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张纯如的光芒_张纯如
时间：2020-02-19 07:32: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纪录片《张纯如――南京大屠杀》，通过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眼睛，记录了70年前的一场浩劫。去年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首映此片时，曾经赢得观众起立鼓掌1分多钟。但起立致敬的中国观众们，恐怕还不知道这部影片在北美社会里和政坛上引起了怎样的风波。
让西方人了解南京的真相
虽然抗战8年在中国是人人皆知的一段惨烈历史，但在张纯如出版《南京大屠杀》一书之前，西方社会对二战中的中国战场并不关心，也不了解。
“你问我二战的亚洲战场，我是知道的，那只是因为我在大学主修过历史，而且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记者马尔科姆・凯利说，“但是大多数北美人并不知道日本侵华的罪行。讽刺的是，我们倒是知道广岛、长崎――日本政府的宣传做得真挺不错，弄得很多人都以为日本是唯一的受害者。”
张纯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写出《南京大屠杀》的。她的祖父张铁军是抗日战争时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名教员，所以出生在美国普林斯顿的她，是听着抗战的故事长大的。上学之后，她曾试图在图书馆和资料库中查找有关南京的英文资料，但却一无所获。
1994年，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张纯如在加州一个小镇上看到了世界战争史实维护会的图片展。当她第一次看到滚落在地上的头颅、赤身裸体的妇女和剖开的腹腔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女记者为之震惊。之后，她从美国飞到广州，又从广州坐火车到南京，顶着酷暑和疾病的影响，几经周折，得到了江苏省社科院、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及江苏行政学院的帮助，采访了10名幸存者。
三年后，《南京大屠杀》出版了，它是第一部全面记录日军血洗南京城的英文作品，引起了西方社会对日本侵华历史的关注。
张纯如本是个非常快乐的人
1997年底，当《南京大屠杀》刚刚出版的时候，加拿大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共同主席王裕佳看到了这本书，他很高兴，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同伴。
王裕佳19岁时从香港移民来加，当时他对抗日战争一无所知，因为“香港当时的历史教科书讲到清代结束就不往下讲了”。来加之后，他首先对犹太人纪念战争死难者的仪式发生兴趣，但不久他就学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战场的历史。
“我忽然发现，世界完全忘记了中国在二战中的惨痛历史。这个世界是有双重标准的，西方人并不像重视犹太人那样，重视亚洲人经受的战乱和灾难。在北美，历史以欧洲为中心，以北美为基础。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和歧视。”
王裕佳在1997年初创建了多伦多史维会，当时华人社区的反应很冷淡。《南京大屠杀》的出版给他带来了希望。王裕佳给张纯如打电话，希望为这本书做宣传，请她在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来多伦多签名售书，并从美国书商那里订来了2000本书。当时，张纯如的书还未在加拿大发行。
售书十分成功，张纯如红遍了多伦多。她回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以更大的热情迎接了她。她的书连续5个月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这对于一部纪实作品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纪录片《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中有多伦多当地传媒拍摄的张纯如步出机场的镜头。她身材高挑，长发束在脑后，身穿一件黑色外套，她走着，笑着，环顾四周。
王裕佳回忆道:“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她是个非常快乐的人。直率，诚恳，意志坚定，而且……很单纯。她只是一个年轻而单纯的女人，一个非常典型的出生在北美的人，看事情总是看得很简单。她来多伦多的时候，我带她到处参观，她一直在说话，在笑。我带她上多伦多电视塔。带她吃午饭，她什么都吃，高兴得像个小女孩。”
“这就是为什么我听到她的死讯的时候那么震惊。我是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她去世的消息的――当时我正在国内旅游，在昆明的一家旅馆里……”
“我真的不能相信她自杀了。”
张纯如自杀前刚去过日军战俘营
