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

时间：2021-06-28 08:00:02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http://img1.qikan.com.cn/qkimages/nyyj/nyyj201301/nyyj20130106-1-l.jpg

http://img1.qikan.com.cn/qkimages/nyyj/nyyj201301/nyyj20130106-2-l.jpg

http://img1.qikan.com.cn/qkimages/nyyj/nyyj201301/nyyj20130106-3-l.jpg

　　【内容提要】应对全球气候问题需要国际关系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参与，新兴大国印度的气候政治变化呈现复杂性和动态性，其长期的保守立场逐步转向灵活。双层互动产生于政治系统与其总体环境之间，即通过内外环境向系统施压以促其变化的进程。印度的气候政治系统受到内外环境变化的干扰，产生气候政治变化以对双层互动的压力予以回应，从而获取相应的政治支持。
　　【关键词】双层互动印度气候政治变化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气候变化因其长期性、非确定性和公共（产品）问题属性，成了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诚如亚历山大·温特所言，全球变暖是目前最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不仅因其潜在而可怕的长期威胁，而且由于短期内少有国家能在共同应对并采取强有力措施方面获得激励……”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政治及国内政治中，所谓的“吉登斯悖论”几乎无所不在，加大了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的难度。同时，从社会学意义上讲，气候政治也带有某种自反性（reflexivity），即理性在运用反思能力的同时遭到自我抗拒与反驳，出现了确定性之外的意外后果。因此，气候政治既反映了一种全球风险，又昭示着现代性本身的深刻危机。“势不可挡的进步的厄运就是势不可挡的退步”。国际关系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气候政治参与，直接影响国际气候谈判格局和全球气候治理动向，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在气候政治研究中是我们难以回避的主角之一，全面分析印度在气候政治当中的国家行为，对理解国际气候政治乃至全球环境治理有着较好的启迪。
　　国内已开始重视有关印度的气候政治研究，主要分析如：考虑基本国情，指出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脆弱性和大国责任感是印度采取应对行动的动因所在，而贫困和有限资源等则是关键制约因素；从气候变化对印度的影响人手，寻找印度坚持强硬态度的根源；认为印度对气候变化的独特理解和看法在于满足能源需求、实现经济崛起、获得资金和技术、提升国际地位等；国际规范的演进影响国家行为，国际气候治理规范传人印度，引起国内利益的分化，使得印度的气候谈判立场有所调整。
　　国外学界的相关认识则较为倚重理论分析传统，如从全球政治的权力转移进行考察，逐渐认可诸如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更为突出、更有活力、更加重要；气候政治自哥本哈根谈判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基础四国开始掀起权力转移的浪潮，似乎大有迫使欧洲淡出气候谈判的中心舞台之势，并让美国在今非昔比的制度谈判背景中疲于招架。然而，由于仍受制于国家中心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强化，以及崛起国仍摆脱不了源于旧世界之社会发展模式和地缘政治束缚等，提出印度等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打破南北关系历史格局，仍是很难有较强说服力的；还有学者考虑到印度在国际谈判中日益受到孤立的现实，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大国责任感，解释印度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认为最好的理论在于某种现实主义的理性选择，讨论气候政策对印度整体外交地位的影响。
　　上述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我们认识印度气候政治提供了不同的分析视角，并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议题奠定了研究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由于气候政治本身所具有的自反性特征，国际气候谈判和国内政治互动进程也相应呈现出复杂性和动态性。同时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对其气候政治变化的分析需要系统性研究，以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气候政治“输入”与“输出”动态。本文尝试结合理论演绎与历史分析法，主要考察印度气候政治中的双层互动，以探讨其中的政治变化机制。
　　二、理论综述与分析框架
