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淖记事》文体学细读|大淖记事的淖字怎么读
时间：2019-05-01 03:26:2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汪曾祺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文体意识非常强的作家，他的小说具有“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的特点，《大淖记事》是其经典代表作之一。本文从题材、结构、叙事方式、人物、语言等方面来分析这部被视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的特点。
关键词： 小说《大淖记事》 文体学 诗话小说 散文化小说
汪曾祺是一个文体意识非常强的作家，也是一个文体上有着独特风格的作家。曾有法国记者就他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提问，汪答曰：“我大概算是一个文体家。”［1］P295笔者就试着从题材、结构、叙事方式、人物、语言等方面对这部被视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进行文本细读。
一、题材方面的特点
《大淖记事》这篇小说基本上符合汪曾祺小说题材方面“回忆即小说”的特点。汪曾祺说：“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尽火气，特别是除尽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2］P189
《大淖记事》在《大家小集——汪曾祺集》中被收入“故乡杂记”，就是说作家是以一种回忆的姿态写的发生在故乡背景里的故事。这个题材的特点决定了这篇小说的整体氛围、整体情调。回忆型的小说一般来说都带有怀旧色彩，人物也置身于一种比较远距离的时空里，这些都增添了小说的诗化色彩。
二、结构方面的特点
《大淖记事》结构方面的特点可以用“近似随笔”来概括。汪曾祺主张小说贴着生活来写，生活的样式就是小说的样式。为此，他主张打破传统小说的情节观念，实现小说结构的散文化。他认为，散文化是现代小说结构的必然趋势。汪曾祺曾以“水”来喻示文化小说的结构，“水”是舒缓有致、宛转自如的，与生活现实相适应。汪曾祺对小说结构的这种认识深受古代笔记体小说的影响，像他所崇尚的《阅微草堂笔记》、《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等作品，都是“笔记”或类似“笔记”的小品。
《大淖记事》不似传统小说有鲜明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而是很少有悬念的设置，叙述节奏也永远是那么的不紧不慢，舒缓有致。在巧云被强奸，十一子被号长带的一群人打得半死不活的时候，小说也没有出现读者预想中的高潮。文章的节奏仍旧是那样的从容不迫，特别是巧云和十一子之间的一段对话，让人有无语之感。对话是这样的：
十一子能进一点饮食，能说话了。巧云问他：
“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
“你要我说么？”
“不要。”
“我知道你不要。”
“你值么？”
“我值。”
“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
“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
“好，亲你！”
我们为男女主人公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时候，他俩却在你侬我爱、卿卿我我，让人忍俊不禁，却也只能舒心地一笑，有一种“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挫败感。其实，这是小说独特的散文化的结构产生的奇特效果。
三、叙事方式方面的特点
（一）从环境中推出故事，铺张背景描写。
《大淖记事》的开头不露声色地、执著地临摹民俗地图，故意躲开人物的叙述，读起来令人惊奇。小说前三节，写的是大淖风情、锡匠行当、挑夫生涯，都是写风土人情，宛如一幅幅精彩细致的民俗画，直到第四节，人物才姗姗出场。这种从环境中推出故事、铺张背景描写的手法增添了小说的意境美，同时也增添了小说的文化意味。因而，小说的诗化美得以体现。
（二）意象叙事。
“意象叙事”是与意象抒情密切相关的一种叙事方式，是强化诗化氛围的重要手段。它依靠不断出现的意象来结构，并推动叙事作品情节的发展或情感的演变。意象承载着丰富的情思内涵并拓展出广阔的审美空间，使叙事和抒情融为一体。例如小说中出现的“鸡鸭炕房”、“鲜活行”、“鱼行”、“茅草”、“芦荻”、“挑夫”、“荸荠”、“菱角”、“连枝藕”等独特意象就构成了一幅独特的民间风俗图，同时也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四、人物方面的特点