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在离她家不远的公路附近，在自己的车内举枪自尽。她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
张纯如的死讯刚刚公之于世的时候，许多人怀疑她是被日本右翼分子谋杀的。但当警方确定她的死属于自杀之后，人们逐渐开始接受她患有抑郁症这个事实。当时，她因为《南京大屠杀》而长期受到威胁，在写作中又长期接触残酷恐怖的历史资料。在她去世前，她刚刚结束了在菲律宾巴丹岛日军战俘营的旅行，准备着手写第四部书。巨大的精神压力可能是她轻生的原因。
在张纯如去世前，她曾经向父母表示希望拍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英文影片，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我想拍这部片子，也是因为我想向张纯如致敬。我不认为世界已经给了她应得的尊重;我不认为人们对她的书的价值有足够的认识。”王裕佳说。
他本想拍一部纯粹的纪录片，但是考虑到已经有不少同类的影片，他开始考虑把张纯如的故事和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合并在一起，做一个纪录剧情片。他请来一位女演员扮演张纯如，重新再现她的形象，通过时空交错的拍摄手法，讲述这位女记者是怎样一层层揭开这段黑暗的历史，而最后不幸被疾病吞噬的。
此外，这部影片包括许多历史片段和实地记录。张纯如的父母、当年协助她采访的教授、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都接受了采访。片中甚至还包括日本右翼分子的言论。
拍片之前，王裕佳咨询过一些导演和制作人。他得到的答案是:第一，纪录片不赚钱;第二，拍一部好的纪录片很贵。
“他们告诉我，一部破纪录片大概要花15万加元，一部差不多的纪录片要花20万加元，但是一部好纪录片就要花60万加元。那么一部好的纪录剧情片要花多少钱呢？大概得花100万到130万加元，”王裕佳说，“那真是不少钱啊！可是当时我兜里1分钱投资都没有。”
之后，王裕佳试图接触Avery-Tsui基金会，请求他们为影片捐款。这个家族从圣地亚哥北上旧金山与王裕佳会合，并一口答应捐款100万美元。他刚松了一口气，带着加拿大的教师访问团去了北京，忽然在机场接到一个电话：形势有变，对方需要重新考虑。
基金会集齐人马，坐在会议室商量的时候，王裕佳正坐在自己的车里，握着电话等待结果。此刻恐怕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间了。幸运的是，好消息从电话另一端传来，基金会通过了捐款的决定，王裕佳终于欢呼起来。
为了保证影片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史维会在筹款过程中没有接受任何政府的资助，全部捐款都来自民间。
郑启蕙:毛遂自荐出演张纯如
正当《南京大屠杀》剧组从大批应征扮演张纯如的演员里层层筛选的时候，他们收到了一封邮件，信中直率地说:“你绝不会找到比我更适合扮演张纯如的人了！”
就这样，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华裔演员郑启蕙获得了一个面试的机会，并立刻被录用了。她的外貌与张纯如很相似，1.7米左右的个子，披肩长发，大眼睛。不过更相似的则是两者的背景，她们都是新闻系毕业生，都做过记者，都是华裔，都在北美出生。郑启蕙曾在环球电视台（Global TV）供职5年，曾拍过一部电影《断轨》（Broken Trail），《南京大屠杀》是她的第二部电影。
“她们性格也很像，都很开朗，都热心公益，”王裕佳说，“郑启蕙对社会公益很关心。”
王裕佳第一次见到郑启蕙还是在电视上。
“当时她已经被剧组录用了，但是还没来多伦多。我晚上在沙发上打盹，睁开眼一看，张纯如正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我心想，张纯如？这怎么可能？再仔细一看，啊！原来是郑启蕙。”
作为一名在北美土生土长的华裔，郑启蕙原本也不知道南京大屠杀。18岁的时候，她正在阿尔伯塔大学念大一，偶然在《读者文摘》的封面故事上看到了张纯如。但直到7年之后，她才读到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并为之震撼。她越来越想认识张纯如，但是在网上搜索才发现，张纯如居然已经自杀身亡。
郑启蕙去了旧金山，要求采访张纯如的丈夫，又去过斯坦福大学，查找关于张纯如的所有资料。她甚至想把张纯如写成剧本，自己写，自己演。
“我为什么想演张纯如？天哪，我怎么能不想演呢？……听过了她的故事之后，你怎么可能不想演她呢？”郑启蕙说。
“我看到了70年前那个小孩子”
拍片的过程对郑启蕙来说是一种挑战。她只会说英语和粤语，所以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时候，她要请当地人把南京话翻译成普通话，再请剧组里的翻译把普通话翻译成英语。
“每天翻译的时候，我耳朵里头就有好几个声音嗡嗡地响，实在没法专心。”郑启蕙回忆说。
后来，她试着不理她的翻译，集中精神看着受害者。
“我不再试图理解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我只是去接纳他的感情。这时候，我才真正被感动了，我看见他的身子在颤抖，我看见他努力支持自己去回忆……虽然我一点也听不懂。
