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祖国三千里(下)】 寻找祖国三千里
时间：2020-08-15 07:22: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骨髓里都是贪污腐化”的城 在离开京都15个月后，“寻找祖国三千里”的吴思汉终于到达多年来日夜思慕的抗战首都重庆。然而，“在战争将近结束时，重庆变成了一个毫无忌惮的悲观厌世的城，骨髓里都是贪污腐化”(美国记者门修德：《中国的暴风雨》)。他那参加抗战的要求与热情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再次受到怀疑与陷害。据说，因为他的“那条腿短了一些”，“眼睛有点像丹凤眼(台湾人的眼睛应该滚圆)”，“讲的普通话没有闽南话的音素和惯腔”，所以“小像台湾人”：国民党特务机关因而怀疑他是“受过特别训练的”、“日本派来的间谍”，同时“想找一个堂皇的理由把他除掉”。
当时，人平洋海战方酣，美军反攻已到菲律宾，雷伊泰岛之战胜利。重庆《大公报》记者李纯青和李万居、宋斐如、谢南光等台籍前辈听说，美军下一步准备在台湾登陆，国民党军方已与美军驻华机构接头停当，要用美军飞机把吴思汉这位台湾青年投落台湾，叫他与阿里山的抗日游击队联系，以配合美军登陆作战。但实际上，国民党也知道，阿里山是没有抗日游击队的。其结果，将是用日本人之刀，杀台湾的抗日分子。他们约了吴思汉见面，想把实情告诉他。在“晚雾迷江，万家灯火”的李子坝临江小楼上，他们见到了“衣衫好几处窟窿，露出黝黑的肌肤”，但“斯文，眉目清朗，风度倜傥，说起话来有条不紊。明察事理”的吴思汉。他们认真听着他叙述那“一关比一关难闯难越，其曲折惊险，有如希腊神话英雄尤里西斯还乡记”的归国记。
“这样一个取火者，这样一个爱国青年，为什么要对他怀疑，并忍心蓄谋把他置于死地?”李纯青被吴思汉的爱国热诚感动了，当下就在内心批判当局。
“你愿意跳伞回台湾吗?”李纯青决定要诚恳地把所知所想告诉吴思汉。
“我为抗日而来，为什么不可以为抗日而去呢?”吴思汉显然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奇怪，于是以简单答复断然拒绝了李纯青的质疑。“为了抗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就是我的信念。”他接着进一步透露说，“我就要去接受训练了，正高兴地在等待接受一支卡宾枪和一套日本军官制服”。
李纯青对这颗赤子之心，肃然起敬，无法再多说什么。
4月1日，美军的登陆目的地改为冲绳。因为这样，吴思汉得以暂免牺牲而活了下来。后来，他把自己寻找祖国的经历，写成《归国记》一文，并正式以吴思汉之名发表。文章发表之后，受到在重庆的台籍抗日前辈的高度重视。
7月16日，李万居在重庆《台湾民声报》半月刊第七期一篇题为《如何安置来归的台湾青年》的文章中特别提到：读吴思汉“所写的《归国记》，字字动人，语语惊心，不禁使人泫然……”然后，他语重心长地强调说：“台胞的来归并不是为着找寻饱暖安逸，也不是为着谋官求职，他们的动机极其纯洁……完全出于民族意识的驱使，不愿做异民族的奴隶，反对淫虐政治，而其终极的目的则在谋台湾的真正解放，解除六百余万同胞的倒悬……他们来归的目的是在战斗，是志愿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战的。”
《台湾新生报》的两对恋人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的10月5日，李万居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新闻事业专门委员的身份，返台接收日据时代的《台湾新报》，改组为《台湾新生报》，任发行人兼社长，并于25日正式发刊。除了一、二、三版刊中文新闻外，四版仍沿用日文，译刊当日的各项重要消息。日籍编辑人员退出后，日文版改由全部留用的台籍人士接编。
吴思汉从重庆返台后，随即直接通过李万居而进入《台湾新生报》，担任日文版编译。当时，编译部主要承担中文译成日文的工作。除了他之外，还有台籍文化界前辈王白渊、黄得时、吴浊流和王耀勋(日本明治大学肄业)，以及其他两三个记者，颇为热闹。在吴浊流眼里，当时的吴思汉是个“热血汉”，“中国语不用说，中文日文都精到”。
在报社，吴思汉经常利用上班前的空档教同事念中文，学国语。上他课的学生包括：王耀勋及广告科女同事陈枣和李守枝。因为谈得来，下了班后，他们4个风华正茂的年轻男女就经常一起喝咖啡、看电影或听音乐会。渐渐地，陈枣和王耀勋、李守枝和吴思汉便各自发展为一对恋人。
12月19日起，《台湾新生报》日文版以《思慕祖国不远千里：一台湾青年的归国记》为题，一连7天，重刊了吴思汉在重庆所写寻找祖国三千里的《归国记》。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李守枝对吴思汉的经历和想法才有了比较进一步的认识。她注意到，他虽然是到过日本留学的记者却没有一点读书人高高在上的姿态；他不但思想相当进步，在生活上也喜欢像个工人那样简单、朴实。
地下党人
后来，吴思汉在台北邮局附近的博爱路某条巷子内开了一家启蒙书店。通过书店，他认识了南北各地许多追求进步的有志青年。当时，在全省各地半送半卖从上海带回来的“左翼”书籍和杂志的嘉义朴子人辜金良就是其中之一。
1946年9月左右，因为辜金良在抗战时期和皖北的新四军有过联系，就应吴思汉及老台共王万得夫妇、朴子同乡李水井、老农组李乔松的儿子李韶东等人的要求，带他们到上海台湾同乡会找李伟光会长，安排他们前往解放区。到了11月，前往苏北解放区的地下航线因为战事的关系而被切断了。李伟光告诉他们：“台湾需要人，你们回台湾工作吧!”