在汪曾祺看来，散文化小说不是直接写人，而是写气氛，借气氛来写人。传统的小说以人物塑造为中心，紧紧围绕着人物来组织情节，布局谋篇，而汪曾祺则突破了这种观念，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小说的人物描写。他的“气氛即人物”的人物描写理论是紧承其散文化的小说主张而来的。
散文化小说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情绪化”小说，这种小说不编织故事，不注重情节的发展，而着意于营造一种意境，抒发一种情绪，营造一种气氛。散文化小说也写人，但不直接写人，而是融人于气氛之中，借气氛来写人。［3］
《大淖记事》多采用描述和表现性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充满了作者的主观情感，其目的是在文本中营造出一种情调和意境。在小说中，巧云和十一子的性格都隐藏在一种深深的文化氛围中，使读者产生一种亦真亦幻、虚无缥缈的感觉。但是在那样美的氛围之中，我们还是感受到了巧云的美丽纯真，十一子的勇敢真诚，以及他们之间至纯至美的感情。
五、语言方面的特点
（一）具有暗示性和模糊性。
中国古代文论历来推崇“重含蓄”之理，受其影响，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具有暗示性，呈现出含蓄婉约之美。汪曾祺的小说都很短，语言也经济。为了用经济的语言表现丰富的内容，作者常常选用凝缩性句子，并利用词际句际空白，让简短的语言形式承载复杂的语义内容。［4］
小说中描写巧云和十一子半夜幽会在沙洲的那一段，就充满暗示和模糊性。小说只这样写了一句：“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待到月到中天。”“月亮真好啊！”这具有暗示性和模糊性的语言很像诗歌的语言，这如诗的语言使得小说充满意境美，同时也增加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使得小说的内容得以无限延伸和扩展。
（二）气韵生动，兼具音乐性和绘画美。 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无论从情感节奏还是语言节奏来看，其音乐性都很强。例如文中有这么一段：
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走过，好看得很。
这一段文字描写，不仅让我们听到了扁担的“嚓嚓”声，而且我们似乎能看到姑娘媳妇们袅娜的身姿和绽放在她们脸上的明媚的笑容。她们和她们肩上的五颜六色的挑货一起，构成了一幅和谐美妙的图景。
小说中大量短句的运用，长短句式的巧妙搭配，奇偶句式的交叉变换，形成了如诗词般的节奏回旋，实现了文章的和谐美。同时，语句中暗合的韵脚，叠音、叠字的使用造就的韵律变化和协调，形成了内部节奏的和谐美。叠言形式本身具有音乐性，能给人以声音的美感，同时具有描绘作用，可以增强语言的形象性。
（三）语言的文化性。
《大淖记事》的小说语言富含文化气息，由此形成了小说独特的文化风貌。小说中独特意象的使用、独特生活场景的展现、独特的具有地域色彩的语言使小说的文化意蕴深厚。
这里所谓的文化，既有俗的一面又有雅的一面。小说描述十一子外貌神态的那一段就极具古典气息：“因为他太聪明，长得又太好看了，他长得挺拔四称，肩宽腰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头戴遮阳草帽，青鞋净袜，合身衣服整齐合体。”［5］P40
这段文字描写当然是极雅的，然而小说中俗的文字也是有的，例如姑娘媳妇们喊老光棍黄海龙“老骚胡子”的诨名就具有口语化的色彩，富含浓郁的生活气息。这种雅俗共赏的文字大概就是汪曾祺的小说散发持久魅力，并被广大读者所喜爱的原因之一。
《大淖记事》作为汪曾祺诗化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情绪，它把情节淡化，人物化虚，结构散化，却并不意味着将这些要素化无，它与旧小说有所不同，却又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小说特质。在1980年左右就能写出具有如此独特文体魅力的汪曾祺，的确不愧是一位杰出的“文体家”。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汪曾祺全集（第四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卢军.汪曾祺小说创作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熊修雨.当代性写作与汪曾祺的小说文体观［J］.新疆大学学报，2001.12，第29卷，（4）.
［4］伏斐.灵动诗意和谐纯美——汪曾祺小说语言魅力述略［J］.作家杂志，2010，（4）.
［5］汪曾祺著.杨早编注.汪曾祺集［M］.花城出版社，2008.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2010级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