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客问治明清两代西藏史经验
时间：2021-06-11 16:01: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口述历史是一种记录历史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和现代的录音、录影等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是一种将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史学形式。口述史学（Oral History）发端于海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海外一直是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近些年在国内也处于方兴未艾之势。有鉴于此，本刊拟自本期起开设藏学口述专栏，以推动藏学口述史学的发展。刊发内容不限主题，既可以是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对某一涉藏历史事件的口述，也可以是藏学研究者的治学经历与学术心得。
本刊首期刊发的是邓锐龄先生的《答客问治明清两代西藏史经验》。邓锐龄先生是中国藏学界资深前辈，道德文章在学界一向受人敬佩。细读先生之文，从初到中央统战部民族处工作时与西藏史志相接触，到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民族研究所大体以元以后西藏历史为研究方向，再到进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专心治明清两代西藏历史，时代变迁与个人际遇，集体课题与个人兴趣，学术方向与自身基础，资料利用与写作章法，生活条件与时间保障，组织领导与科学管理，治学与做人，方方面面，谦逊严谨，语重心长，启发良多。
[中图分类号]C31+K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2）03—0186—08
今春中央民族大学苏发祥教授等莅临寒舍，要求我谈一谈治史的经历和经验，而且最好集中在研究明代和清代西藏历史方面，词意恳切，很难推辞。未料到后来杂事丛集，执笔时间不多，为了快些交卷，就由我边忆边说，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邱熠华、梁俊艳同志记录。她们主动地增添了小注，我再整理成篇。又请历史所张云研究员、《中国藏学》黄维忠编审二同志审阅，他们都提出很好的应该补正的地方，我都遵办了。下面就从我研究明代和清代西藏历史的情况开始。
我最初接触清代的西藏历史，重点是在中央和西藏关系方面。1952—1953年，我刚进入中央统战部工作时，看的历史材料主要就是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卫藏通志》。看这部书的时间比较长。当时，西藏工委牙含章从日喀则班禅堪布会议厅得到了一个藏文本的《二十九条》，翻译成了汉文，请人带到北京来。当时处里（统战部民族处）要我看看译文。我就用《卫藏通志》和嘉庆《四川通志》的记载，仔细对照了汉译文，写了一篇，叫《清乾隆五十七年驻藏大臣权力二十九条译文校注》，交给领导后，被印为内部材料。这本小册子在后来中央统战部召开西藏工作讨论会的时候，起了些作用。当时主持会议的主席是部长李维汉。他在会上时时看这个小册子。这是1953年的事情。
到了1960年，我转到了学部民族研究所。直到1962年，才规定了治学的方向。在这以前，可以说，上级给什么任务就做什么任务。当时，翁独健先生是副所长，王森先生是藏族史组的领导。翁先生的意思，要我研究元代以后的西藏历史。当时，翁先生说，现在研究吐蕃历史的人太多了，你还是研究元代以后吧。1962—1964年两年时间里，在完成所一级的不少任务外，我看了《明实录》，大概读了从洪武到宣德年间三四朝的材料。当时，民族研究所收藏一部明实录藏族史料辑抄，字体抄得不佳，所以，我看的还是《明实录》全文，还做了一些笔记，但也看不出所以然来。1964年，下放山东劳动和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研究工作就全停了。
关于明代西藏史研究，我只写了6篇文章。
首先是一篇概述性的文章，较长，就是《藏族简史》中的元朝明朝这一部分。民族研究所组织的《藏族简史》这件工作，时间拖得非常长，从1959年开始，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件工作结束，《藏族简史》才印出来。写作期间，国家民委和西藏工委等都给该书的写作宗旨作了规定，要求主要说明中央和西藏之间的关系。由于多次运动干扰，时做时辍，很晚才把它印出来。1988年，我已经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时中心成立不久，领导者希望印一套《西藏知识小丛书》，所以就把《简史》里我所写的元明两代这部分抽出来做成一小册子，但加工比较多，写得比《简史》更好一些。
真正研究明代西藏的问题是1988—1991年，在日本教书的时候，利用业余时间做的。1989年写出论文《明朝初年出使西域僧人宗泐事迹补考》。当时在日本写这篇文章，跑了好多图书馆，又要教书又要写作，非常不容易。在日本东方学会年会上发表前，我请人把主要的意思翻译成日文，在会上用日语讲了。当时，主持小组会议的是著名的敦煌学、唐代史专家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他和我早就认识。这篇论文记述了明朝初年一名叫宗泐的和尚，从南京出发经过西藏、尼泊尔，到印度的事迹。宗泐到尼泊尔，住在一个地方，从印度回来的时候还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有个明代的汉文译名，我不知道是哪里。在日本查了一部地图集，确定了这个地名的今地望。当时觉得把这个难题解决了，很高兴，所以在论文里也特意提出来。没想到，会议主席池田温教授让大家评议后，说日本梗一雄博士在德国一本学术杂志上早就发表了关于宗泐的文章，也早就把这个地名问题解决了，并把复印本赠给我。当时，我很纳闷，池田温教授事先知道我研究这个问题，可是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所以，决心把速度榎一雄博士未说到的东西尽可能作些补充。后来，池田教授把我的全部稿子译成日语，译文文笔很好，发表在《东方学》第81号上面，时间已到了1991年。原汉文稿，又经过补充，本来想寄给复旦大学编辑的杂志《历史地理》，当时该杂志是为了给谭其骧先生作庆寿纪念，要出专号的，但寄去晚了，经过谭先生审阅，评价很高，只好放在下一期。可以说，这份在国内发表的汉文本比日文译本好得多。不过，这篇日文译稿也曾寄给藏史研究先驱者、京都大学佐藤长教授看，他说挺有趣味，写得挺好。
第二篇是我从日本回北京后，在1991年9月第一次北京国际藏学讨论会上发表的《明初使藏僧人克新事迹考》。这是在日本时先找到仅留存在日本的克新诗集和有关材料，回国后又经过补充研究写成的。这篇论文在会上得到了预想不到的称赞。第一次北京藏学会，规定的主题是西藏农奴制研究，所以我们学者几乎都围绕这个题目讲。还记得，当时参会的史伯岭（E.Sperling）跟我说，每个人上来都谈农奴制，让人听烦了。当时，录音条件和字幕条件都不好，我只是大体说了说。这次会议来的人不少，日本方面有石滨裕美子，捷克有高马士（J.Kolmas），美国有范德康和史伯岭等。会后吃晚饭的时候，他们都来祝贺我，说这篇论文谈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