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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

    时间:2021-07-05 20:03: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本文从7个方面梳理和分析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从6个方面提出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的学理思考。主要结论是:不能盲目、机械、教条地照搬、运用既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当代中国外交,只有立足于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正确和适度地把握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的关联、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关联,牢固建立起“本土的”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才能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中国外交 研究起点 话语体系 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2-0001-15
      
      改革开放30年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逐渐从国际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了聚光灯下,中国的政治与外交日益成为国内外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也日渐从“玄学”成为“显学”。
      然而,近年来,国内学界在热烈展开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讨论时,似乎仍没有把关注点投向一个基础的核心的领域,即对当代中国外交本身的研究。这个有意或无意的集体忽视,是令人遗憾的。很显然,没有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本身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设,何以谈及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
      本文试从三个方面阐述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的思考。第一部分说明问题的由来;第二部分集中探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存在的学术困境;第三部分试图对如何实现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提出一些非系统的点与块的思考。这些思考来自作者多年来的教学体会,也是出于作者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学科建设的学术关怀。抛砖引玉,欢迎争鸣。
      
      一、问题由来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中国化”问题,其实由来已久。成因有三:
      
      (一)国内学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起步晚,长期积弱,迄今仍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强势的学术阵营
      首先,由于冷战时期国际国内严峻的政治环境,中国外交长期被视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神秘的领域,因此,在建国后最初的30年间,试图对当代中国外交进行学理上的研究,实际上是具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的。[1] 其次,由于这一时期,中国没有形成明确的外交档案解密制度,加上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外交的回忆录的出版,这些因素无疑都成为对当代中国外交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的客观限制。
      当然,不可否认,即使是在艰难的环境中,国内学术界的前辈仍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2]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最近的20年中,随着各项有益于学术研究的客观条件的改善,如外交档案解密制度的建立,[3] 外交回忆录、[4] 领导人重要外交文集、[5] 外交年鉴和外交辞典[6] 等的系统出版,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逐渐“走下神坛”,国内学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就。[7]
      不过,由于(下文将要分析的)种种原因,中国国内这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基础性研究成果,还没有在国际关系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国际学界,中国大陆学者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迄今仍然非常薄弱。[8]
      
      (二)相对于国内研究的薄弱状况,国外学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不仅抢占了先机,而且经年积累,占据了强势的学术高地
      如美国学界,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开始,就对中国的政治和外交研究投入了关注。在一些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都设有旨在对中国政治和外交进行全面、系统地跟踪研究的中国研究中心。迄今,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稳定的研究队伍,[9] 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日渐宽泛,[10] 美国还通过不断大量出版专著和论文集,[11] 以及在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权威期刊[12]上发表关于当代中国外交的论文,牢牢占据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国际学术制高点。
      欧洲 [13]和日本 [14]早在20世纪50年代也分别开始了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关注和研究,发展到今天,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出版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学术专著和学术期刊。[15] 此外,在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16]
      毋庸置疑,国际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学术研究成就,各具特色,在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同样非常明显,如自我中心、浓厚的冷战思维,以及对当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现象的不求甚解、隔靴搔痒的解读,[17] 等等。
      
      (三)问题生成
      上述(一)(二)因素交汇,引发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严重不对称状况。尤其是,近年来,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这种不对称状况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我们看到,喧宾夺主之势还在日益高涨,以至于在国内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出现了从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研究资料、议题设置、话语体系、研究队伍、成果评判等等方面,都统统向“洋”看齐的现象。
      这种现象,从学理层面讲,已经危及到当代中国外交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因为,“人文学科没有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撑是难以为继的,”[18] 更遑论在国际学术界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从现实层面讲,也向国内学术界的对中国外交理论和政策的贡献能力提出了挑战,因为,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国内学术界比以往更有责任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理念、战略、原则、政策、实践等进行全面和透彻的研究,并用自己的思维和话语,对当代中国外交做出符合或接近事实的学理解读。
      由于类似现象被认为是目前国内国际关系研究学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有学者呼吁: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到了需要“拨乱反正”的时候。[19] 而本文的主张是,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主导权,不应继续任由其漂流在海外,为此,国内学界需要做出努力是,正视和解决问题,使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视点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学术主导权,都尽早回归中国。
      
      二、问题表现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在国内学界表现出的问题,具体来说,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研究起点
      存在的问题是,学科定位的逻辑起点模糊、学科建设思路不清晰。
      如果说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现实发展,曾经颠覆了许多理论论断,但“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经典论断,即使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依然不容置疑。由此,从学理上看,可以认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然而,实际情况是,由于从1952年到1980年在中国大陆的高校中没有设立政治学专业,因此“根据1963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而在三所高校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系”,[20] 从一开始就没有中国政治学或者外交学的学科基础可以依附,[21] 这就使得,在此后出现的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其学科定位的逻辑起点更加模糊不清。[22]
      目前,根据教育部学科分类指导,政治学下设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外交学三个二级学科。按照这种分类,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似乎可以被认为是一门三级学科,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三个二级学科的子方向发展。但问题是,单靠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外交学这三门二级学科,是远不足以支撑中国外交研究的。不仅因为国际关系学本身的科学性至今仍存有争议,还因为,教学实践表明,长期以来形成的从国际政治理论或国际关系实践出发,而不是从中国政治与社会本身的发展逻辑出发,来分析和审视当代中国外交,这种本末倒置的教学和研究思路的后果之一就是,国际政治专业的本科学生由于未能得到系统和严格的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等专业课程的训练,往往对西方外交体制相关基础知识的了解远甚于对中国外交体制相关基础知识的了解,[23]甚至误以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不过就是等同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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