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维视角下毛泽东的苏联观
时间：2021-07-12 00:04: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影响毛泽东苏联观形成的因素极为复杂，我们可以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大国关系、周边国家关系、党际关系、国际共运和领导者独特个性等多维视角对毛泽东的苏联观进行探讨。
关键词：毛泽东；苏联观；多维视角
作者简介：周树辉，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法学博士（湖南 长沙 410082）
“毛泽东的苏联观”可以简单界定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当不同社会角色（有时同时肩负几个社会角色）的毛泽东对苏联及其执政党和政党领袖、国家领导人的根本看法和观点。由于毛泽东在党和国家中的独特地位，他的苏联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对苏战略和新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因此，很有必要研究毛泽东的苏联观的影响因素。影响毛泽东苏联观形成的因素极为复杂，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又有国家利益的因素，也有民族情感的因素，还有由于特殊成长环境、教育背景所致独特个性的因素等。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来探讨毛泽东的苏联观。
一、意识形态视角下毛泽东的苏联观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阶级或者政党的思想理论体系，是社会阶级、集团根本利益在观念上的反映，是一种自觉理论系统，是“一定社会最权威的解释体系”{1}。
毛泽东一生对意识形态的论述很多（有时不一定用的是“意识形态”一词），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他就认为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有一种思想上的共识，如他曾写道：“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2}，这里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毛泽东尤其重视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三大改造”完成后，他认为虽然经济基础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会长期存在，并极度关乎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和巩固。为此他明确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高潮”{3}，要用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人、鼓舞人，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筑起牢不可破的思想防线。同时，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还表现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抗中。他曾强调：“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现在我们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他的影响。”{4}（笔者注：在毛泽东断言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之后，此言当然适应于苏联）
意识形态的认同是中苏友好的基石之一。在当时美苏冷战、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国际政治格局下，意识形态在当时国家政治利益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各国间政治上的对立、军事上的对抗、经济上的争夺，无不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影响，正是由于这一点双方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就显得特别重要。{5}反过来说，如果中苏双方的意识形态发生分歧，则必然影响到两党两国的正常关系，甚至可能反目成仇，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始终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始终支持各被压迫被剥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因此，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毛泽东虽然基本支持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及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他指责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非马克思主义”，认为 “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能丢”。他不赞同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国际共运总路线。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中苏两党在“三和路线”上争论激烈，以致最后形成的《莫斯科宣言》妥协性地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毛泽东还坚持要中共代表团写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给苏共。当赫鲁晓夫在中印冲突中偏袒印度，而后又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访华期间大肆鼓吹主张“美苏和解，共同主宰世界”的“戴维营精神”时，毛泽东不惜与之发生面对面的争吵，认为苏联已背离了马列主义，已走向“半修正主义”。为此，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观点，实际是对赫鲁晓夫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不指名的批驳。赫鲁晓夫自然不甘示弱，进行反击，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论战全面爆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又抛出了“两全”理论，毛泽东对此极为反感，认为“三和两全”是彻头彻尾的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新纲领。于是，毛泽东开始了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开的指名道姓的大论战，而且表现出了不畏强权的勇敢精神和富于挑战的性格。
二、国家利益视角下毛泽东的苏联观
国家利益至上是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中苏从友好到分歧，而后分裂，最后到对抗，国家利益起了关键的作用。建国初，毛泽东选择“一边倒”，意识形态的因素固然很重要，但国家利益的因素也不可忽视，甚至可以说是更为重要的因素。这可以从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外交利益等方面进行考量。
先说安全利益。安全利益是一国国家利益中最基本的利益，国家安全不保则其他利益一概不保。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冷战进行正酣的时候取得的。在当时，要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成果，单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是难以保证的，中国必须从苏美两个大国那儿寻找强有力的外援。而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华友好，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华敌对的冷战格局下，更由于中国国力贫弱而不能保持中立地位以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二元对立格局下，新中国就只能实行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制定的根本考量就是如何保障新生而贫弱的中国的安全利益。
再说经济利益。新中国成立之初，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虽然毛泽东一向主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是，这绝非意味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就可以不要外援。当时的外援，到哪里去找呢？毛泽东指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6}而事实上，苏联在自身经济相当困难的条件下，确实给予了新中国大量的经济援助。据统计，新中国建设初期仅从苏联一国就获得了14亿美元贷款，引进了156项成套的工业设备，这些资金和设备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