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能打赢泄密案官司吗?]官司打赢了对方不给钱怎么办
时间：2020-02-14 07:25: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年39岁的朱利安・阿桑奇是世界上最受关注的通缉犯。通过20多万份机密文件的曝光，将诸多美国外交内幕和盘托出，这位“维基解密”网的创办人让11月28日成为“震撼世界的一天”――媒体称为1971年之后。美国最大的泄密案件。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不得不四处灭火。而军方报告称，泄密行为已经对情报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影响到美国军方在国内和海外的运作安全”。
美国司法部长艾里克・霍德尔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表示，如果刑事调查发现这起事件中存在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当局将提起诉讼。
事实上，这些预谋中的泄密事件早已受到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警告，但“维基解密”仍然我行我素。
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对他的全球通缉，但是罪名不是泄露国家机密，而是涉嫌性骚扰和强奸。
39年前的壮举
今年早些时候，“维基解密”公布一批美军在阿富汗战场的秘密档案时，美国国防部前分析员艾尔斯伯格发表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它将迫使人们严肃思考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到那里打仗?我们为什么耍花如此高昂的代价，打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他相信，“维基解密”的行为可以与自己当年的壮举相提并论。
他是1971年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泄密者。
1971年6月14日，这个星期一的下午，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刚刚上班，就接到国防部长莱尔特近乎气急败坏的电话。
前一天是周末，政府机关的雇员都在放假。而在这一天，所有《纽约时报》的订户都在报纸头版上看到了一条似乎并不那么耸人听闻的标题：《越南问题档案：五角大楼研究报告回顾美国三十年来不断加深的卷入》。在报纸里，他们看到了长达六个版关于越南战争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全都指向一个问题：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策划并实施一场在道义上站不住脚的战争，而政府信用变得越发难堪。
现在第二批报道又出来了，标题憋足了劲要吓人一跳：《轰炸北越的决定在64年大选前就已作出》。
尽管对发生了什么事还茫然无知，但米切尔意识到，一批至关重要的机密文件被泄露了。他跟国防部索要了一份备忘录，在经过一番紧急商讨之后，米切尔以个人名义向《纽约时报》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们停止发表对国家有害的泄密文件，并将它们归还国防部。他警告说，如果《纽约时报》一意孤行。法院可以根据间谍法判他们的罪。
此时《纽约时报》的发行人，45岁的阿瑟・奥茨・索尔兹伯格正在伦敦。他在两个月前得知，一位兰德公司雇员艾尔斯伯格向报纸提供了一批长达7000页的机密文件。四天前，他不顾一些高层同事的反对和顾问的警告，最终拍板刊发这些秘密文件。现在纽约的电话把他从睡梦中吵醒，来自司法部长的警告让他沉思了很长时间。之后，他决定坚持发表第三期。
兴奋的编辑们迅速起草了声明，宣布拒绝司法部长的要求。
“让我们去吧，把它登出来!”
第二天上午，当第三期越南档案报道和拒绝司法部长威胁的声明一起发表在报纸上时，《纽约时报》接到了联邦地方法院的出庭通知。地方法院没有做出判决，但是发布了一项临时的限制命令，《纽约时报》顺从地暂停了对秘密文件的刊登。却决定将美国政府告上法庭。
司法部和地方法院的作为让新闻界大哗。因为禁止尚未发表的报道，意味着对新闻的预检，这样做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
这个周四的晚上，通过与艾尔斯伯格的辗转联系，《华盛顿邮报》也拿到了秘密文件的复印件。编辑部为是否接过《纽约时报》的接力棒继续发表报道而争执不下。总编辑本・布莱德利最后打电话给报纸的老板，54岁的凯瑟琳・格雷厄姆。这位八年前还是家庭主妇的报纸老板相信应该尊重编辑的自主权，而非自己发号施令。但是此时关乎报纸生死，她不得不做出决定。她几乎不能掩饰自己的紧张，但是她吞咽了一下，说道：“向前!向前!向前!让我们去吧，把它登出来!”
