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济民【赵晓:仁者的“经世济民”之路】
时间：2020-08-16 07:23:3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0年伊始,金融危机的大浪尚未退潮,中国在盘点过去一年的经济状况时,已经得出了令人欣慰的结果。此时,身兼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等多职的赵晓,却在一次会议上作了“危机过去了还是更大的危机将来临”的主题发言。面对世界性危机中率先回暖的中国经济,赵晓以他的敏锐与责任感发出了冷静提问。
岁初,北京最冷的时节。京郊昌平一处庄园风格的院落,是赵晓质朴而温馨的家。赵晓坐在一张宽大的椅子上,透过镜片,他的眼神明亮而温和。于是,交谈中,我便可以同时通过这样的双眸,去读他的人生,去感知他生命的冷暖。
1967年3月的江西奉新县罗市镇,翠色皴染了山水。一户人家最小的孩子降生了,他的到来应该是个“意外”――这个家庭之前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而刚刚降临人间的他与最小的哥哥竟相差二十岁。然而正是这个“意外”,让数十年后的中国经济学界多了一颗璀璨的明星,他就是当前中国内地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的赵晓。
多年后,赵晓重回故土,重温青山绿水以及母亲的爱为他营造的童年欢乐,那些成长岁月的感受成为他一生受用不尽的人生滋养,让他日后可以用博爱和感恩之心面对一切,并以此作为人生关怀的出发点,去解读经济学问题。
放牛郎的田园牧歌
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决定他今后的人生态度。对赵晓而言,快乐、幸福、自主、感恩是童年生活带给自己的宝贵财富,成长岁月的生活经历构成了他人生的两大潜质,那就是博爱和吃苦精神。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江西农村,物质生活是贫乏的。赵晓一家兄姊四人,也算是个大家庭了,父亲在九江的永修县工作,母亲领着孩子们下放农村务农,生活并不宽裕。童年的一次经历令赵晓至今记忆犹新:邻人送了块西瓜过来,看着红艳艳瓜瓤,从没有见过西瓜的赵晓很想吃。家人就逗他说西瓜是辣的,他竟然相信了。也难怪,辣椒不就是这个颜色吗?!
物质生活尽管不丰裕,但母亲却用她的一双巧手,为赵晓和兄姊们换来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书香门第出身的母亲识文断字,下放前曾是街道上蔬菜队的队长。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在农村的河边、沟坎、房前屋后开出自留地,种上茄子、豆角等各种蔬菜。勤劳的母亲讲究科学的种植方法,她种的菜总是最好最多。母亲还很会做饭,在赵晓的记忆里,母亲做的饭就是人间美食。
由于母亲调理得好,赵晓的童年没有饥饿。当然,母爱更体现在无微不至的精神关怀上,母亲不会对他发火,总是用春风般的语言去教他面对世上的一切人和事。心中充满对大自然、对母亲的感激,在赵晓无数次的回忆中,曾经的贫困年代里,生活竟如田园牧歌般美好,自己则像一个王子,快乐而单纯。
但艰辛的劳作毕竟是农村生活的常态,连年幼的赵晓也不例外。三岁半他开始打猪草;刚刚六岁,就为生产队放牛,这样一天就能为家里挣一个半工分,而这一个半工分就已经能够养活自己了。赵晓放的是一头水牛,六岁的孩童很想骑到牛的背上,可牛又不肯老实就范。结果,就在赵晓抓着牛毛刚刚爬上牛背的时候,牛一拱身,把他颠了下来,幸亏运气好,没有大碍,否则结果难以想象。
当地农村最苦最累的是“双抢”(抢种抢收)阶段,每天都像打仗一样,用赵晓的话说“绝对要比劳改苦得多”。早上5点钟起床,晚上八九点钟才能结束,一天要劳作十三四个小时。七岁时赵晓已经是大人的好帮手了,可以帮家人捡稻穗。等到上中学的时候,赵晓就成了很好的劳力,插秧的速度已经超过村里有名的快手了。
艰苦的劳动不仅没有让赵晓感到畏惧与痛苦,反而因此铸造了他坚毅顽强的性格,让他一生受用。
上学之后,赵晓聪颖过人,成绩出色,考试经常拿第一名。其实淘气爱玩的赵晓学习并不努力,但他却善于思考且记忆力好,过目不忘。在小学四年级升五年级的考试中,有一道题是计算从一加到一百,结果除了赵晓以外,没有一个学生能算出来。虽然是老师没有讲过的题,但也没有难倒脑筋灵活的赵晓,他用简便的方法得出了答案。到了五年级,赵晓在全公社小学里拿了独一无二的语文、数学两个第一。
初中赵晓是在邻镇的上富中学读的,那是一所教学质量相对较好的学校,由于赵晓的堂哥在那里当老师,赵晓得以转学到那里。赵晓没有辜负家人,更没有给堂哥脸上抹黑,每次考试,他大都占据着全班第一的宝座。由于成绩优秀,他被选为班长。
