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界_陈岱孙:中国经济学界的一棵大树
时间：2020-08-16 07:22: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他相貌堂堂、德才兼备,却终生未娶;他学养深厚、才智过人,却著作不多;他一生教书,以德才育人,为中国经济界培养了六代学子,堪称桃李满天下,却始终淡泊名利、低调做人。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先生。
关于他的终身未娶,曾经有一种相当唯美浪漫的说法,说他为爱情忠贞不贰。而了解他的人却说,他是以圣徒般的虔诚把自己贡献给了教育事业;关于他的著述不多,陈岱孙晚年的学生,现在的北大教授平新乔说:“陈岱孙就是一个‘讲义派’。”因为他在学术上从不止步不前,讲义总是边讲边改,即使讲了好多年都还不甚满意,所以也就不同意拿出来出版。
陈岱孙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从1900年出生,到1997年去世,在九十七年的人生岁月里,他的“粉笔生涯”就占了整整七十年。1995年他在自己九十五岁生日盛会上曾感喟地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而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陈岱孙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同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当代中国发展的几个关键的历史时期,都留下了他的声音。
哈佛博士出自“螺江陈氏”
1900年10月20日,是农历闰八月二十七,陈岱孙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书香门第,巧的是这一天也是至圣先师孔子的生日。
陈岱孙的家学深厚。据家谱记载,明朝洪武年间,陈氏祖上看中了福建福州台南岛上一个叫做“螺江”的地方,便携家眷迁到此地生活,陈氏家族逐渐根深叶茂。到道光二十四年,即1898年,家族中先后有二十一人中了进士,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官至刑部尚书的陈若霖和他的曾孙、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陈宝琛是陈岱孙的伯祖父,而祖父陈宝璐,则是晚清进士,曾供职翰林院。到了20世纪,陈氏家族依然人才辈出,“螺江陈氏”因此在整个福州名声大震。
陈岱孙四五岁便开始念《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六岁入私塾读书,接受了九年半的传统私塾教育,文史功底极其深厚。1915年,十五岁的陈岱孙考入福州名校鹤龄英华中学。在这里,基础扎实的陈岱孙只用两年半的时间就读完了四年的课程。
1918年夏天,从英华中学毕业的陈岱孙来到上海,参加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在那里举办的插班生考试。考试结束的那一天,自感状况良好的陈岱孙兴高采烈地来到黄浦江外滩游玩,不料,一块“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挡住了他的去路。一时,年轻的陈岱孙“只觉得似乎全身的血液涌向头部”,羞辱和愤懑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刺心刻骨的打击”。入学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年轻的陈岱孙这才真正意识到强国兴邦的紧迫性,他一边在游行请愿的队伍里高呼口号,一边在心中暗暗立下了“经济救国”的志向。
两年后从清华毕业,陈岱孙获得公费留美资格。怀着“学得一些有用的知识,回来为祖国效力”的理想,1920年,陈岱孙进入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学习经济学。在大学本科的两年里,由于成绩突出,陈岱孙获得了美国大学生的最高奖――金钥匙奖。
1922年,拿到学士学位的陈岱孙来到哈佛大学研究院经济系开始为期四年的研究生课程学习。哈佛大学研究院是精英聚集的地方,竞争十分激烈。而哈佛研究院的经济系当时每年只招收约三十名研究生,均为学术委员会在众多的申请者中优中选优选出来的,个个都称得上是拔尖人物,且大多有过数年甚至多年工作经历,其中甚至有五十多岁的出过著作的学者。与他们相比,陈岱孙显然太年轻,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很不足。
当时研究生班有个自修室,自修室旁边有一个能容纳三十多人的西敏纳尔室。自修室是课余时间读书的地方,读书的过程中,大家难免对学问有争论,为了不干扰其他人读书,争论的人就要到西敏纳尔室闭门争执。在这种争执的过程中,陈岱孙逐渐感觉到自己知识的欠缺,于是,他开始了玩命般读书。整整四年时间,他没有星期天,连寒暑假也基本取消。陈岱孙的导师卜洛克教授感动于他的执著,给他提供了一个相对安静的读书环境:允许他在图书馆的书库里一个摆有小书桌的隔间里读书。这样,陈岱孙就可以不用再去人多嘈杂的自修室读书。每天他都待在小隔间里,小隔间的旁边就是书库的书架,那上面不仅有他需要的专业书籍,也有社会科学、历史、哲学等书籍,陈岱孙在读专业书之余,也会涉猎这部分书籍。他可以很方便地取来阅读,到了晚上,再把它们送到书架上就行。如果没有看完,他只要留个“请予保留”的条子,书库内的工作人员就不会收回去。在哈佛的四年里,用陈岱孙的话说,“我是连滚带爬地读完了书”。
