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中的战略互构: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非关系“三部曲”
时间：2021-06-28 08:02: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中非关系是中国与非洲获得独立主权后才出现的。独立主权的获得不仅意味着中国与非洲享有独立自主处理内外事务的权利,而且双方能在国际环境中不断磨合,达成共识并形成一定的相互依赖性,进而产生新的战略结合点。随着时局的转换,中国与非洲的交往频率与交往质量日益提升,共生性的战略目标应时产生并不断达成。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所形成跨国性结构越来越成为塑造现代历史的动力。
关键词:战略互构 新中国 中非关系 “三部曲”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1-0035-42
中国与非洲自古就有往来。而近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中非关系则是中国与非洲获得独立主权后才出现的。独立主权的获得不仅意味着中国与非洲国家享有自主处理内外事物的权利,而且双方能在国际环境中不断磨合,达成共识并形成一定的相互依赖性,进而产生新的战略结合点。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与非洲为争取生存发展权,在不断互动中建构与推进战略关系,呈现出“三部曲”的结构性态势,即由政治革命到合作发展的生存诉求、由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的问题关注、由单一外交行为到多元外交行为的社会关系建构。随着时局的发展,中国与非洲所形成的跨国性结构,越来越成为塑造现代历史的动力。
一、由政治革命到合作发展的生存诉求
在国际社会中,尤其是在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中存在一种趋势,即当这些国家获得独立自主权后,相互之间的依赖性由此加强。固然,“相互依赖的政治重要性取决于一个领域是否具有组织性,拥有明确而且得到确立的权威关系……只要某一领域被正式地组织起来,该领域内的单元就可以自由地实施专业化。”[1]“为了达成其中一些共识,国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依赖的(例如:某种共同的命运可能会促使形成一种共同的认同)。”[2]中国与非洲由政治革命到合作发展共识的达成正是缘于彼此间的相互依赖性。
中非之间的政治革命共识。近现代,中国与非洲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帝国主义的奴役使中国与非洲国家主权丧失,发展资源遭掠夺,发展时序被打乱。中国与非洲沦为殖民或半殖民社会的历史,就是中非人民进行反抗斗争、寻求国家出路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非洲达成共识,整合行为,缔造出超越历史与文化的新型关系。其间,1949年和1978年是两个关键性的时间坐标 [3]。前者发轫于革命的理想,后者则源于发展的理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国民意识和国家认同观念巩固与强化及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打基础、做铺垫的任务。中国党和政府率领全国人民开展建设运动,取得了阶段性成就,社会良性运行,生产力提高,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发展。中国不仅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东方,且在外交行为上也展示出前所未有的信心。可以认为“成功的革命最终会实现社会系统的价值与环境之间的再度协调,而这是软弱无能或顽固不化的旧制度权威不能实现的”[4]。中国打出“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5] 的口号。对于正在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非洲来说,无疑能产生较强的影响。比如,“自中国获得革命性反抗殖民主义国家的美誉,加纳、几内亚和马里三个支持运用武装力量的西非民族国家就与中国建立了关系”[6]。“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由毛泽东著作所体现的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也给了阿尔及利亚解放军官兵以很大的鼓舞和影响”[7]。这充分说明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政权建设的成就对非洲的牵动。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使几乎“每个非洲人都知道,正如别人也懂的那样。没有独立统一,国家就没有权力;没有独立统一,国家就无法生存发展”[8]。这一过程中,中国同时以极大的热情和实际行动支援着非洲的独立解放运动。“从阿尔及利亚的反法斗争,到南非黑人的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到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斗争,前后几乎半个世纪,中国始终如一站在非洲人民的一边”[9]。与此,“非洲各国人民也在中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孤立中国的图谋中,给予积极支持,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合法席位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0]。非洲国家承认中国是独立主权国家,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和官方往来,支持中国统一大业”[1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与非洲关系的行动指南,双方在信念、认知、行为上取得一致性,其中一方对另外一方来说是一种外源性的支撑力。
中非之间的合作发展意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使中非合作发展有了可能。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国内各种体制从旧时的适应革命与战争年代的形态,转向了适合和平与发展年代及经济全球化要求的形态,转向了极具特色和灵活性的政治体制、经济机制、社会形态、文化结构和思想结构”[12]。这一转变相应促成中非国际战略关系的转型。政治革命不再是中国的国内重点任务,也非中非达成共识的核心基础。与此,非洲国家亦从灾难中崛起的新中国得到启示,再次发现中国。中国的成就给他们在发展道路上是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提供了参照。尽管非洲在20世纪后期出现社会主义浪潮泛滥的发展奇观,诸如“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布尔吉巴的宪政社会主义,桑戈尔的民主社会主义,恩克鲁玛的村社社会主义,尼雷尔的乌贾玛社会主义”[13],但无可置疑改革开放后启动的从实际出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对非洲的巨大鼓舞。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及非洲局势的转变预示着新一轮中非关系的到来。“20世纪90年代中叶后,非洲国家总的来说,政局趋向稳定,经济也能持续发展,出现了历史上较长一段时期的好形式。特别是非洲国家联合自强、团结合作更有新的发展。非洲的地区性综合政治合作组织历来发展较好,其中有12个地域性组织很有生命力,著名的有西非国家经济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非国家经济共同体。2001年7月,在非洲统一组织举行的第37届首脑会议上,非洲国家一致同意成立一个新的全非洲组织——非洲联盟,表示在未来一年里将非洲统一组织向非洲联盟过渡”[14]。非洲内部经济一体化进程得到强化,形成能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的内源性基础,“非洲人在整个世界中的政治、经济……地位有益于旨在团结一致的意识表达”[15]。“或许,当代的非洲足以说明当今的国际社会跟以前已完全不一样”[16]。中国在21世纪能与非洲继续合作,客观上跟非洲自身实力的提升密切相关。21世纪中非合作论坛的举办,将历久弥新的中非共识推向前沿。“中非合作论坛”意味着中国与非洲在互动中,越来越认识到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共生共赢及关系的长治久安,最终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合作是维系中非关系持久性的重大命题。诚如基欧汉教授分析的那样:“如果世界政治经济要存在下去的话,其中心的政治困境将是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怎样组织各国之间的合作”[17]。
总之,“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它们彼此之间的行动,而国际关系则是由两国的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形成了存在于国家之间相互影响力的性质——目标如何?成功与否?结果如何?”[18]。中非关系进程中,从政治革命到合作发展的生存诉求诚然是凝聚双方的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