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法治问题回应人民期待
时间：2021-07-11 12:00: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顶层设计和描绘法治中国建设的总路线、总蓝图，又是统筹规划和部署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任务、具体方案。《决定》最具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的是坚持问题导向，直面法治建设领域的突出问题，回应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回应改革对法治的需要，这对于引领和推动我们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直面立法领域的突出问题
《决定》直面我国立法领域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立法反映民意和客观规律不够、解决实际问题有效性不足、可操作性不强以及部门利益立法、通过立法争权诿责等问题，提出要完善立法体制，提高立法质量，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一是要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立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综合性、全面性、基础性法律草案制度。要由政府主导型立法向人大主导型立法回归，特别是要逐渐收回政府税收立法权、回归税收法定主义，也就是将政府主导的税收立法转为人大税收立法。为了理顺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关系，及时了解各方的利益诉求和分歧争议所在，人大相关部门可以提前介入专业性较强，利益关系调整较为复杂的法律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要积极发挥260万各级人大代表的作用，建立立法联系点，问法于民，使人大代表更好地代表民意、发挥民智、凝聚民心。
二是要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首先，要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法律草案表决程序和对重要条款单独表决程序，对重要条款单独表决，使立法者对重要条款中的关键问题研究分析透彻、议决充分，而单独表决在先，整体表决在后，使得立法环节更民主、更科学、更具责任感；第二，要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程序制度，如立法听证程序制度，政府法规、规章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程序制度，质询、会商、组织民众讨论程序，通报行政立法反馈意见采纳程序等等；第三，要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在政府立法中的主导和协调作用，为了防止部门利益立法，建立由专门的法制机构组织起草法律法规的工作机制，并积极探索开展政府立法出台前成本效益评估，社会风险评估和实施后的立法质量评估工作；第四，要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对立法权限进行合理划分，为了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依法赋予地方很多的立法权，依法赋予设区的两百多个市（地级市）地方立法权。同时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禁止地方制定发布立法权限之外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第五，要落实立法责任制，防止立法消极不作为，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不能久拖不决。
三是要提高立法质量，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这三者之间有一定的逻辑联系，坚持科学立法，科学平衡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能够更好地体现立法的民主化；坚持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公共立法、民意立法、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最大程度地汇聚民意、集中民智，体现人民的利益诉求，才能保证立法的科学性；而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保证。
提高立法质量，需要精细化立法，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实用性，注重和加强改善民生和社会建设方面的立法，回应人民群众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立法期待。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要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立法速度固然重要，立法质量更为重要，因此，“不仅要注意解决法律有没有的问题，还要切实解决法律适应不适应、管不管用的问题”。 立法是执法的起点，守法的基础，执法与守法首先统一于立法，好的立法制度才能产生出好的立法产品，良法才能最终带来全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和遵守，良法为治，恶法非法，立良法才能行善法，“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直面执法领域的突出问题
《决定》直面执法领域最重要的执法主体，即各级政府权力过大，干预过多，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其深层次的根源是长期以来忽略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忽略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管理作用，导致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的关系始终没有很好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存在的多头执法、职责不清、权责不明、趋利式执法、选择性执法等问题始终没有很好解决。《决定》针对这些问题，明确提出要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首先，要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真正做到“职权法定、授权行政，于法有据，越权无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把精力主要放在制定规则，制定标准，管好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假冒伪劣，反坑蒙拐骗，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权力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即“法无授权不可为”，防止行政机关法外设权、行权，解决政府乱作为、滥作为以及权力设租寻租等等问题；推行负面清单制度，即“法无禁止皆可为”，解决给企业松绑，给市场、企业、民间更大的空间，最大限度地释放市场和社会活力的问题。推行责任清单制度，即“法定职责必须为”，解决政府消极不作为、懒政、怠政、失职、渎职的问题。
其次，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决策是行政权力运行的起点，规范决策行为是规范行政权力的重点，一要建立和完善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制度，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的前置程序，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避免决策专断和失误。二要积极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合宪性、合法性严格把关。三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使行政问责走向理性问责、常态问责和制度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