　　在分析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时，本文不打算沿袭已有相关研究所青睐的国内政治或国际体系论式的单一层次分析法，而转向对双层互动博弈理论的部分借鉴，以期做出可能的较为系统性的解释。
　　（一）理论综述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与相互依存逐渐为人们所认知。同时，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全球化进程相互作用、互为条件，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两大发展动力。在如此动态转变中的世界政治背景下，基欧汉和奈提出“复合相互依赖”，针对管控国际议题的机制如何变化，提出了因果模式：经济模式、基于总体权力结构的模式、基于问题领域内权力分配的模式、国际组织模式。显然，“全球化”使得世界在气候变化、金融市场等特定问题或世界某些地区（如发达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更接近复合相互依赖。其中，任何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都对其他国家的气候产生了代价效应。进一步说，关于气候变化的探讨以及相关谈判促成了相互依赖的社会和政治网络。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形成的全球主义是多维的，既包含相互依赖关系网络，也包含以多边反馈为特征的全球复杂系统。
　　1978年，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提出“倒置的第二意象”（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即主张避免将国际关系简单地视作国内政治的衍生，而强调对国内问题的国际根源进行分析。基欧汉和米尔纳（Helen Milner）所编撰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文集正是从国际化人手，严格按照所谓“倒置的第二意象”，围绕着焦点问题，探讨国际化的结果（影响国内偏好乃至塑造国内政策等）。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特征和历史潮流，但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内化，强调跨国主义与相互依存的所谓大理论视域，其研究层次仍然是单一层次或单向度的，未能系统考虑诸如气候政治等后现代主义议题对于理论分析传统和归因惯性思维的冲击。因此，希望超越单一层次研究，融合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所谓双层互动博弈理论应运而生。
　　双层博弈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普特南（Robert D.Putnam）提出，但该理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博弈论，而更像是某种隐喻（metaphor），用以解释国际谈判中的国内国际层次间互动。他指出，国内层次上，国内集团通过对政府施压以实施有利于集团利益的政策，而政治家又与这些集团结盟以寻求权力；国际层次上，国家政府尽最大的能力应付国内压力，将对外发展中的损失最小化。只要国家还能够保持独立自主，那么处于决策核心的政治家们就不可偏废双层博弈中的任何一项。可以想见，这种国内与国际层次的相互联系或多或少限制了决策者的选择，尤其当考虑到国际协议的国内合理性时，所谓“获胜集合”（win sets）的重要性凸显。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两种源自国内政治行为体利益的解释：其一，“国际环境政策的利益基础解释”，指出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减排成本，是影响大国参与国际环境协议的重要因素，并可因之将国际气候谈判国家划分为推动者、观望者、左右摇摆和拖后腿者；其二，认为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经济财富的水平，决定了工业化国家改善环境问题的决策，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减少总排放的副作用。后者可以进一步解释国家利益如何与国内政治行为体相联系，关注所谓污染者利益、受害者利益、第三方利益，结果是代表主要污染者利益的国家成了国际环境谈判的拖后腿者，代表受害者利益的国家则希望推动严格国际环境协议的达成，而代表第三方利益者的国家也往往倾向于达成国际协定。事实上，自双层博弈理论问世以来，一方面，与其他微观决策理论、中层理论、体系大理论等所能激起的学理思辨热潮相似，学界对于拓展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动的分析框架亦显得兴趣盎然；另一方面，也正是在对普特南双层博弈理论进行或“升级”或“优化”的所谓努力中，我们或许第无数次地、略带审美疲劳地、再次感知理论的“效度”和解释力困境。例如米尔纳（Helen V.Milner）和兰蒂斯（Jeffrey Lantis）均对普特南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以克服其理论化程度不足、缺乏可操作的假设等缺陷。他们提出国际合作行为在国内的影响大于国际层次受相对收益和对欺诈行为恐惧的影响，国内集团问的斗争影响国际协议达成，而国际谈判及其失败源自国内政治，受国内政治干扰和影响，国际合作因之是国内政治斗争的某种延续，外交决策受到国内约束而可能造成国际违约等合作后问题。

推荐访问:印度气候机制变化政治

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