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民族主义探析
时间：2021-06-28 08:02:3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宗教民族主义已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现象。本文首先介绍迄今学界主要研究成果，然后探析“宗教”和“民族主义”如何交融连接形成“宗教民族主义”，并简述了宗教民族主义与宗教运动和世俗民族主义运动的不同。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宗教民族主义不可还原为纯粹的宗教思想和运动或世俗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的成因不是先验的或纯精神性的，而是情境性的；不存在普世单一、固定不变的宗教民族主义。
关键词：宗教 民族主义 政治化 情景性
作者钱雪梅，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1。
20世纪后期，宗教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扩展：从西亚中亚地区各种形式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到南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从巴尔干地区的波黑冲突，到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实践，到处都可以看到宗教民族主义的影子。宗教民族主义已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事实。有学者甚至惊呼：“神再一次步入历史。”
一、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学界对宗教民族主义概念和现象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期刊网迄今收录了6篇以“宗教民族主义”为题的学术论文。其中4篇分别是关于美国、印度教和锡克教民族主义以及菲律宾反教会运动的个案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宗教民族主义在各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发展及其功能和影响。另外2篇则重在探索宗教民族主义概念，其界定各不相同，但都认为宗教民族主义的成因在于“宗教的民族性”与“民族的宗教性”，并且都对宗教民族主义做出了贬抑性的价值判断。
相比较而言，欧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海斯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宗教民族主义”(religious nationalism)一词。但是，随着现实政治的变迁、知识的积累，“宗教民族主义”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英文资料来看，对“宗教民族主义”的研究迄今大体可分为三类：
1．用religious nationalism来说明民族主义的存在方式和特征，凸显民族主义类似宗教的特性。由此衍生出两个平行概念：the religion of nationalism，nationalist religion；同时还产生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命题，即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或准宗教(quasi—religion)。
海斯在《民族主义论集》中提出religious nationalism的概念时，专用一章论述了民族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共性。该章题目是《作为一种宗教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 As a Religion)。汉斯·科恩的表达方式稍有不同，他认为，在欧洲，宗教与国家(State)分离后，民族主义取而代之，与国家(State)紧密联合；民族主义没有否定“上帝之城”，只是将其从天国转至世间，从千禧年转至当前。安东尼·史密斯从社会学的角度，得出了与历史学家海斯和科恩完全一致的结论，并且更加明确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宗教”，预言“只要民族的神圣基础持续着”，“民族主义就必然会持续兴盛”。
实际上，上述学者重在研究民族主义本身。“宗教”在此作为形容词，突出了民族主义巨大的感召力及民族主义现象长期普遍存在的特性。
2．以religious nationalism来指代特定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运动，认为其类型特点是：神圣的宗教符号与世俗的民族主义主张和运动交融，互为表里，相互支撑。
20世纪40年代，科恩就已经在这个意义上使用“religious nationalism”。他在《民族主义观念》中以此描述17世纪英国清教徒革命(Puritan Revolution)，以区别于意大利、德意志和法兰西等地区的“文艺复兴民族主义”(Renaissance Nationalism)。他说：“英国人民把这场宗教民族主义运动当作‘旧约民族主义’(Old Testament Nationalism)的复兴”，与意、德、法等地的民族主义不同，“17世纪这场英国民族主义浪潮在所有英国人的思想和内心都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它并非仅仅存在于受教育阶层，而是团结和统一整个民族的纽带：它以一本对所有新教徒开放并为每个新教徒所熟知的圣经为介质”。
19世纪以后，绝大多数民族主义直接指向现实政治中的民族国家：或是为了建立独立国家，或是为了保护／扩张本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在世界政治中主要表现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或结盟、国家(包括殖民帝国)内部民族群体对政权秩序的反抗。相应地，学理分析也越来越强调民族主义的世俗性。然而，20世纪后期一些更加复杂的政治斗争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其斗争主体是民族／国家群体，但是在斗争目标和旗号中却包含着某些宗教的因素。对此，传统的解释框架即“世俗的民族主义”理论显得苍白无力。于是，学者们又重新使用“宗教民族主义”概念，其内涵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1993年，M·尤根斯迈耶在《新冷战?宗教民族主义对抗世俗国家》一书中提出，宗教民族主义在许多国家兴起，这是对世俗民族主义失败(即它未能兑现其允诺的“政治自由、经济繁荣和社会公正”)和世俗道德腐败的一种反应，也是对世俗民族主义的严峻挑战。1996年他发表论文《宗教民族主义：全球性威胁》，认为在印度、埃及、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伊朗、苏丹等地，宗教民族主义者可望或者已经实际掌控政权。在他看来，宗教民族主义的基本特性中既有与西方政治伦理相符合的因素，比如珍视传统和历史、坚持继承传统道义和道德；也有西方人所不能容忍的一些趋势，包括主张独裁专制、把美国撒旦化、憎恨西方文明、暴力和不宽容等。“随着世界各地区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加深，可以想象，从中亚到南亚、从中东到非洲将会出现一个统一的宗教集团。它们一旦拥有核武器，就将取代前苏联而成为世俗西方新的全球性敌人。”
简言之，尤根斯迈耶把宗教民族主义看作是对世俗民族主义失败的回应和挑战，是世俗西方的“全球性敌人”。由此暗示，宗教民族主义不仅与世俗民族主义相对立，而且是一种“全球性威胁”。这一论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许多人对于“宗教民族主义”的认识。
A·马可斯论述了民族主义与宗教不宽容之间的关系。他指出，1492年，信奉基督教的费尔迪南国王和伊萨贝拉皇后驱逐摩尔人(穆斯林)和犹太人的行为，是新西班牙国家巩固权力和获得合法性的核心机制。16世纪，英国王权摆脱罗马教会控制，由此使“成为英国人”(tobe English)的含意更加明确；英国国王同时担任国教会(安立甘宗)的首领，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代表着“新教与民族事业之间的链接和统一”。
马可斯研究的这两个个案其实都属于“宗教民族主义”范畴，不过其动因和目标各不相同：驱逐穆斯林和犹太人是费尔迪南国王建立和巩固西班牙基督教王国的前提；而英国国教会之独立于罗马教廷，则既是英国王权力量增强的结果和英国人民族意识苏醒的表现，同时也是英国王权独立和国家独立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笔者认为，与尤根斯迈耶的定性分析相比，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