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人物报道中叙述主体的特点] 南方人物周刊
时间：2020-08-08 07:47:5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记者作为新闻的叙述主体,对新闻报道起着最直接的作用。考察 《南方人物周刊》人物报道中的叙述主体,发现“我”和“记者”是其主要的角色定位。同时,叙述主体主动将话语权下放,大量使用“直接引语”,使人物报道生动、真实,信息平衡。这是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商业利益对业务操作的侵蚀让人忧思。
【关键词】叙述主体 “我” “记者” 直接引语 软文
记者作为新闻的叙述主体,是新闻报道的具体实施者,其身份定位及权限对报道的最终呈现形态影响深远。
一、叙述主体的角色定位
有学者将新闻叙述主体归纳为三种类别,即记者在新闻作品中扮演了三种角色。一是“我们”,站在集体立场,以政治或道德代言人身份言说事实;二是“我”,代表个人或某一阶层价值标准,站在民间立场评说事实,以知识分子精英身份言说事实;三是“记者”,站在客观立场,以中介者职业人身份言说事实。①
用这三个颇具意味的代词来观察《南方人物周刊》,读者会发现《南方人物周刊》的叙述主体属于“我”和“记者”两种类型。作为一份完全市场化的杂志,读者看不到“我们”的影子,虽然偶尔也会发现“肩负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嘱托”②这样的句子。但总体来讲,“记者”角色目前在人物报道中应用非常广泛。这种角色下,叙述主体没有感情流露,显得超然于事外,甚至有时会忘记叙述主体的存在。像一架冷静的摄像机,只是不断地将“镜头”扫向各个叙述对象,客观成像在读者面前。虽然其中蕴含着剪辑与组接的过程,但那不在读者的视线之内。因此, “记者”角色下的报道风格平实,感情质朴,文本显得真实、客观,在温润的气氛中感染读者。
“我”的角色定位则使文本呈现出另一种景象。在报道普通人和报道名人的作品时,叙述主体有一定的差异,前者更多保持了职业中介者的身份,后者则更多扮演了“我”的角色,更容易出现判断性语言。“韩寒的过早成功,使得他轻看了这个世界,他的聪明和机智更类似于即兴的‘俏皮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韩寒是一个‘天真’的写作者。比起文字,他博客上的立场更令人关注。他所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性的焦虑,不是文学的焦虑。”③像这样到处充满“是”的句子,大胆彰显了记者的主观意识,“我”的形象扩张起来。
事实上,以“记录我们的命运”为宗旨的《南方人物周刊》,一则致力于记录明天的历史,二则致力于挖掘心灵的深度报道。尤其在名人报道中,由于同题状况频发,能够标示出刊物自身品质的重要方式就是走深度路线。报道一旦往深里开掘,除了充足的信息源、深入恰当的提问,记者的观念和思考也会不自觉地在行文中流露出来。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经独领风骚的深度报道就是“我”的天下。当时一大批记者以“思想启蒙”为己任,对解释世界并为其赋予意义充满了热情。而这些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常有评判的新闻作品并没有受到是否客观的质疑。因为对作品客观性的损害不仅仅取决于记者是否作出评价,而有赖于他的评价是否基于事实。当感情远远走在证据之前,人们的判断既不公正,又无善意,也不真实。因此,拒绝介入是旨在拒绝妨碍和有损理性判断的感情介入。④基于此,这种充满思考意味的深度报道获得了稳固的地位。至于人物报道,或许《南方人物周刊》让读者看重的并不仅仅是真实、充分的信息,更是浸透在信息里的观念和意义。
但是对于新闻来说,发表意见终究意味着或明显或潜在的风险。《南方人物周刊》的资深记者吴虹飞曾经因为在《南方周末》发表《狷狂黄健翔》一文几乎惹上官司。虽然报社力挺记者遵守了真实、客观的职业道德,认为该文事实准确、操作规范。但文中大量出现的作者断语,确实为文章带来了风险。“他更是这样的一个人:过度敏感,过度自信,过度防卫。作为一个‘名人’,他过度地 ‘表现激情’,面对公众,面对敌意,他不知道如何承担这些口诛笔伐……他是一个成功摆脱体制,全面向娱乐化转型的尖峰人物。本质上,黄健翔是电视时代的产物。”⑤作为第一属性永远为“真实”的新闻作品,用“本质上”来说明一个个体并不是明智之举。至少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来讲,把记者的断语转化为某种引语或许更为可行,虽然这篇充满个人情绪的文章读来酣畅淋漓。
二、叙述主体的话语权逐渐被消解
从《南方人物周刊》的人物报道来看,叙述主体已明显将话语权下放,基本的表现方式就是直接引语的大量使用。