但不久,他的班长职务被撤了。那是一次期中考试前夕,别人都在紧张地复习准备迎接考试,赵晓听说山上的杨梅长得很好,就与附近的两个孩子一商量,旷课跑到山上摘杨梅去了。当时大概是因为集体经济的缘故,人们无暇顾及这些集体农田之外的东西。赵晓他们摘完了美美地吃了一顿,又把剩下的拿到集市上卖掉。到了吃饭的时间,他们拿着卖杨梅的钱下馆子,汤水不剩地吃了个饱。高高兴兴回到学校,不料挨了班主任一顿狠批,赵晓班长的职务也给撤了。小小少年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在他看来,好看又美味的杨梅如果烂在山上实在可惜,而逃一次课并不会影响自己的学习成绩。也许这正是市场经济的理念在他潜意识里的第一次萌动吧。
到了高中的时候,依然爱玩的赵晓也依然以绝对的优势保持着年级优秀的成绩。甚至在高考前夕,赵晓还组织一帮学生打着团旗、骑着自行车到相邻的靖安县参观。在这个县城的一所中学,正在备战高考的学生们看到他们,如同看到外星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那一年,赵晓所在班级只有两个人考上全国重点大学,其中一个就是赵晓。
一杯味道醇厚的“博士咖啡”
1985年,少年长成青年,走出小山村,成了山东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一名大学生。
报志愿时,文科很好的赵晓临时改变了主意,他认为自己的中文本来就很好,不用再深造了,就选择了经济学专业。当时这门学科叫政治经济学,十八岁的赵晓天真地想,既学政治又学经济,选一科可以学两样,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那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正风生水起。入校那天,接待处竖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一句话:骑士和诡辩论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时代。虽然当时的赵晓甚至还不知道萨缪尔森是谁,也没有完全弄懂那句话的含义,但自豪感却油然而生。他明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时代到来了。
大学四年紧张而充实。后来赵晓回忆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是一个人人为中国之崛起努力学习、拼搏的时代。因此,上大学时,在赵晓和同学们看来,就连谈恋爱都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因为没有把精力用在学习上。
带着这样的激情,赵晓毕业后选择到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社会科学杂志社,开始为期三年的工作实践。1992年,拥有了丰富实践经验的赵晓,考上了当时的经济学重镇南开大学的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在南开,赵晓师从常修泽教授,并得以向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归”报国的杨敬年教授和中国优秀的金融学家、伦敦经济学院博士钱荣�教授,以及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等教授学习,还和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们过从甚密。在南开,他受到了清新活泼的现代经济学教育,逐渐开始意识到经济学强大的解释能力。
1995年,赵晓硕士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国家经贸委工作。在国家经贸委的这一年里,赵晓以国内最早研究可持续发展学者的身份参加了联合国开发署在瑞典召开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项目。而这一年,也是赵晓为向更高的学术殿堂进发争取的宝贵时间,因为当年赵晓已考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大为他预留了一年的学籍。
1996年,赵晓开始了博士研究生的学业。
当时,北京大学从海外引进了一批人才,其中包括林毅夫、易纲、张维迎等有海外留学经历的经济学家,他们为北大带来了一股清新喜人的学术风气。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教授带领赵晓等人成立了宏观经济研究小组。这位当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当年北大的教授,对经济发展有着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从1997年开始,赵晓与易纲合写了许多分析当时经济发展情况的学术论文。两年内有四篇论文在中国最顶尖的学术刊物《经济研究》上发表,尤其是针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经济进入通货紧缩的状态,他们在国内最早发出通货紧缩的预警,直接推动了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国家调控取向从之前的防通货膨胀转到了防通货紧缩上。此后,在众多场合,赵晓他们的文章被作为依据提及,甚至货币委员会在开会讨论问题时也会引用他们的文章。