毕业前夕,针对美国地方经济问题,陈岱孙撰写出毕业论文《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1926年3月,论文答辩的日子到了,他心情忐忑地来到答辩考场。考官是四位经济学、哲学、文学、天文学等学界的权威。四个小时的答辩时间,陈岱孙紧张得浑身冒汗。答辩终于结束,主考官们没有像对不少答辩者那样一言不发地离开――那意味着需要“明年再来”。他们一一上前与陈岱孙握手――这位班上年龄最小的考生一次通过了毕业答辩!陈岱孙的毕业论文令考官们对他刮目相看,在考官们以及陈岱孙的导师卜洛克看来,这是一个需要胆识和理论功底,需要缜密的整理和分析、难度很大的选题。后来,这篇出自一个中国年轻学子之手、分析美国马萨诸塞州州政府预算收支情况的论文被哈佛的档案馆收藏。
在哈佛四年,陈岱孙拿到了硕士和博士两个毕业证书。“这是我平生一次最长期的、密集式的读书时间,也是我的专业知识迅速长进的时间,更是我感到读书最有兴趣的时间。我离开哈佛大学,别的没多留恋,就是为这个密集读书生活的结束,有点惘然。”后来,陈岱孙在自己的书中这样总结在哈佛学习的那段日子。
“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
毕业之后,陈岱孙在欧洲又游学近一年时间,于1927年回国。陈岱孙哈佛的同学,时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很快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出任财政部长。而此时,母校清华大学的邀请函也已送达。对陈岱孙而言,教书育人、经济救国似乎是自己生命中一直等待的一件事,他没有犹豫,接受了母校的邀请。当时的清华刚由学校改为大学,设立了经济系,急需陈岱孙这样的人才支撑教学工作。9月,陈岱孙进入母校,成为清华大学经济系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在那个国人清一色长袍马褂的年代,高大帅气的陈岱孙一身笔挺的西服,手执文明棍,一副英国绅士的仪态一出现在校园,马上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而当学生知道他是新来的教授的时候,女生和男生分别把爱慕与羡慕写在一双双眼睛里。而更让他们敬佩的是这位留洋博士对教学工作的投入和学识。
陈岱孙认为:“治学如筑墙,基础须广大,然后层层堆建上去,将来总有合尖之一日,学经济学欲求专门深造,亦应先奠广基。”因此鼓励学生不仅要夯实本学科的基础知识,还要注重诸如政治、历史、哲学、算学等其他学科知识的基础。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系里确定了“理论、事实及技术三者兼重”的培养目标。1928年和1929年,年轻有为的陈岱孙升任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之职。
当时,一位教员要担任三四门课的教学任务,一周要上八九个课时。陈岱孙在哈佛大学所学的专业是财政金融,在清华担任的也是这门课程的讲学任务,按说不在话下。但他依然不满足,觉得自己对于中国有关财政历史和知识不太够用,在最初的几年里,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来充实自己。1932年,清华大学又公费派他到欧洲游学一年。在这一年里,陈岱孙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比较预算制度》,每天在法兰西国家图书馆和大不列颠博物院里查阅搜集资料,回国时带回了很多有价值的经济学资料。
正当风华正茂的陈岱孙在讲台前恣意挥洒才情的时候,1937年抗战爆发,很快,北平沦陷,偌大城市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不得已学校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陈岱孙被任命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临行前,匆忙中陈岱孙连家都没有顾上回,到了长沙时身上只有一件白夏布长衫。1938年,武汉又告急,危及长沙,学校再一次南迁到昆明,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大。最初,陈岱孙所在的法学院落脚在云南蒙自县,借用蒙自县海关旧址上课,教师和学生宿舍则是租用一家法国洋行,生活极度拮据。后来才迁回昆明的新校舍。在昆明,由于物价飞涨,生活费用不足,陈岱孙和其他老师不得不在驻地附近种上蔬菜,以补贴用度。
