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能唤醒前世记忆【“你不知道自己会记住些什么,记忆是很任性的”】
时间：2019-05-17 03:21: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照片拍摄于美国海滨城市圣塔莫尼卡(Santa Monica)的海滩边。养鸟人嘴里含着一根薯条，一只他养的大鸟把薯条从他嘴中叼走，然后扑腾着翅膀试图飞走。“他们是在交流。”鲁米斯说，“这个男人和这只鸟之间存在一种信任。与生病男孩依赖着母亲、小女孩趴在妈妈肩上熟睡一样，是同一种信任。同一种美妙的情感。”
（前跨页图片）阿涅斯·瓦尔达与她的女儿罗莎莉、儿子马修、她的外孙和孙子们在一起。她非常幸福，儿子在导演他的第一部电影，女儿保护她，他们都信任她，她像一个孩子般四处玩耍，“他们一起，是我幸福的总和。但我不知道我是否了解他们，或者理解他们，我只是朝他们走近……我们在心理上将每个人聚拢起来，将他们想象成一个平静的岛屿。”
她生命的大多数时间是在海滩边度过的，海滩是她的一部分，而“海滩的名字在我耳朵里就像是音乐”，她的希腊血统则给海滩带来了神话的永恒含义：“任何一个凝视大海的男人都是尤利西斯，他永远不想回家。所有我喜欢的孩子，所有凝视大海的男人，我都叫他们尤利西斯。”她曾在片中引用保尔·瓦雷里的诗歌《海滨墓园》：“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它透过松林和坟丛，悸动而闪亮。/公正的‘中午’在那里用火焰织成/大海，大海啊永远在重新开始！”
（右上图）瓦尔达与她的小猫Zgougou在一起，这只猫是她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宠物，经常出现在她作品的片头和DVD封面上。瓦尔达喜欢猫，因为猫吃东西的样子比她的吃相要优雅。
（右下图）Zgougou去世后，瓦尔达用花朵和贝壳装饰了它的墓。这是她童年时在海滩上玩的一种游戏，三把贝壳换一朵纸花，70年后，她还在玩这个——“你非要提醒我我多大年纪不可吗？”
对过往生活的回忆，成了瓦尔达新作品的灵感之源。“想象自己是个孩子，就像向后跑。想象自己老去则很滑稽，像个荤笑话。”这位新浪潮运动的老祖母说。
这里坐着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一个矮墩墩的、84岁的大宝贝，被目之所及的所有人宠爱，女儿罗莎莉中断了设计师的工作，寸步不离地照顾她。她被挪到暖和的地方，面前总有一杯热水（“不要咖啡，我从来不喝咖啡”），风吹过来时，她身上会多出一件外套，人们小心地不让她正对太阳。
这个年纪的老人简直是易碎品，她的屁股里装了两块金属片，“总有一天我会变成一个机器人，先换掉我的腿，然后是脖子……”她抱怨道。
无论如何，变老对于有些人来说，看起来还不算太差，尤其是在晚年还能保持旺盛的创造力时：瓦尔达在个展的前夜忙活到凌晨4点钟，她一向勤奋如斯，喜欢走在最前面，在经历过辉煌的摄影师和电影导演生涯后，她现在的身份是相当时髦的装置艺术家——75岁时转型成功。1962年，她导演的《5点至7点的克莱奥》被提名为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那时还没几个女导演呢——她去戛纳前亲手在紫色的连衣裙边上贴了一圈金边，却还是被金发碧眼的女主角抢光了风头；2002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老太太打扮成一个滑稽的大土豆出现在一堆土豆旁边，却成功地让路过的人终生难忘。
说到这儿，她可能要发怒了，“请别再关心我的衣着了！谈谈我的作品！”
好吧。当你走近阿涅斯·瓦尔达时，她却在后退。
“现在的世界很舒适，舒适却无趣。”她说。况且再往前走，她只会越来越老，不如为过去做点文章，“记忆是电影大师”，她拍了《阿涅斯的海滩》。在这部半自传的纪录片中，她扮演一个圆圆滚滚、絮絮叨叨的小老太，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很显然，这是相当迷人的一生，有25万个观众用门票钱支持这个论断（她诚挚地“希望中国观众能去看盗版”）。法国人给了她一座凯撒奖，这个奖她1982年时也拿过，两尊青铜奖杯放在一起，“把这个拿起来，再把这个拿起来，新来的这座掂起来比以前的轻多了。”她狡黠地说。