吴思汉于是回到台湾，并与岛内的“地下党”联系。从此以后，他经常往返于海峡两岸之间。每次到上海，他都会去拜访当时在上海《大公报》任职的李纯青，与他“成了忘年之交”。
综合目前所见的“安全局机密文件”相关档案、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相关判决书记载及相关幸存者的口述证言，吴思汉加入地下党的时间与活动内容大致如下：
1947年7月，吴思汉由台大医学院助教郭�琮亲自吸收入党，随即转引潘启昭、卢伯毅参加，组成支部，任书记。秋季，台北市工委会正式成立；郭�琮任委员。同年，吴思汉先后吸收王耀勋、吴金城、张添丁、南二中毕业的邱来传和李瑞东，以及师院学生陈金木和陈全目等人参加组织。与此同时，他也与日本山口商专毕业、任教台北开南商职的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书记李水井等人在铁路方面陆续发展了党员20余人，并先后成立“铁路局支部、铁路局台北机厂支部(张添丁任书记)、台北机务段第一支部、台北机务段第二支部”。
1949年2月，吴思汉和相恋多年的李守枝也克服了种种困扰与父亲的反对而结了婚。结婚时既没有宴请任何亲友，也没有金项链、金戒指。同年春天，吴思汉担任台北市工委会委员，与郭�琮共同主持组织，直接领导草山支部、烟酒公卖局支部、台北电讯局支部，第一、二、三、四、五街头支部(负责人王耀勋、张国雄、卢志彬、田进添、高怀国)，士林热带医研所支部、双园支部、和尚洲支部、士林电工厂小组，以及台湾省 铁路管理局、铁路局台北机厂、铁路局机务段、松山第六机厂等支部，秘密从事策动军人叛逃、建立台湾人民武装、加强统战工作，运用外围机构吸收党员、扩大活动等工作。
魂断马场町
后来，李守枝怀孕了。吴思汉认真地想了好久，最后心情沉重地劝慰她说：现在局势还不稳定，暂时还不要生；等明年局势明朗了再生。她听他的劝，拿掉了小孩。可她没想到，他却出事了。
1949年10月间，郭�琮将台湾省地图及台北市工委会工作报告书交林秋兴带往香港。林秋兴启程前被查觉而于基隆被捕。保密局随即循供，严密侦查郭�琮等人。郭�琮恐受波及于是转移至宜兰、罗东一带……吴思汉被通缉后，怕引起注意，不常在家。起初，他几天会回家一次，后来，就没再回去过了。那段时间，随身背着装着牙刷等日常用品的背囊的他，曾在台大医院耳鼻喉科住院医师苏友鹏(南二中学弟)的医师休息室住过一二次，白天不出门，晚上则出去四处找朋友。年底，他与李瑞东来到阿里山吴凤乡乐野村蕃社，将流亡党人组为“逃亡干部支部”，继续活动。
1950年1月，吴思汉下属“和尚洲支部”的台北市城中区公所户籍员张秀伯被捕。保密局据供，穷追线索，扩大侦查，到了7月，总共陆续逮捕郭�琮、吴思汉等51人。
按规定，被捕以后的吴思汉一直要到移监军法处看守所之后才能和家人通信。李守枝终于在他离家半年后收到他从军法处看守所寄出来的第一封信。她经常去探监并送些吃的东西。每次，不论牢房里头有多少人，他一定把东西平均分给大家吃。后来，台南案的难友就计划要越狱，他设法弄了一把牢房的钥匙，并通过外役，把一小块印有钥匙模型的肥皂交给探监的李守枝。因为大多数的难友认为成功的机率太低，甚至会因此牺牲更多原本可以活命的难友而没有实行。
1950年9月7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以“参加叛乱组织，担任台北市工委会委员，领导支部达10个以上……”为理由，判决吴思汉与郭�琮、王耀勋等10人死刑。
吴思汉心里清楚自己随时都会被抓去枪杀。一直到枪决执行前，他每天都在做着赴死的准备：早上睡醒后，语不多的他总是先去蹲马桶，然后用干毛巾摩擦身体，换上一套干净的内衣，穿好西装，头发抹一抹，安静地等看守人员来叫。可点过名，他就把西装脱掉，随手一丢，用闽南话骂道：“干您娘!还未轮到我，夭寿……”
11月25日，当局核定其死刑执行日期为12月3目。
11月27日，吴思汉的父亲吴云向当局提出一份题为《民子思汉以附匪嫌疑被拘押请宽恕处理》的陈情书。
11月28日，吴思汉与他的同志们却提前被枪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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