尽管教学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但陈岱孙与大家一起依然乐观地学习生活着。每天,上课前的一两分钟陈岱孙已经准时站在没有讲台的黑板前,铃声一响,他先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大大的“want”,然后从人的经济活动的起源讲起,再讲到效用、供求、价值。听陈岱孙讲课是一种享受。他是福建人,但普通话说得很漂亮,讲课的时候声音抑扬顿挫,很有节奏和韵律。陈岱孙上课从不念讲稿,他出口成章、口若悬河,对问题的分析细致到位。令人为之称奇的是,每次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他也恰恰讲完一个段落的最后一句话。据说有一次他讲完最后一句话钟没有响,后来一了解,原来是钟敲得误点了。
陈岱孙课讲得好,上课又认真严谨,学生们很喜欢上他的课。为了抢个好位置,一到陈岱孙的公共课,学生们都是一路小跑,连外系的学生也来不少,常常座无虚席。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怕迟到。偶尔有来晚的学生,出于对先生的敬重便不再进教室,而是站在教室外的窗户边听完一节课。见此情景,陈岱孙则常常会对讲过的内容略作重复,使迟到的同学可以及时记上笔记。
艰苦岁月里陈岱孙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战争硝烟笼罩着的中国经济衰退,民不聊生,陈岱孙将自己对战时经济建设和经济政策的观点和建议写成文章,发表在各大报刊上,为战时经济建设出谋献策。发表于1936年初的《我们的经济命运》尤其值得一提,在这篇文章里,针对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局,陈岱孙对国民党当局“求恳乞怜”的亡国政策,发出了 “握住我们自己的经济命运”的大声疾呼。这一阶段陈岱孙进入第一个学术高潮。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陈岱孙作为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先期回到北平。在东单的集市上,他买了几件家具,一张行军床,一条日本人撤退留下的羊毛毯,简单地安了家,就开始了恢复清华大学的工作。经过他们十个月的努力,返校的师生得到妥善安置,顺利进入新学年。
1948年,北平临近解放,不少达官贵人在恐慌中携家眷细软远赴台湾。有一天,同在经济系的刘大中教授告诉陈岱孙,自己准备携全家赴美,劝他同去。虽然知道老友一片真心,但他还是婉言谢绝了。到后来,国民党政府接大学教授们的飞机已经准备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劝陈岱孙说:“这是飞台湾的最后一班飞机了。蒋先生请您一定动身,到台湾再办清华大学。”陈岱孙再次婉言谢绝。他怀着对国民党腐败政府深深的失望和对共产党的无限期待和信任,与清华大学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
“我只有六岁呢”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953年,随着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陈岱孙调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
50年代初期,正是国家建设蒸蒸日上的时候,陈岱孙针对当时经济学界的情况一再建议对于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注意它的数量关系的分析,认为经济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者不可偏废。例如,他注意到人口研究的重要性,在1957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提案,建议在高等学校设立人口学课程或人口学专业,并且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一个以人口问题为中心的调查研究机构。同时,在他的《经济学说史》讲义中,他对诸多经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见解。这一时期迎来了他学术活动的第二个高潮。
此时的陈岱孙满怀激情投入为国家培养经济人才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中。每天上班,他总是认认真真地先打扫办公室,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回到住处,还要继续搞教学研究。他的住室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宽绰起来,而是越住越小,最后竟然窝到一间又小又破的房子里。对此,这位将全身心都放在教学上的教授没有任何怨言,对别人为他打抱不平也是一笑了之。在别人的眼里,他是一个高贵而又质朴的人。
正当陈岱孙一腔热情投入教学研究工作中的时候,1957年,反右运动汹涌而来。陈岱孙的一位高才生因言行不慎获罪,被打成右派。临“发配”前一天,趁着天黑,这位学生去看望恩师。陈岱孙打开门,一看到他落魄的样子就哭了,他说:“我没把你教好!”换了别人,可能唯恐避之不及,而陈岱孙却因为无法保护自己的学生,只有深深的自责。