拍自传的想法来自蒙田：那个严肃得不行的男人讲了几十年哲学之后，终于决定写点自己的生活，这样一来，他去世以后，家人和朋友会知道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阿涅斯相比于蒙田的优势是——她正在失忆，这让她可以理所当然地往现实旁边稍稍偏离一点。
她的包里装满了小纸片，女儿帮她把要做的事情写在纸上。“往事像苍蝇一样绕着我乱飞。”她记不住前一天见过的人的脸，却会忽然想起40年前一件很傻的事，她找出自己1957年在中国拍的照片，不记得自己具体在哪儿拍了这些东西，不记得照片里的人都是谁，对自己竟然没拍自行车也表示一头雾水。“你不知道自己会记住些什么。记忆是很任性的。虽然我很讨厌失落，但我接受了，不能抱怨，它们回来就回来了。”
她有忘记的自由，没人会责怪她。“我也没受什么折磨，折磨人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反正我经常改变主意，昨天我说红色的比较好，今天我说还是蓝色吧。”她在《阿涅斯的海滩》中提到一个94岁的老人，不记得自己是谁，却能背诵瓦雷里和拉辛的诗歌，“换了我，我希望自己记住波德莱尔和里尔克，其他的通通忘记”。
（上图）瓦尔达与丈夫雅克·德米在他们的小院子里，两人1958年相识，1959年，德米就搬到了瓦尔达的小院子里，他们共同抚养瓦尔达的女儿罗莎莉，然后是他们的儿子马修。那座院子是新浪潮的发源地之一，不少瓦尔达的影片都在这个院子里取景，但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两人共同走过的甜蜜时光。法国女作家米歇尔·芒索曾如此描述他们的生活说：“电影在每一个角落被制造。”
（下图）这是瓦尔达“寡妇”主题的装置作品。雅克·德米去世后，瓦尔达以纪录片的方式纪念了亡夫，但依然无法从悲伤中平复过来。于是她去往南特对面的一个小岛，那儿的居民都是渔民，很多人在捕鱼时死在海上，这个岛上因而有很多寡妇。她感到自己是她们的一员，便为她们拍了视频和照片，与她们分享自己的故事。当你坐在这个装置作品前面时，戴上耳机，就能听到这些寡妇们的故事，面前的14小屏幕分别播放她们的视频，孤独、悲伤、美丽。
左岸派与新浪潮
阿涅斯·瓦尔达有一个希腊父亲和一个法国母亲，在布鲁塞尔度过童年后，“二战”爆发，全家被迫逃亡法国，“父亲开车，母亲和五个孩子紧紧抱在一起”。十几岁时，她在小渔村塞特拿到了高中文凭并且学会了修补渔网，后者比前者有用得多，起码帮她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我不是什么天才，我只是想到了就去做，把我脑子的事情表现出来。”她想去巴黎，于是她就去了。
她找到了一座废弃的宅子，与杂货店和木框店毗邻，没有暖气、浴缸和淋浴，只有一个很简陋的土耳其式厕所，好处是她五年都不用交租金（现在她还住在那里，庭院里开满了花朵）；她恋爱、失恋，对男性很警惕；她学习摄影，修补老照片，拍摄自己的邻居，在自己的院子里开摄影展；然后她结识了阿伦·雷乃和克里斯·马克，这个小团体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左岸派”。
“我在正确的时间站在了正确的地方。”帮朋友在一个小港渔村拍照片时，还没看过几部电影的阿涅斯·瓦尔达萌生出要拍摄一部电影的念头。影片由两条主线组成，一边是一对夫妻试图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另一边是渔村的日常生活，影片定名《短角情事》。相比于人们以往看过的片子，它更像福克纳的小说，自由随性，充满了生活气息。
若干年后，乔治·萨杜尔称《短角情事》为“新浪潮的第一部影片”，瓦尔达成了“新浪潮之母”。那时是1954年，阿伦·雷乃还没有拍出《广岛之恋》和《夜与雾》，她说服他来当剪辑师，分文不给，跟剧组里的其他人一样。
三年后，新浪潮和“作者电影”就占领了法国影坛，人们看《筋疲力尽》时，注意到的是导演让-吕克·戈达尔而不是片中的大明星简·塞伯格。1962年，戈达尔在瓦尔达的第二部作品《5点至7点的克莱奥》中饰演一个配角，摘下了他的招牌墨镜，露出男孩般天真的眼睛。
