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政治决定宏观经济的紧缩成败
时间：2021-02-25 04:00: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对紧缩政策的讨论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热门话题，其中缘由不言自明:这边美国的复苏才刚有一点苗头，那边欧洲又开始重新滑向衰退。这种局面对于巩固整个财政进程来说堪称一大祸害，但该进程又是欧洲最为钟爱的。
对于美欧的争论，来自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的代表都在陈述了一个共同的看法。首先,他们一开始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谓的有条件援助条款感到厌恶，韩国人至今依然充满鄙弃地将这一痛苦的调整政策称之为“IMF式危机”。其次，令人惊讶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同意执行这一政策。
从事后看来，这些极为痛苦的调整也是值得的，因为深受危机重创的各国经济都被迫实施结构性改革，并为当今亚洲的突出经济表现铺平了道路。必须提及的是，在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前述这些国家都受到过IMF经济援助之前的胁迫，并且最后它们都咬牙接受了。
在这些项目实施之后，各国的经常账户收支——所谓东亚增长奇迹的“阿喀琉斯之踵”随之从逆差转为顺差。在东盟五国方面，1996～1997年度平均相当于GDP4%的经常账户逆差，戏剧性地逆转为1998～1999年度的6.8%顺差。韩国也实现了类似的转变，从1996～1997年度相当于GDP的2.8%经常账户逆差变成1998～1999年度的8.6%顺差。
从那以后,亚洲国家就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在两年之内，亚洲大多数受灾经济体都重新恢复到了危机前水平，而且都不是临时性的回光返照。简而言之，这种短期的紧缩行为并不会导致长期性的负面效应且紧缩，在某种程度上是灾后复原所必不可少的。事实证明，这种政策带来的长期好处不仅持久，而且令人震惊。
这让亚洲之外的人领悟到，有付出才有收获。但在发达国家，只有很少的人能体会到1998年受灾亚洲国家所经历的那种严峻的总产值收缩状况，更别说拿出将紧缩加诸于本国经济之上的勇气了。事实上，那种经济紊乱以及对一个原本自信的国家的侮辱都是灾难性的，如同当今的希腊。然而，在经济泡沫被挤走之后,亚洲的后危机复苏也是强劲且可持续的。
在亚洲后危机调整过程的初期阶段，货币扮演了一个泄压阀门的重要角色。随着各国从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亚洲货币汇率急跌——韩元对美元下跌28%，泰铢、马来西亚林吉特、菲律宾比索下跌约37%，印尼盾下跌近80%。
除了结构重整之外无路可走。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的结构调整项目主导了整个金融部门，但同时还有一些着眼于税制和支出改革的项目。即便这些项目并不全都遵照IMF的严格条款，也在大幅增强亚洲竞争力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
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在上世纪90年代末其实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接受异常严苛的IMF策略来作为接受援助的代价。因此，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是否能采取同一条路径还有待观察。
20年前，经济学家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和行天丰雄(Toyo Gyohten)在他们合著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书中特别指出，在危机处理方案上亿种显而易见的双重标准：“在为弱小的贫穷国家提供咨询时，那些小国只能俯首听命;当面对强国时，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一转身又变成了仆人。”
或许应该说，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危机给我们最关键的教训是，紧缩政策是有效的，但成败最终将取决于权力政治。然而，一个介乎于短期权宜之计和长期战略之间的解决方案，到现在仍是令西方纠结。
美欧两方都不应该忽视上述任何一个教训。在一个货币联盟中，单一国家很显然缺乏货币方面的灵活性，但为了刺激整个区域的竞争力不应阻止欧元贬值。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美元。
但没有国家或者欧洲这样的国家集团，能通过贬值的方式来重获繁荣。因此亚洲的结构型教训对发达国家也是同样有益的。
事实上，德国的经济之所以能比欧洲其他国家拥有更强大的竞争力和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劳动力市场改革和放松管制。同样，一剂药方或许也能在欧洲其他国家身上生效，也许能够同样作用于正面临着严重竞争力危机的美国。
史蒂芬·罗奇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1982年加入摩根士丹利，2007年出任摩根士丹利亚洲董事长，2010年改任非执行董事长。作为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曾在全球化、中国与印度的兴起以及其他问题上发表研究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