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政府:当代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的目标愿景
时间：2021-07-05 04:01: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对于正致力于推进政治现代化的当代中国来说，政府建设和政府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改革传统的以命令-服从、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为特征的统制型政府行政模式，打造以服务、责任、有限、效能、法治、透明、诚信、节约的善治政府。探索善治之道，迈向善治政府，是当代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的目标取向。
关键词：善治；政府行政改革；目标愿景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0)02—0079—03
全球化时代人类政治生活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政府行政过程正在从统治(government)走向治理(governance)，从善政(good government)走向善治(goodgovernance)。探索善治之道，迈向善治政府。便成为当今世界各国行政改革和政府创新的目标指向。对于正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政治现代化的当代中国来说，政府建设是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关键环节，政府改革也是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焦点与难点。当代中国政府建设和政府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改革传统的以命令-服从、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为特征的统制型政府行政模式，打造以服务、责任、有限、效能、法治、透明、诚信、节约的善治政府。
所谓统制行政，即意味着以命令一服从为行政逻辑。以高度集权、全能主义为主要特点的行政模式。由于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建国后的政府行政体制运行带有比较明显的党政不分、高度集权、全能政治的特点和倾向，这在建国初期特定的形势下有其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积极作用，但其内在缺陷的日益发展则成为“文革”时期国家机关瘫痪、政治制度病变的潜在致因。统制行政模式的主要特点有三。
党政合一。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在长期的民主革命时期所形成的党政军一体化模式的路径依赖，再加上受前苏联体制的影响，建国后党不自觉地走上了以党代政的路向。其实在建国初期，党曾意识到党政应适当区别、科学分工，但在实践中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党对国家政权机构的全面领导、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政合一是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政治体制运行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党对行政、司法、经济等各项工作的全面、集中、一元化领导，党的领导人多重兼职，党委对政府工作的对口领导制度等。党政合一使得政治运行机制中党政两套机构、两个系统同时管理国家，导致机构膨胀、职责不清、互相扯皮、人浮于事。
高度集权。建国后中央高度集权的政府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党政合—关系的形成一样，有其历史必然性。一是新中国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内民生困顿、经济赢弱、百废待兴，国际上又面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敌视，生存环境紧张。严竣的客观形势需要国家和党中央进行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二是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的逻辑必然。受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当时所发挥巨大绩效的鼓舞。同时也为适应国内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建国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效仿前苏联在中国建立起了一套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管理对象囊括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各企业，管理领域涵盖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运转环节，管理模式强调自上而下的集中统一规制。这种经济体制上的中央高度集权与领导体制上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相结合，就最终导致了权力从社会集中于政府、在政府集中于党委，在党委集中于一把手个人。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如果缺乏合理的权力监督制衡。就很容易导致权力运行的任意性和国家治理的人治化。
全能主义。按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林茨的界定。纯粹的或者理想的全能主义体制具有四个鲜明特征：(1)消除了几乎所有以往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2)拥有一个统一的、明晰的、指导性的、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3)有广泛而深入的动员；(4)政治权威的竟里斯玛型。“当然。林茨同时指出，现实中的全能主义政体都是一些接近的近似体。从建国后政府体制的运行特征来看。有着比较明显的全能主义倾向：一是建国之后党和政府通过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和改造运动，牢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主导权；通过阶级改造也使得社会阶层结构趋于简单化。二是在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阶级动员和政治动员经验。建国后党和政府通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频繁的政治运动，形成了政府对社会广泛、深入、高效的政治动员。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和控制使得社会高度国家化、政治化。三是基于对毛泽东的人格崇拜而形成的“克里斯玛型”或“超凡魅力型”政治合法性，一直到毛泽东逝世都一直是党执政的主要基础。全能主义无疑与自由、民主、法治、分权的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精神是相悖的。
对于建国初期的中国来说，统制型政府行政模式有其存在的逻辑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但是从社会政治发展的远局来看，合理长效的政府行政机制则需在发挥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地位的同时，科学划分党政职能；在保证中央统揽全局的同时，充分发挥地方各政府、各部门、各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依法规约权力与权利的合理界限，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统制行政则潜孕着深刻的弊端：不利于调动企业积极性，不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易导致政府职能混乱、效率低下。机构膨胀；易滋长官僚主义、专制主义等。这种潜在缺陷在“文革”期间演绎到极致，不仅导致了国家机关的全面瘫痪。而且还导致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严重挫折和社会主义政制的严重病变。
“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当代中国改革者们在启动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相机启动了政府行政体制改革。1982、1988、1993、1998，2003，2008年，我国先后展开了六轮大规模的政府行政改革运动。这六次大规模的改革运动虽各有侧重，但基本围绕着五大内容推进。
转变和明确政府职能。即转变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思维，确立服务政府理念。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项：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物品；进行社会治理。政府须明确自己的职能，集中精力管好自己份内之事。
理顺政事企社关系。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部门与事业单位、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当代中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难点。其重点在于：(1)推进政企分开。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之间必须职责明晰，政府不应当担负市场“运动员”角色。而应当保障企业的经济主体地位，尊重企业的自主生产经营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2)推进政事分开。长期的政事不分不仅导致政府负担过重，人员臃肿，职责混乱，而且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