典型人物报道代表了我国传统的人物报道模式,“高大全”则是人们对典型人物的长期记忆。记者的首要任务不是告诉读者有怎样一个人,而是通过这个人完成主流价值观的传输。细节和人物的个性化语言常被压制,直接引语的使用不被重视甚至被伪造,形成“伪直接引语”。“伪直接引语”是一种抹去了说话人职业、文化层次、年龄、性格等界限,从不同人物口中发出的相同的声音,用来“在同一政治指向的简单复制中重建雷同的一类人物”。⑥曾经的新闻文本中,随处可见“一位工人愤慨地说”、“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说”这类所谓引语。这种引语非但不能让人物真实、生动起来,反而由于个体特征的缺失被“主题化”,人物成为“一个清楚的主题的标志”。⑦在这类人物报道中,叙述主体事实上形成了话语霸权,保证了符合某种要求的声音一元化。
令人欣慰的是,在《南方人物周刊》的人物报道中,人物“主题化”的现象几已消失,“伪直接引语”逐渐退出了这方舞台。同时,真正意义上的“直接引语”大量出现,见证了真实,丰满了人物形象。甚至文中的小标题也越来越喜欢直接使用人物的原话。
“直接引语”被广泛应用后的直接结果就是叙述主体的话语权被消解。陈述和论述被分散到各个叙述对象身上,记者能做的只是保证叙述对象正常发言并将之记录在案。更重要的是,“直接引语”分布广泛,发言者身份各异,观点多样。这一方面平衡了各个消息来源,充实了信息量,便于对核心人物进行更加全面和开放的阐释,避免偏听偏信;另一方面,多样观点的碰撞甚至是对抗性叙述有效消除了话语权威,记者再不能将话语权一手在握。因此说,“直接引语”固然在人物形象的真实与生动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维护新闻的客观性品质上贡献卓越,“直接引语”更是消解话语霸权,使新闻话语回归民主的一种表现。
三、“我”时代的弊端
《南方人物周刊》的人物报道尽可能地遵守了真实、客观的职业道德,叙述主体以“我”和“记者”两种面貌交替出现。然而“我”的反复登场却又不时地让人产生恐慌。如果说曾经的“我们”是一场噩梦,要保证现在的“我”始终发挥良性作用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后者偶尔在新闻活动中亦会表现出过份的自信和对评论的热情,只不过前者是以“政治”的名义,后者是以“精英”的名义。
传媒活动中的主要控制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压力和职业自律。“我们”的时代里,记者受困于严苛的政治压力,新闻只求政治正确而忽视了信息的本质和受众的存在,而“我”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到的政治束缚并不明显。除非个别受到宣传政策关注的新闻事件,在一般新闻事件的报道过程中,经济压力和行业自律会发挥更经常的、更显著的作用。这时候,决定“我”的善恶的几乎唯一的方式就是记者所在媒体及其个人的良心。然而,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略显虚无的“良心”上毕竟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即便这是一家有着“南方精神”的媒体。⑧事实上,记者个人或一家媒体对事物的理解很难总是准确的。一旦产生了“我”理解上的偏差,由于纠错机制的缺失,偏差很难被发现和更正。虽然我们可以用“观点的自由市场”理论为其辩解,“我”的身份终究不如“记者”来得光明正大。
至于商业利益对媒体的冲击,软文的愈演愈烈就是这种冲击的突出表现之一。特别是以“南方精神”为标签,令读者敬仰的媒体的资深记者或主笔也混迹于此,着实让人心寒。广告本是市场化运作下的杂志的正当追求,但是如果正文中竟然也出现大量软文,则名不正言不顺,披着新闻的外衣,行着广告的作为,不但会影响阅读体验,更会对媒体产生不信任感。
创刊四年多,《南方人物周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新闻叙述主体在“我”与“记者”之间游走,大量使用直接引语,尽量保持着文本的真实与客观,同时始终不愿意放弃主体意识的发挥,文本中浸润了记者的精英式思考。虽然商业利益正逐渐侵蚀到业务操作中来,我们还是希望这份四岁半的杂志能够越走越好。■
参考文献
①④⑥黎明洁,《新闻写作与新闻叙述》,2007
②《温家宝,最不寻常的一年》:《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1期
③《领袖韩寒》,《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28期
⑤吴虹飞,《娱乐至死》,2008
⑦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2002,P132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姚少宝 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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