20世纪的最后一年,一群壮志干云的年轻人头顶着令人艳羡的博士帽走出北大,走上了他们的“经世济民”之路。赵晓与巴曙松、钟伟等一批在国内比较有名的年轻经济学者走到一起,自发成立了一个经济研究小组――他们有意无意地用了“博士咖啡”这个带有自励与自信意味的词语命名。大家每个月在一起聚一次,开展热烈的讨论,关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现象。有时候,为了探讨一个问题,他们从北京的不同方向,穿越全城来到某个聚会的地点。讨论之后,又会连夜将结果写成文章,由负责人整理之后发给媒体。几年下来,他们把这些文章集结成书,投入市场之后反响强烈,一时间,大江南北,飘荡着“博士咖啡”清新而醇厚的气息。“博士咖啡”的文章被媒体青睐的同时,对当时的市场,对政策的制定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爱”是经济学最美的语言
新千年在人们的期待与展望中到来,经济越发成为人们绕不开的话题。而此时,三十五岁的赵晓已经在中国经济学界崭露头角,当仁不让地成为第四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2002年,带着诸多的疑问和研究课题,赵晓来到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以期找到他们构建市场的最佳答案。令他想不到的是,此次考察竟然完全改变了他的思想和研究课题,导致了他学术研究的转型。
“哈佛广场,半径二百米,有三座教堂。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城市,完全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灯红酒绿,到处都特别平静,每个周末,走在大街上的人们不是去教堂就是刚从教堂回来。”赵晓这样回忆并叙述他的美国之行。
“教堂和美国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教堂的功用是什么?”赵晓开始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在熊彼特概括马克思唯物史观时说的那句话中得到启发――“政治、政策、艺术、科学、宗教的和其他的信仰或创造,全都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进而他又在马克思・韦伯的书中得到答案――“西方的市场经济植根于他们的宗教精神(伦理)之上,他们的宪政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同样也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上的。”
这年11月,赵晓写成《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在文中他阐述道:“市场可以让人们不偷懒,但是不能保证人们不说谎,教堂的作用支撑了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国内,这是第一次有人从伦理道德和信仰的角度来比较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进而反思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缺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知道了市场,知道了制度与“看不见的手”对市场经济产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我们把制度当成制胜法宝,悬挂于市场经济厅堂的最高处,而接踵而来的问题却令人始料不及,正如赵晓在文章中写的那样:“事实上,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已经显示出某种尴尬。一是我们引入了市场经济,并且承认人的自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是,到现在却出现了‘诚信’问题。在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坑蒙拐骗无所不在,从毒大米、毒酒、毒辣椒到毒药,从股份公司的做假账到基金黑幕,从官商勾结到黑社会杀人越货,从私人老板对打工仔、打工妹赖账到部门经理带领部下员工集体‘辞职’,为追逐金钱不择手段的原罪已在很大程度上玷污了市场经济的声誉。”
为什么企业道德沦丧和诚信缺失会成为当下市场经济的副产品?为什么“无商不奸”会成为人们对商人具有讽刺意味的再次诠释?美国之行让赵晓大梦初醒,他按捺不住心中的迫切与激动,陆续又写下了《市场转型与中国的市场伦理》、《要将市场经济建构于信仰的基石上》、《中国呼唤财富伦理》、《商业伦理的重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担当》、《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等文章,自此,赵晓开始注入大量精力研究宗教,研究文化,研究市场经济与中国未来发展的关系。