几天后，《波士顿环球报》也加入进来。美联社开始摘录《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向全世界播发。
司法部把《华盛顿邮报》也告上法庭，但是华盛顿联邦法院的法官认为，政府不能“事先限制发表本质上属于历史性的资料”，拒绝对报纸下禁令。
官司最终打到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最终以6：3的票数，做出了对新闻界有利的裁决：对报纸的禁令，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可容忍的冒犯，除非政府能够证明披露这些文件会“给国家利益造成直接的、即时的、不可弥补的损害”。
一位大法官说：“总统和政府有着无可匹敌的强大权力，唯一能够约束他们的是获得充分信息的公民大众。所以，警觉的、无所不晓的、自由的新闻界本身，对实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是最为重要的。”
这是美国历史上一次关键性的判决，它奠定了此后数十年，人们对宪法规定的新闻与出版自由的理解，以及“自由而负责”的传统。
30年后起诉国防部
30多年后，由于另一次泄密事件，《纽约时报》再次面临与联邦政府的交锋。然而这一次占据主动的是《纽约时报》。
2004年，一位司法部情报政策办公室的职员发现，国家安全局在完全没有经过法院授权的情况下，对公民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进行秘密窃听，而这一切是在总统布什的授意下进行的。
在他离开司法部的工作之后，几经周折，这位深喉找到了时报记者埃里克・利希特布劳，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纽约时报》的报道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发布，直到2005年底，这篇名为《布什未经法律允许实行间谍行动》的文章才被刊发出来，引起了轩然大波。
联邦政府随即要求《纽约时报》停止刊发相关报道，以免泄露政府的监听计划，让恐怖分子警觉和防范。但是《纽约时报》经过审慎的判断，拒绝了这一要求。为进一步报道窃听丑闻，他们向五角大楼申请浏览其下属的国家安全局非法监控的文件，遭到五角大楼理所当然的拒绝。
2006年2月27日，美国《纽约时报》一纸诉状将美国国防部告上法庭，理由是国防部的行为违背了《信息自由法》。这部颁布于1966年的法案规定，政府的信息公开应该是常态，公民的知情权必须被尊重，如果政府拒绝公民申请查看文件，必须负责提供站得住脚的合法理由。
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总统在签署这一法案时说，这一法律“根植于这样一条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原则，这就是只有当人民获得在国家安全许可的范围内能够得到的一切信息的时候，民主制度才能保持最佳的运作状态”。
尽管司法部一直试图控告泄露机密的职员，但是《纽约时报》最终赢得了荣誉。这又不免让人想起前一年发生的官司。
2005年7月，《纽约时报》记者朱迪思・米勒被判处四个月监禁。她发表了对一个中情局特工身份泄露事件的调查报道，但是在法院审理中，出于保护“深喉”的职业传统和道德，她拒绝透露消息来源，因而被认为藐视法庭。 美国报刊编辑协会支持米勒信守诺言，保护“深喉”的行为；《芝加哥太阳报》盛赞她“捍卫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原则”；3000多人联名请愿为她上诉。因报道水门事件而声名卓著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在评论这一事件时说：“我们实在应该从事情的严重性中清醒过来――这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严重攻击，而且它正活生生地在我们眼前发生。”
反间谍法与第一修正案的抗衡
现在，白宫的律师们正在试图起诉“维基解密”和朱利安・阿桑奇违反了《反间谍法》。阿桑奇和他的伙伴们将会被指控的罪名包括：盗窃政府财产、散布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和企图伤害美利坚合众国。
早在今年4月份，“维基解密”发布美军直升机攻击伊拉克平民的视频时，他们就想这么干了。
《反间谍法》制定于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项法律规定“在合众国参战时，任何人不得企图以故意制造或传达虚假报道或错误陈述来干涉合众国军事行动的成功或促使敌人成功”。
1919年，美国社会党总书记查里斯・申克散发传单，指责美国政府把公民送到国外去枪杀其他国家的人民，呼吁人们抵制征兵，联邦政府指控他违反了《反间谍法》。地区法院认为被告有罪。申克上诉到最高法院，依然败诉。大法官霍姆斯在解释判决时提出了一条司法原则：“明显和即刻的危险”。
他说：“我们承认，被告传单所说的一切，若在平时的许多场合，都属宪法所保障的权利。但一切行为的性质应由发生行为时的环境来确定。即使对自由言论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保护一人在剧院谎报火灾而造成一场恐怖。它甚至不保护一人被禁止言论，以避免可能具有暴力效果。每一个案件中，问题都是，在这类环境中所使用的那些言论和具有这种本性的言论是否造成了一种明显和即刻的危险，以致这些语言会产生国家立法机关有权禁止的那些实质性罪恶。它是一个准确性和程度的问题。”
这条原则设定了言论自由的边界。
这条因控制言论而生的原则，却在后来成为保护言论自由、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最有力武器。1971年那场震惊全美国的官司中，政府就是因为无法证明刊登秘密文件会带来“明显和即刻的危险”，而让《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赢得了光荣的胜利。
显然，如果起诉“维基解密”，现在华盛顿的头头脑脑们就必须想方设法证明，阿桑奇们披露的文件，给美国带来了“明显而即刻”的危害。由于并非战时，这一举证的困难程度大了许多。而阿桑奇和他的支持者们，必然会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与政府对抗。美国政府可以追捕阿桑奇，但是最终审判的权力，在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
在此之前，泄露机密给“继基解密”的美军情报分析员布拉德利・曼宁已经面临多项指控，一旦成立，他将面临长达52年的监禁。但是作为军人，他负有保密的义务，而“维基解密”没有。
美国人相信，宪法与权利法案从来都不是自动生效的文件。它们依赖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来解释它们并赋予它们生命力。尽管自1980年代以来，尤其在小布什执政之后，美国最高法院中的保守派就占据了上风，但是更加持重的保守派并不意味着在维护自由与人权上缩手缩脚。
美国政府能否打赢这一场官司，仍然需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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