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的思想【胡政之的“文人论政”思想对《大公报》的影响】
时间：2020-08-12 07:27: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国公共领域的发展一直和报纸休戚相关。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因其所处战争环境，公共领域开始建设发展，这时期《大公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胡政之的“文人论政”思想一直推动着《大公报》的发展，使之独具特色。
【关键词】胡政之 文人论政 公共领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岌岌可危。这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感到将国家及人民解救出来的重大责任。如何将他们心中对国家的期望加以实现？报纸此时充当了最好的诠释的角色。当然，更重要的是，报纸在这里成功地构建了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使得不少思想深入人心。而在近代中国报纸中，《大公报》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大批的知识分子和文人这时以《大公报》等报纸为主要阵营，不断献言献策，监督当时民国政府，使之政策不断完善。也因这一公共领域，国人能够更深入理解整个社会，身边所处环境，进而参与这一公共领域，发表自己的看法。《大公报》此时发挥的作用正是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公共领域的功能：“一则讨论公共事务，产生公众舆论，形成公共意见，进而影响公共决策；二则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批评”。①
提到《大公报》，就不免想起胡政之。一般说法是吴鼎昌负责资本，张季鸾负责文章，胡政之负责经营，这个说法基本中肯。《文汇报》前总编辑、著名老报人徐铸成曾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②老大公报人陈纪滢也曾说：“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的，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③
胡政之早期留学日本，学习法律。回国后，在他第一次主持《大公报》期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1917年，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反对张勋复辟，胡政之以记者身份独家采访；二是1919年，他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举行的巴黎和会，这也是中国记者第一次采访重大的国际事件，使他成为“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也是他终生津津乐道、引以自豪的一件事。④此时的胡政之已经认识到中国人缺乏世界知识，这是中国社会进步迟缓的重要原因，从他进入新闻业早期开始，他就非常重视对中外关系、国际形势的报道、评论。
1926年9月1日，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合作接办《大公报》。胡政之讲到他和吴鼎昌，张季鸾创办《大公报》的初衷是为了“文人论政”。虽按着商业经营，但仍保持着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是以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为核心，跳过欧洲曾经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在风格上缺乏文学式的优雅，带有政论式的急峻。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领域，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摸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无论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共产主义道路，他们都在积极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意愿，希望国家能够富强，抵御外敌。但在国共之争日趋激烈之时，报纸的公共舆论受到很大的威胁，很多报纸难以确保甚至失去其公正性，而日趋党派化、政治化。胡政之却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报纸“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大公报》成为中国民间舆论的第一大报。胡政之自己也曾说：“这张报纸的影响不下于一个政党，你看办报是不是很有意义？”此时的《大公报》走上了鼎盛时期，将“文人论政”发挥到了极致。1941年5月，《大公报》荣获了具有世界声誉的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密苏里大学教务长马丁写信给胡政之说：“贵报今年被推得奖，端为一外国之自由的报纸，在其悠久的过程中，对于公众具有优异的贡献。吾人此项决定，兼得深知贵报伟大贡献之美国记者的一致赞许。”
新记《大公报》三位创办人中，吴鼎昌欲把办报作为进入政界的途径，而张季鸾可能骨子里还是属于大资产家的知识分子，后来和蒋介石走得非常近，称兄道弟，异常热乎，还想象着抗战胜利后当个驻朝鲜大使，经常游走于达官显贵之间。由此引发了《大公报》的公正性危机，也被共产党骂“小骂大帮忙”。胡政之既没有吴鼎昌的把办报作为进入政界的途径，也没有张季鸾的“报恩”、“国士”情结，在三人中，他与蒋介石发生关系最晚。胡政之曾言：“我与社会上层人物和达官权贵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所谈皆国内外时势大事，从不涉私，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⑤难怪人人夸他谨慎、理性，采访过不少要人，但始终不卑不亢，兢兢业业地为新闻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构建当时比较公正的公共领域，让国人真正了解当时国家实际情况，而非偏向哪一政党。据《1926年至1949年的〈大公报〉》一文说，“胡政之同蒋介石只是在1935年曾经一度晤谈，还没有深入的接触……1938年8月胡自上海南下，去创刊香港版。为准备退路，1941年3月又创刊桂林版。约有五六年的时间，他没有和蒋介石接触……胡政之同蒋介石发生关系，是在张季鸾死了以后。胡政之对蒋介石的态度和张、吴迥然不同……胡政之和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张季鸾之密切。私下谈话，胡对蒋常有尖刻的评语。这也是胡、张之间的矛盾之一。”据徐铸成说，胡生前，曾屡次对张的政治态度表示不满，认为张太靠拢蒋，说“办报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据其子胡济生回忆，1941年，张季鸾病中给胡政之写信，说“大公报只有紧随着蒋介石才有前途”，胡政之“大不以为然”，他说“吴、张可以不办大公报，而夫公报必须办起来，因为它是社会事业”。张季鸾去世后，《大公报》批评政府的言论更加激烈。蒋介石每每念及张，原因是“胡太不听话”。抗战胜利后，胡政之要求废除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之后在国共两党斗争中鼓吹“第三条道路”。⑥此时的胡政之心中依然充满着自由主义思想，由始至终的贯穿于主持《大公报》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曾想物色“民主个人主义者”来取代蒋介石，准备了洋房汽车，让胡政之出任行政院长。胡政之一心想着自己的新闻事业，不离不弃，毫不犹豫地跑回《大公报》南京办事处睡帆布床。国民党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绝。在胡政之看来，报纸是中国文人论政的重要阵地，是千秋万世的大事业，报纸必须保持其独立性，报纸的报道空间越大，政府才能越有作为，社会才越安定。一个人、一个组织不可能把一切正确思想集于一身，只有所有人的积极性发明性被调动起来，国家才会治理得更好。报纸等消息媒体正好可以起到这样一种中介作用。
一份报纸的定位，主要决定于报纸的主持人。胡政之曾说过：“中国素来做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性的，与政治没有联系，且以不问政治为标榜，专从生意经上打算；另一种是政治性的，自然与政治有联系，为某党某派作宣传工作，但是办报的人并不将报纸本身当作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的目的达到以后，报纸也就跟着衰歇了……”，“但自从我们接办《大公报》以后，为中国报界辟了一条新路径。我们的报纸与政治有联系，尤其是抗战一起，我们的报纸和国家的命运几乎联在一块，报纸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可谓达到了极点。但同时我们仍把报纸当作营业做，并没有和实际政治发生份外的联系。我们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营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这样努力一、二十年之后，使报纸真能代表国民说话。现在我们还没有充分做到这种"代表国民说话"的资格，但只要同人努力，这个目的总会达到的。”⑦
胡政之满心希望报纸最终能够“代表国民说话”，构建不包含政治之外但仍谈政治的真正的公共领域。《大公报》在其主持之时，基本上都保持着公正性，不偏不袒，实实在在地“文人论政”。虽无法实现他心中的“宪政梦”，但他的办报目的已基本达到。
参考文献
①韩敏敏：《中国报刊与公共领域的构建》，《青年记者》，2010（9）
②徐铸成：《报海旧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③陈纪滢：《胡政之和大公报》，[M]．香港：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91
④《胡政之：开创百年报业“新路径”》，《百年报人传奇历史》
⑤⑥张湛苹，《胡政之新闻思想研究》，[D].西北大学，2008
⑦1949年4月15日《大公报》上海版，《文史资料选辑》97辑，P104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责编：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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