《5点至7点的克莱奥》中，美丽的女歌手克莱奥得知自己可能罹患癌症后，度过了漫长的接近两个小时的时间，90分钟的影片模拟了真实时间，在这段时间中饱受煎熬的不仅是女主角，也有陪伴她一路走过巴黎城的观众们。
“我不是巴黎人，我就思考这个城市什么最值得注意。我觉得一个这样大的都市，会让人害怕。我就到了恐惧这个阶段，恐惧是什么，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不是被偷窃，被谋杀，被强奸的恐惧，集体的一个恐惧，在那个时代，就是癌症。”豪宅中肉体的腐朽与街道上精神的复生，契合的是当时弥漫法国的左翼革命氛围。
这两部作品足以让瓦尔达留名影坛，她却走向了与同伴们不一样的方向，只因为不想重复自己。
沙滩上的瓦尔达
“翻开一个人，你能看到一片风景。翻开我自己，我看到的是海滩。我的一生都在海边度过，我喜欢看海，沙子、海洋和天空，不同的时节有不同的光线和天气，有时是白的，有时是平的，我喜欢海面平坦的时候，很纯粹，好像回到了世界原初。”
布鲁塞尔、塞特、南特、洛杉矶……巴黎没有海，她就在巴黎的办公室楼门口堆满了沙子，造出一片海滩，在沙子上工作。恒久不变的海滩模糊了时间，她得以保持童年时的无忧无虑，她工作，创造出美丽的东西，就像曾经在沙滩上捡贝壳，把纸花插在沙里。
她用贝壳和纸花装饰了小猫Zgougou的墓，这只猫出现在她上世纪8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影片中，它的头像被印在DVD上，出现在电影的片头——恶搞了米高梅的狮子。在《阿涅斯的海滩》，Zgougou爬上她丈夫雅克·德米的书桌，被他赶了下来。“走开走开，我要开始工作了。”他说。
对瓦尔达谈起雅克·德米，你最好非常非常谨慎，因为她的反应要么是悲伤，要么是生气——如果你太过随意的话。“雅克，雅克，雅克……谈论他，多少时间也不够。”她说。这位金棕榈大奖得主、瓦尔达的灵魂伴侣，在1990年死于艾滋病。
她在一次展览中展出了自己拍摄的朋友照片，“墙上的这些人，多美啊，都死了。我发现这不是假的，我也不是演员，我就开始哭。”她活得太久了，只能站在照片前面，把玫瑰和海棠撒向他们。“在这些人中，我最喜爱的，是雅克·德米。”
电影是时间的魔术，但电影人未能被时间赦免。她不知所措，唯一能做的，只是在丈夫临死前拍摄他的样子。她的纪录片《南特的雅克》回到了雅克·德米的故乡南特，“在那里，我找到了那个叫雅克的男孩，我爱他像爱一个真正的孩子”。特写镜头像温柔而悲伤的妻子的手，拂过德米的皮肤、眼睛，把它们挽留在胶片上，沙滩上的德米，家里的德米，微笑的德米……他风景般的灰色头发还是一天天黯淡下来，在影片公映前一年，雅克·德米去世了。
拾穗者与拼图游戏
遗落在记忆里的东西太多了，她决定停下脚步，把它们捡回来。她这辈子都在捡东西，一个女人中的女人，像原始部落里负责采集野果的女人，像米勒的“拾穗者”，收集着遗落在田地里的麦穗。
她在街边看到一个不被注意的流浪汉，就把他捡起来；1957年在中国时，她看到一片被埋头工作的人忽略的风景，便把它捡起来——用相机；在渔村里看到孤独出海的渔民，她也把他们捡起来——用摄影机。
镜头后，她的目光里有难掩的怜惜和不满，她从来不在纪录片里追求客观，她捕捉她想要的，有时仅仅是自己的手，她低头拍摄自己皮肤打皱的手背，发现自己老了。 “纪录片是一所培养谦虚品德的学校，你不得不把握你的艺术自我，因为你是在为你拍摄的人服务。但是，我喜欢感觉到有人在影片后面，而且我从自己收到的信件中判断，人们确实感觉到了我就在这部影片后面。他们感觉到自己曾经遇到过我和我影片中的人，并且产生了一种真正的亲切感。”
纪录片《拾穗者与我》将镜头瞄准了法国的拾荒者，在废铜烂铁中寻找自己的食物和日常用品，他们中有的是流浪汉，有的是艺术家。“对别人的抛弃说不，是一些人，他们足够聪明，他们完全意识到既然整个社会都在丢弃，他们能利用剩余东西生存，前提是这些人对社会的思考。”
拍摄《阿涅斯的海滩》时，她找到了自己童年在布鲁塞尔拍摄的风车镜头，并理所当然地把它放进影片；拍摄《拾穗者与我》时，她参观一个葡萄园，葡萄园主人恰好是发明电影的先驱者之一埃斯纳·于尔·马莱的后代，于是她得以向这位“所有电影制作者之父”致敬。“在一部关于拾荒的影片中表现马莱显然非常困难，但这确实是一个惊喜。我允许自己自由地去发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可以说这部影片也是一部关于我自己的寻访拾荒者之旅的影片。”