动荡的年代,更多的教授学者在反右斗争中落马,陈岱孙一边告诫自己“少说话”,一边不停地干活,用干活让自己忽略周围的一切。1966年,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再次到来,陈岱孙恰好生病,被家人送进医院,这才躲过一劫。不然的话,光是他的专业就可以被戴上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何况还有留学经历。但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红卫兵最终还是抄了他的家。东西损坏了,书籍字画丢失了,他都没有在乎,唯独那把留学时获奖得的“金钥匙”不见了让他痛惜不已。到了1970年,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已经七十岁的陈岱孙先是被派到北京大兴县庞各庄收麦子,学完农又被派到轧钢厂当学工。一个令人敬仰的老教授被遣来遣去地做他最不擅长的事。
十年长夜路漫漫,陈岱孙与那个时代的人一起走了过来。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作为一个经济学人,在经历长达二十年的沉默后,陈岱孙开始为改革开放建言立说,再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79年,他在《经济科学》创刊号上撰文,继续就自己在50年代初提出的数学方法的运用以及开展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进行可行性分析。那一时期,他有关经济改革的学术演讲和论文达百万字之多,针对经济生活和经济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引起各方的关注和重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不服老的陈岱孙进入第三个学术高潮。
已经是耄耋之年了,陈岱孙还在带研究生。岁月染白了他的头发,但他依然腰板挺直,依然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个学生。每逢有学生上门讨教,他总是热情相待,哪怕提出的问题很不成熟,他也一样认真阅读,再用红笔批改,最后为对方开出参考书的书单。对于学生的论文,他逐段逐句地看,连错别字都一一更正。他曾经给一位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出了近两万字的指导意见,令人赞叹不已。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关键性的十年,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直接影响了改革的经济环境。针对这一情况,1993年,陈岱孙又发表了《我对通货膨胀的一点看法》一文,为抑制通货膨胀献计献策,文中充满真知灼见。
1995年10月20日,是陈岱孙九十五岁寿诞,北京大学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生日庆典。当天,大礼堂里坐满了来为他祝寿的学生,有的青丝如云,有的已经满头华发。在这些学生中,有不少已经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扛鼎人物。曾经就读于清华大学的朱�基在贺电中说:“我于1947年入清华,虽非入门弟子,而先生之风范文章,素所景仰。”面对满堂桃李,身穿黑色中山服的陈岱孙高兴地调侃道:“我只有六岁呢。” ――由于闰月的缘故,他和孔子一样,十九年才能过一次生日。一个一生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的老人,正是用这样的心态“挣扎着不服老”并且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
翌年,“挣扎着不服老”的陈岱孙以九十六岁的高龄主编了经济学巨著《市场经济百科全书》,这成为他留给当代和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每天早晨6时30分起床是陈岱孙保持一生的习惯。1997年7月26日清晨6时30分,在病床上躺了多日的陈岱孙从昏迷中醒来,他不让家人帮忙站了起来,一米八的身板依旧很直。他慢慢走进卫生间,关上门,为自己做了清洁,再把衣扣扣整齐,然后回到病床。十六个小时后,陈岱孙永远地合上双眼,中国经济学界的一棵大树在滋养了无数繁枝茂叶后吐尽芳华。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护士说:“这里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是他贡献了半生年华的地方,是他心中不改的情结,他忘不了那里。
1999年,为纪念这位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学界出版了《陈岱孙学术精要与解读》。该书集纳了陈岱孙一生的学术精华。
陈岱孙走了,带走了一个时代。但永远留下的,是他们的精神和才智。先生之风,必将山高水长。■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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