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亲戴文葆的三次离别
时间：2021-04-28 00:01: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50年代中期,我家住在南小街后拐棒胡同的出版社宿舍。
父亲戴文葆50年代初到北京,是出版社遵照上级的意见调他来的,以前他在上海《大公报》工作。到出版社后他先后在政治编辑室和世界知识图书编辑室参与领导。他中等偏低的个子,皮肤白皙,戴眼镜。我印象里他总是一贯整洁,衣服笔挺,皮鞋锃亮。他烟抽得很凶,酒喝一点,但不贪杯,一喝脸就通红。他的同事都说,无论在报社还是出版社,他都是个能干的人,阅历广,眼光敏锐,判断力强,善于处理疑难稿件。他的审读意见动辄几千字,谈起稿子滔滔不绝,能说,也爱说。
后来我知道,那段时间,父亲和出版社编辑部的同事一起,奉命组织或说是重新恢复了一个编辑室,邀约大批知识分子的学术著作稿件,组织出版。父亲“承担了日常编辑行政工作,内外联系,以及一部分书稿复审,直到安排计划、签发稿件等等。一时书稿审读工作颇为繁重”,频繁的开会、讨论、出差、饭局……那时,领导对编辑部虽然抓得很紧,但关心人,气氛也宽松,工作虽繁忙但精神充实。
1958年,我8岁,是小学生。妹妹2岁,上幼儿园。
2月的一天,和往常一样,中午放学回家。刚到门口,保姆一把将我拉进厨房,不让我进屋。偷眼看去,屋里有几个人,或站或坐,母亲在匆忙地收拾东西,气氛凝重。一会儿,那几个人拿了母亲收拾的东西,走了。母亲拉着我说,你爸爸也走了。
从此家里没了爸爸,与别人家有很大不同。从小受娇惯的我根本不懂出了什么事,问母亲,她的回答我也不明白。母亲本来就是个话不多的人,这以后话更少了,有时还发脾气。更多的印象已经模糊了,只是感觉到家里气氛从此有些压抑。
过了两三年,从其他同学歧视的话里,我才知道,父亲被“戴了帽子”,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
我还知道了,在此之前,父亲曾被找去谈话。对方说,他的错误“组织上理解,将恰当处理”。说完拿出一张十六开白纸,让他签名。他“相信组织”,未加考虑就签了字,还写了“同意组织意见”几个字。不久,又被谈话,说“如果接受劳动教养处分,以后一概由组织负责;如若不接受,组织上一概不管了,流落到社会上去吧”。那个时候,组织是何等神圣,何人可以违抗?于是,填写了“申请自愿劳动教养”的申请书。接下来,先送至第一模范监狱寄住,再押送“西荒地583分场”。
时至今日,我对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甚至觉得这些曾经的悲剧,历史也给予了比较公正的评价。但是,当初知道这些真相的时候,我仍然极其震惊。
这是我与父亲之间一次没有告别的离别。
二
50年代末、60年代初,天灾配合人祸,举国饥馑。城里的一般人尚且还要勒紧腰带,遑论“罪人”。父亲在农场参加大田劳动,兼做收发,以后又做图书管理员,身体每况愈下,先是浮肿,又发展为下肢萎缩,进而胃溃疡,终至卧床,不能行走。
1961年年底,农场通知出版社把濒临死亡的父亲领回。当时出版社仅有一位领导愿去做这件事。这位领导,是父亲大学时代就认识的好友,是个耿直的共产党员。父亲被贬至遍地蛇虫的京津之隅后,他数次借周末无人知晓,换上儿子的棉大衣,口袋里塞满罐头食品,悄然前往探望。这个时候他挺身而出,是极其难得的举动。父亲认为,他的到来,“党是知道的”。于是,一架平板,拖至车站。
父亲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回来了。
我也到大门口迎接。夜色里,昏黄的路灯下,眼见一个极其消瘦的人影,棉大衣裹得紧紧地,头戴棉帽,在母亲的搀架下缓慢蹭上台阶,步子几乎是在拖,他喘息不止地倒坐在门槛上。三年未见,对几乎在生活中避免被提起的父亲,我已有极大的陌生感,我叫不出“爸爸”两字,口中喃喃。
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