很快,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的变革不仅要有政治、法律的变革作为支持,还需要有以道德伦理变革为主体的文化变革作为依存。所谓“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并不在于有无市场,有无交易,甚至不在于有无完善的市场法律,而在于有无健全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
赵晓认为,当前中国转型缺少的属于文化伦理层面上的东西,一个是博爱精神,它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仁爱,仁爱视对象不同会有爱的程度的等差,也会因对方的不善导致以恶制恶、冤冤相报的结果;而博爱是无条件的,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甚至陌生人,更甚至是伤害过你的人,都要爱他们,所谓“爱你的仇敌”,这样,恶的循环就可以在这里终止。构建和谐社会,就要以博爱之心对待所有人,以此为和谐社会构筑强大坚固的文化基础。另一个是契约精神。无论是工商文明(市场文明)还是宪政文明,诚信都最为重要,高度的市场文明和宪政文明需要建立在契约精神的基础上,契约精神的构建应该贯穿在整个中国转型之中。
2008年,“三鹿事件”引得举国愤怒。痛心疾首之余,赵晓在众多场合再一次疾呼:当道德伦理贯穿到经济建设当中,人们无条件地去遵守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见利忘义的事情了。他希望每一个国人都能够相信这一点,唯此,才能避免“更大的危机”的到来。
赵晓说他是个草根经济学家,不仅因为他来自农村,还因为他的心中时刻装着大众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数年来,他才会在授课之余不停地奔走各地,一边调研,一边宣讲自己的学术思想。他常常提醒自己,我必须和世界保持更多的联系,要去爱这个世界。
他终于站在了他理想的高度。2004年,他被评为“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2006年和2007年,他又分别被评为“中国地产界思想贡献人物”和“中国金融杰出贡献专家”。
如果按国际惯例划分,刚刚四十三岁的赵晓属于青年。年轻的赵晓还是喜欢偷闲去爬爬山、看看海,探索每一个未知的地方,就像走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一样从容,不管未来那条道路有多漫长有多坎坷,但他一定会认真走下去。
采访手记:
采访结束的时候,几位客人受赵晓之邀陆续而至,言谈举止都不凡俗,想必是他经济圈的朋友,就做了旁听。殊不知,他们谈话的主题却是文化与信仰。赵晓笑言:我们是“道友”。又说:常在一起聊聊可以增进智慧。临别时,主人相送,走出不远回头望,灰色的门楼上两只红灯笼随风飘荡着,赵晓一脸的笑容与阳光一样灿烂,突然就想起他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直在做一盏照路的小橘灯,这盏灯也许能照亮别人一点点,却不能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真的,我们永远不要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或者有多重要。
这就是赵晓!
赵晓语录
▲并没有一种制度可以完全地外在于人类的文化,同样的外部正规制度,对于具有不同文化内核的人来说,其含义往往大不相同,人的行为选择也会大不同。因此,不是制度决定文化,而是制度和文化互为决定,而有的时候,文化甚至具有更大的决定性。
▲千万别真的以为“仓廪实而知礼节”,不要以为有钱人自然是有德之人,也不要以为旧式中国真的毫无可取之处,今日口袋更加殷实的中国人其实是没有多少资格可在文明程度上傲视前辈的,也没有资格看不起生活水准比我们更差、犯罪率却远比我们低的印度人的。从物质文明的进步到政治文明的进步,再到精神文明的进步,每一步都是万里之遥,都是世纪工程。
▲生命的变革将带来人格的改变,而人的品格是建设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石。如果我们非常想建五十层的大楼,但是我们的地基只可以建五层,这个时候我们非要建五十层的话,就会倒塌。
▲试想,一个人如何跑赢千里马?答案是,没有人能跑得过,除非你骑在马背上。中国人民买房炒股的选择,就如同骑在急剧上升的资产价格的马背上。这不仅是逐利的理性选择,并且几乎是迫不得已的、为了避免财富不像冰棍那样化掉的无奈的唯一选择。■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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