观情况的要求，新中国选择了新的外交趋向，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联苏反美。
美苏力量对比在60年代发生了变化，随着苏联经济、工业、军事等全方位的发展，苏联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苏联的军事实力一举超越美国，苏联也在全球范围内强势扩张，与此同时美国则处于战略守势，即到达了“苏攻美守”的阶段，苏联逐步展现出了它的大国霸权主义，与此同时，苏联在对中国的态度上也发生了改变，妄图改变中国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做出了一系列伤害中苏友谊的事情。此时，美国依然敌视新中国，继续推行其反华制华政策，苏联也不尊重中国主权，不断向中国实施各种压力，致使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分歧不断扩大，中苏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不断扩大，“珍宝岛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时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即“两个拳头打人”政策下的反对“美帝”和“苏修”这“两霸”，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对这一时段的中国外交做出了充分的解释与总结，在这一时段内，中国把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国家作为同盟，广泛开展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与援助，这一时期虽然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地区国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世界的主体依然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下的，同时反对“两霸”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新中国外交也造成了不小的困境。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苏3国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动态，逐步总结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和相对应的外交政策。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一条线”的战略构思，即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西欧各国再到美国这条线上的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共同遏制苏联霸权主义企图称霸全球的企图。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了“一大片”思想，即指的是“一条线”上周围所有的国家。这样“一条线”和“一大片”就组成了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构思，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一系列战略思想的提出与实施，改善了新中国外交的困境，促进了新中国与更多国家的交流合作，几乎改善了之前大部分与新中国敌对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并继续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也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中国外交取得重大进步的一个时期。
纵观毛泽东外交思想，可以看出他的判断与决策总体上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维护国家利益原则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核心，其中夹杂着比较强烈的意识形态观点，这与新中国建立后的外交实践也是基本一致的。虽然毛泽东始终坚持意识形态对抗这一点，在其心目中，帝国主义仍然是一切反动力量的总后台，但是这并没有阻碍各个时期毛泽东与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进行接触，这背后其实就是国家根本利益主导下的外交政策，无论是建国初期的“一边倒”还是后来的“一条线”和“一大片”都直接体现了那一时期我国的国家基本利益，正如“一边倒”是为了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做出的选择，这其中虽然也包含了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更多的是体现新中国的国家利益，比如当时毛泽东出访苏联2个月，归国时不但收回了东北的利益也带回了大量苏联援助，这一点便充分的体现了其外交政策的维护国家基本利益这一特点。至于后期的“联美抗苏”也充分的体现了国家利益的需要，由于苏联的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和欧洲统统战略收缩；同时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加上军事压迫，中苏关系也是到了一触即燃的地步，此时的苏联霸权主义是中美共同的敌人，即便中美之间依然存在着意识形态差异等种种芥蒂，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因为共同的敌人走向联合，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中国同美国、西欧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这就充分体现出国家利益决定外交政策的理论。
综上所述，在新中国建立的头30年间,新中国的外交事务基本都是围绕着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来开展的,新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只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指导下，经过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新中国外交从无到有，从寡到众，从弱到强，当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世界上已有100余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也广泛的与各个国家开展多方面的往来。这些成就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创造了和谐的外部环境。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苏联的解体，美苏争霸的格局早已落下帷幕，当今的国际局势相较于美苏争霸时已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但是当今世界依然面对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地区局部战争仍时有发生，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在新的形势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掌握其分析国际形势的观点和方法,对于指导当代中国的外交工作,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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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1.
〔2〕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人民出版社，2010.
〔3〕亨利·基辛格.论中国[M].中信出版社，2012.
〔4〕韩念龙.当代中国的外交[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姜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