“这些人都已经八九十岁了，但是他们一旦说起过去的事情，他们就又回到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你能看见他们身体里的那个小孩子。你能看见昨天:他们的眼睛忽然睁大了，他们的语气也不一样了。当他们说:‘我妈妈，我姐姐……’的时候，他们完全又变成了70年前那个被吓坏了的小孩子。
“我无法想象他们是怎样一辈子不停向别人讲述他们的创伤的，但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有些人甚至觉得这是他们活下去的原因――让别人知道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
“我要为失语者呐喊”
除了扮演张纯如之外，郑启蕙还是电影主题歌歌词的作者，但据她自己说，那完全是个意外。
“拍摄完的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馆，睡了几个小时，脑子里总是响着几句话:‘I’ll give voice to the voiceless, silenced for too long. Crying out for justice, silenced for too long……′（我要为失语者呐喊，他们沉默得太久。为正义呼喊吧，他们沉默得太久……）然后我就爬起来，40分钟内就把这个写出来了。”她说。
郑启蕙说自己本来是想写个说唱的，但是效果不怎么理想。她知道剧组里负责后期制作的岑宁儿唱歌不错，于是拿着这首“诗”就去敲人家的门。
二十出头的岑宁儿在香港长大，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的毕业生，两位年轻姑娘平时混得很熟。她一开门，看见郑启蕙穿着睡衣站在门口，挥舞着一张纸激动地说:“看我写出什么来了？”她读了一遍，就知道“这是好东西”。
“如果她很正式地交给我，我是不会谱曲的。我是搞后期制作的，我肯定就转手给负责音乐的人了。不过当时我想，干吗不试试呢……所以我谱了曲，录了音，给剧组负责人看了，结果他们很喜欢！”岑宁儿说。
电影播出之后，这首名为《鸢尾花》的主题曲很受好评。王裕佳说，这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郑启蕙从没写过诗，岑宁儿也没有发表过音乐作品。
日本政府曾向加拿大施压
2007年11月中，这部剧情纪录片终于在温哥华、多伦多两地公映了。电影院里座无虚席。加拿大国务部长詹森・康尼也出席了公映仪式。
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母亲张盈盈出现在多伦多的首映上，张绍进在放映过程中一直在擦眼泪。张盈盈说，虽然很多人都说时间可以治愈伤痛，但是失去女儿的伤痛却永远不能愈合。她只希望最终日本政府能承认历史错误并且道歉，她认为这部影片就是争取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张盈盈并没有说错。在拍摄这部电影的同时，史维会在加拿大收集了1500个签名，给所有的国会议员写信，要求加拿大政府重视“慰安妇事件”，希望加拿大国会能够通过由华裔国会议员邹至蕙在2007年春天提出的“慰安妇法案”。法案要求加拿大政府同日本政府交涉，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事件”正式道歉，并把日本教科书内删除的所有有关“慰安妇”的史实重新加入。
事实上，在电影上演时，史维会已经从中国、韩国、菲律宾、荷兰请来4位慰安妇幸存者，请求她们在国会作证。从中国赶来作证的是来自山西的81岁慰安妇幸存者刘面换。
而这部电影的上映，无疑是给“慰安妇法案”添了一把柴。
“如果世界上的每个政府都能通过这样一个法案，那日本就不会再敢篡改历史。日本的经济现在发展并不理想，它也不敢与所有国家为敌，”王裕佳说，“作为一名华裔，我觉得中国、韩国这些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失败的――二战结束了，我们却没能让西方国家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对我们犯下的罪行。”
法案通过之前，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曾致电加拿大总理哈珀施加压力，而日本驻加大使也向加拿大议员、媒体及重要机构写过一封附着厚厚资料的信。不过不论是电话还是信件，似乎都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11月28日，“慰安妇法案”在加拿大联邦议会众议院通过。继美国、荷兰之后，加拿大也加入了要求日本道歉的国家的行列。
法案通过了，但史维会的工作并未结束。他们已经说服了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委员会，把日本侵华战争的资料加到十年级的历史课本里。他们也希望安省的老师们能理解这段历史。因此，他们一直在筹款，资助加拿大的老师去中国作调查。
不过王裕佳现在最关心的还不是这个。他希望所有看过《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的观众都明白，这部电影不是在宣扬复仇，而是在呼唤和平。
“我们希望人们能记住历史、认识历史，但不要被历史的仇恨所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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