她不停地工作，捡了那么多东西，照片、胶片，小玩意和废品，有的有用，有的没用。她去中国时买了猴子剪纸，现在发现在法国也能买得到，“人人都有的东西没意思”。她还买了老头乐，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现在经常用它抓背。
“我对1957年的中国有照片的记忆，不是我的记忆，是照片的记忆，我看着照片，想象中国的样子，记忆成了想象力的工具。”
她对偶然性敞开怀抱，同时意味着拒绝陈规。“生活是一个谜题，一个拼图游戏，我们都是一片一片的，人们被生活毁坏，因为意外或是什么别的。拼图是一个有趣的游戏，让我们了解每一个碎片，我们必须把它们合成一整块，让它产生意义。把不同的影像组合在一起，《阿涅斯的海滩》就是我生活的一个拼图游戏。故事、小片子、旅行、其他的人，我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来搜集信息。生活是一次意外，碎片并不意味着灾难，它意味着我们要把它们合拢。”
“我们与时间斗争，但是时间就那样流逝。只能用幽默来对付了，时间多可怕，时间多可笑。电影就是90分钟的时间游戏。”
她保留着一个没有指针的座钟壳子，是从街头捡到的，她把它安放在客厅里。它不指示过去、也没有将来，她说：“这正适合我。”
1957年，瓦尔达在“中法友协”的邀请下，以摄影师的身份访问了中国。她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独自扛着所有的器材，像一头骡子。”她的旅行持续了两个月，从北京开始，拍摄庆典活动，南下重庆，怜悯挑山工们的艰苦生活，坐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到上海，然后去广东，在云南看少数民族，还在东北参观过工厂。她一路都在拍摄，留下了成千上万张照片，街上的人用微笑跟她打招呼（“现在可看不到那种笑容了”）。“看到一个年轻的外国女人扛着相机和镜头，人们总是很奇怪。我一个人去村子里，人们给我热水，孩子们对着我笑，指着我的大鼻子。”
她好奇地买了很多当地的小玩意，美猴王的剪纸、一顶花帽子（一年后它戴在了她新出生的女儿头上），小猫的图片……离开时，她只能再买个巨大的箱子，把自己疯狂购买的东西都装进去，那个箱子从上海运出去，在海上漂流了四个月，才抵达法国的马赛港。
她把在中国的照片拍摄下来以后，从未发表过它们，等到老了以后再注视它们时，她只能在想象中勾勒50年前中国的样貌，“我会尝试重新思考过去，而并不只是回到过去，就像翻开随意抽取的相册的一页”。
女孩正在表演杂技，有人在修筑水坝，武汉长江大桥正在建设之中，北部的一个学校刮着戈壁滩来的大风，农民、演出、风筝，取水的人，没有鞋子的人，风景像画一样……那些东西都让她着迷，她做了一个摄影师能做的一切，她的照片“看起来就像一部苏联电影”。
（前跨页图片）1998年5月，瓦尔达（左五）与演员杰拉尔·德帕迪约（左三）、导演克劳德·贝里（左四）一起在戛纳电影节上，她没拿过戛纳的金棕榈奖，家里那座金棕榈奖杯来自她的亡夫雅克·德米。
57年来，瓦尔达都在拍摄关于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电影，这位新浪潮干将，用第一部影片《短角情事》开启了新浪潮的大门，“我还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想去拍电影”，这位83岁的老太太说，“起码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去拍第一部电影，因为我不是影迷。”她不认为新浪潮是一场集体的电影运动，坚持每个导演的创作都是独立的。
潜在的温暖和人性贯穿了她的作品，她既拍摄故事片，也拍摄纪录片，她的故事片中，有她对真实生活的观察，而在纪录片中，她又会创造出一些虚构东西，“这儿太无趣了，让我们把它变得有趣点吧”。她说，这是她对生活和创作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