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一些政党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新变化

时间：2021-06-02 12:01:10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全球化极大地动摇了传统政党的社会基础，打破了传统政党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影响着政党的运作模式尤其是组织管理与宣传动员方式，政党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及其对民众的掌控力大大弱化。面对诸如此类的挑战，一些政党适时改革，积极应对，成功实现了转型。但也有部分政党或无所适从，或无动于衷，一直在全球化的边缘挣扎，有的甚至被全球化浪潮所淘汰。国外一些政党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中的某些经验教训表明，全球化既可以给一些政党带来拓展发展空间、扩大社会基础、加强国际交流的机会，也会给一些政党带来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使一些政党面临生存危机。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执政党面对着更加复杂的内外形势，面临更多的内外风险，必须高度重视，妥善应对，否则，就会出现政治翻船的危险。
　　〔关键词〕政党政治；政党转型；执政能力；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D3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2-0009-04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发展模式研究”（08JJD710019）
　　〔作者简介〕蒲国良，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新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标志。近二三十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全球化加速发展，前所未有地影响各国民众的工作、生活与思维方式，尤其是对世界大多数国家政党带来了重大冲击和影响，改变着政党的运作模式。为顺应全球化潮流，国外许多政党加快改革调整，积极应对形势的新变化。但也有部分政党无所适从，或无动于衷，一直在全球化的边缘挣扎，有的甚至被全球化浪潮所淘汰。
　　一、全球化深刻影响国外政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
　　全球化对国外许多政党带来了拓展发展空间、扩大社会基础、加强国际交流的众多机会，当然也给政党特别是西欧政党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使一些政党面临生存危机。
　　其一，全球化极大地冲击了国外特别是西方传统政党的社会基础，政党组织结构的稳定性被打破。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带来了国际分工深刻变动与许多国家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西方多国第二产业发生大迁移，部分地区乃至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西欧国家产业工人近20多年来减少上千万人，美国在过去十年仅制造业就丧失了400万工作岗位。同时，西方国家第三产业内部也出现复杂的分化、分层等现象，中间阶层内部变动加快，稳定性减弱，极少数挤入上层阶层，部分跌入中下阶层。这种变化导致西方多数政党的社会基础发生变动，传统的支持群体队伍迅速减少，德国社民党支持群体比例减少了1/3多。全球化使得西方许多政党相对稳定的组织体系松动，党员流失在西欧多国达1/3至1/2。党员老化现象在一些传统的群众性政党中尤为凸显，在新世纪之初，德国社民党35岁以下党员只占党员比例的11%，21岁以下的党员只占13%，80岁以上党员比例高于25岁以下党员。〔1〕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村党组织的结构体系也被打破，传统政党的稳定性也趋于弱化，部分基层党组织甚至土崩瓦解。
　　其二，全球化所带来的人员流动深刻地影响了诸多政党传统的运作模式尤其是组织管理与宣传动员方式。全球化极大地推进了人员在国家、地区及全球层面的快速流动，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一些民众的居住习俗与移民制度。近年来，每年有数十亿人在本国内部流动，超亿人口在境外工作、生活，其中有成百上千人移民他国。这种人员的内外流动，有相当部分是各党的党员和党的同情者、支持者。全球化一方面使得许多政党面临着有效管理流动党员、海外党员的困境，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党中有四成左右的基层党组织处于无所作为乃至瘫痪状态；另一方面使得政党难以在相对固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对党员进行宣传教育与信息沟通，也很难再以传统的方式动员党员及支持者，导致党的凝聚力、向心力不同程度下降。全球化对组织严密、宣传刻板的政党的冲击尤为凸显。
　　其三，全球化大大提升了资本的力量，导致传统政党的意识形态弱化，对社会的现实影响力下降。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和企业追求超额利润的动机，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劳资关系的平稳格局，自然也对领薪阶层为主体的政党带来了直接冲击，对左翼政党则更加凸显。全球化一方面空前突出了股东价值和利润至上的学说，压抑了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公正、平等和公民权利理念的坚守和弘扬，特别是西方国家多数主流政党都不得不在意识形态上向资方作出妥协和让步；另一方面资方的强势地位，特别是其出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需要，毫无顾忌地推行裁员、减薪、降低福利标准、扩大临时工和短工比例、延长工作时间等举措，使职工处境日益艰难，而政党对此大都无能为力，难以有力反对，结果导致党员及同情者对党的离心倾向加大，离党、退党现象频繁。
　　其四，全球化还导致执政党的政策空间与回旋余地较前缩小，在处理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上处于两难境地。一是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政府较多地顾及资方的态度和立场，在相当程度上损害着劳方的利益，导致劳资矛盾趋于尖锐，劳方不满政党对其保护不够，资方责怪政府掌控劳方不力，执政党为此两头受责。二是在把握参与国际竞争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关系上，执政党往往难以实现较好的平衡。许多国家执政党在领导本国深度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缺乏长期规则和综合考虑，过度强调短期的执政效益，结果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一些资源、能源富集国和对外依存度高的国家在最近这次金融危机中教训更加深刻。也有少数国家执政党过分强调本国经济主权与安全，不敢大胆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中，结果丧失发展机遇，国家经济长期处于凋敝状态。三是在如何妥善处理国内事务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互动上，一些执政党顾此失彼，处置不当而陷入被动。全球化推动了一国内部内政外延、国际事件内渗的几率，尤其是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而言，国内事务特别是突发性危机处理不当，往往扩大成为国际焦点，演变成国际事件，2011年部分中东国家的“街头革命”，导致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埃及民族民主党等国执政党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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