起初,父亲不能行走,只能躺在床上休养。出版社和部里的有关同志都先后来看过,表示要他安心,“组织上会安排工作”。他1958年“自愿签字”后,就失去了公职,也没有了收入。现在说要安排,他认为这是党的态度,相信组织不会抛弃他。四五个月后,得到公安局解除教养的通知,并送回原单位。
父亲的生命很顽强,他的身体慢慢地恢复了;渐渐地他可以外出走一走了。他住的小屋,很快又堆满了书。和院子里的邻居也渐渐有了来往。最谈得来的是住在西偏院、在社科院工作的老侯和办公厅的老朱,以及群文局的王爷爷和木偶剧团团长。他还愿意和那位参加过西藏平叛的解放军聊天,还开玩笑地管他——王立章叫“王立早”——“立早章”。管团长的爱人景光阿姨叫“光景”。每到这时,母亲总是责怪他不记教训。
大约一两年后,他上班了,种种带有中国特色的原因,“编制问题”并没有解决,只作为出版社的临时工身份。他并不清楚编制的重要,“只是信任组织不会抛弃。反正有工作做,有饭吃,还说什么呢?”不久,父亲被中华书局借调,参加编辑有关蒋介石言论内容的专项工作。这项任务极其繁复,父亲说“看了平常不易看到的许多材料,倒也一饱眼福,苦中有乐”。
从农场回来后的初期,父亲有较多时间和我们在一起。和母亲的教育方法有所不同,他常让我看一些课外书,比如《中华活页文选》和“中国历史知识小丛书”,就是那时看的;他让我用稿纸练小楷字;他带我去十三陵,我第一次看到了古代帝王的陵墓。1963年春节,他带我去了厂甸,从和平门往南,穿过熙来攘往的人群,在各种叫卖声中边看边讲地溜达……
那时候,一般家里都没有洗澡的条件,父亲就常带我到澡堂去。他总是要“盆堂”——那种两人的、有浴盆的单间,比较讲究。洗完了有床可以休息、看书,有人来给沏茶,甚至可以叫一笼包子吃。我知道了生活原来可以是舒适的、让人愉悦的,生活中还存在着另一种与粗陋的现实完全不同的情境和氛围。
1958年父亲被送去劳教后,出版社要求母亲一周内搬离宿舍。所幸母亲的单位,那个后来被称为“牛鬼蛇神部”的机关,分配我家搬到东四四条东头的部宿舍院。就是后来父亲回来时的“新家”。这个大院子里住着约三十户人家,有大、小孩子二十多个。后院中心是个花池子,中间种了迎春花,每年花开季节黄灿灿的。冬天,孩子们往花池里浇水冻冰,用小板凳和铁丝做冰橇,滑着玩;我们还用铺板搭球台打乒乓球;在三个套院里跑跳着捉迷藏,孩童时的乐趣让我们好不开心。
父亲在恢复工作的这段时间,做了一些他认为颇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担任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最后的责任编辑;重编与校勘增订了《谭嗣同全集》;拟订中国思想家文集选题计划;筹备编辑《严复集》等著作,并联系访问了许多作者,等等。
生活似乎慢慢在走向正常。
1966年6月,狂飙再次席卷中国大地。这次比以前更彻底,似乎很少有人不被波及。这个住满文化单位干部的院子里的许多人,都陆续在各自的单位受到冲击,人人自危,家家紧张。父亲看情况不对头了,就先行把经手的稿件收拾整理,编出目次,妥为存放。
7月,单位的工作组通知父亲放假一周,后又延续两周,接着没有了下文。父亲去要工资——更是去讨说法,却不被理会。他的习惯性思维是:“即使进劳改队,总要有人管啊。”
又是从学校回到家,同院的小伙伴把我拉到别人家,说我家有不请自来的“客人”,比在自家还随意地翻开地砖找东西,烧书,割破沙发,祸害无辜的小金鱼……
父亲因为在两个出版社都是临时身份,故而两社的“斗士”都没顾及到他。然而却逃不过街道的“铁扫帚”。我家这次终于垮掉了。
父母考虑要保护儿女,采取他们当时可以想到的无奈的措施……父亲想起顾炎武《日知录》中总结历朝动乱自保的信条“小乱居城,大乱居乡”,采取自我流放,想回到曾经的“西荒地”,请求收容。农场称不合规定,坚决拒绝接纳,他只得再回京。出走不得,回家又要牵连家人,走投无路,他先后露宿东单公园、火车站、街头……几天后只好再回家里。“水晶化”处理的京城,根本容不下父亲这样的人。又没有地方让他藏身——留不得,走亦无路,这样的情况挨了约一年,父亲终于获准可以回苏北故乡,等待运动后期处理,但路费要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