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驹的艳阳岁月从1949年开始
时间：2021-06-06 00:03: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49年春，千家驹随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回到北平。之后，千家驹与章乃器、沈志远等受聘为中国人民银行高级顾问。
聆听刘少奇
“剥削有功”论
为了了解天津市金融市场的情况，千家驹、章乃器于1949年4月间去了一趟天津，入住天津人民银行宿舍。
一天，他们接到参加一个座谈会的通知。千家驹与章乃器赶到会场时，会议已开始，看见刘少奇正在听取天津资本家的意见，并且非常认真地在笔记本上记录。会开到最后，大家欢迎刘少奇讲话。
“……今天资本家剥削，非但没有罪，而且有功劳。”刘少奇说，“封建剥削过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意义的。中国现在不是工厂开得太多，而是太少，工人、农民苦于没有人开工厂去‘剥削’他们。你们资本家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好处。”
初次听到中共高层领导谈“剥削有功”，千家驹由衷地佩服共产党政策的英明。他见刘少奇喝了口水，继续说道：“如果不是解放的话，我要去看你们，你们是会给我们吃闭门羹的。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但我们现在不要‘共产’，那是很遥远的将来的事。现在你们可以开工厂剥削工人。有人说‘剥削’不好听，但这是马克思的术语，不叫‘剥削’叫什么呢?做生意我不懂，你们比我内行。但讲马克思主义，我比你们内行，也实在想不出比‘剥削’更合适的名词来。”
说到这里，刘少奇对东亚公司的老板宋斐说：“宋先生，听说你办工厂很有本事。你现在只办一个工厂，以后，我们请你办lO个工厂，好不好。到了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大家再商量一起进入社会主义，这有什么不好呢!”
刘少奇的小结性讲话，不仅得到在场资本家的拥护，也让千家驹有豁然开朗之感。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他此前没料到共产党人有如此开阔的胸襟，料不到拿枪杆子的人，对经济发展也能科学地把握。
座谈会结束后，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和市长黄敬，约请千家驹、章乃器，一起陪同刘少奇去起士林西餐馆用餐。
起士林虽然是天津著名的西餐馆，但没有包厢，顾客都在一个大餐厅里用餐。一市之长宴请当时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也同样与大众顾客在一起。这在如今看来，似乎是不可设想的事情，而当时的中央领导，的确有这种平民化的作风。
入座后，黄敬市长将千家驹介绍给刘少奇。
“研究什么的?”刘少奇问。
“研究经济的。”千家驹答。
“喔，我过去还以为你是搞法律的。”刘少奇原来听说过有千家驹这么个人。
千家驹想，可能他把自己与沙千里混同一人了。
餐间，刘少奇仍然谈起座谈会上的话题，兴致勃勃地阐述他的“剥削有功”理论，并着重说：“只要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工商业，我们都要继续发展。”
“刘先生，有些行业不要发展了吧!”千家驹问道，“譬如说，化妆品工业，现在人们朴素了，女同志也不爱打扮了。”
刘少奇笑着说：“为什么不要发展呢，千先生，难道你反对女同志涂脂抹粉吗?我看可以嘛!化妆品工业也可以发展，只要人民有需求的，我们都得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女同志和男同志一样穿列宁装，很少有女人化妆，所以有外国人取笑说：在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人家打招呼，除问“贵姓”外，还得问“贵性”。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化妆品消费市场。
听了刘少奇的见解，千家驹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肤浅，好像犯了“‘左倾’幼稚病”倾向。当时，除毛泽东外，刘少奇是共产党内的理论权威，站得高，看得远，他的意见连千家驹这个经济学专家也不得不服。
刘少奇这次在天津工商界座谈会的谈话，以及在起士林餐馆的聊天，在千家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一段时间，千家驹成了刘少奇“剥削有功”论的一名宣传员。
诚然，刘少奇的意见，体现的是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思想。毛泽东于1945年4月25日在中共七大所作的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其中就说道：“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刘少奇按照这一方针，到天津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使陷入混乱恐慌之中的天津工商业迅速扭转局面，稳定与恢复了天津的国民经济。
目睹这种神奇的效果，千家驹更加坚信共产党经济政策的科学性。至于新中国建立后未能一以贯之地实行这种开明的经济政策，那次天津讲话在“文革”中更是成了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从而让千家驹感到痛心疾首，并为之奋力抗争，是他当年聆听“剥削有功”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变故。
周总理
约谈起草“私企条例”
起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是中央私营企业局(千家驹兼任副局长)成立后的头一件重要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大。旧的公司法与国民政府时代的一切法规一起，已被宣布废止，而新公司法又未颁布，在私营企业的组织方法、股东会与董事会职权、利润分配、公积金提留等方面，均元章可循。为此，黄炎培、陈叔通等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多次向千家驹提出要求，希望中央颁布一个新公司法，千家驹向上报告了这些要求。
一天，周总理把薛暮桥、千家驹和吴羹梅约到政务院谈话。总理开门见山地说：“工商界人士一再提出要有一个新公司法，以便有所遵循。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扩大一些范围，不仅包括公司组织，也包括独资与合资的企业，即所有私营企业在内的条例。”
在中财委主任陈云的领导下，启动了私企条例的起草工作。千家驹组织召开了十多次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征求对私企条例的意见。条例草案总的精神，是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表现突出的如第二十五条：“企业如有盈余，除缴纳所得税弥补亏损外，先提10％以上作为公积……提存公积后的余额，先分派股息，股息最高不得超过年息8％……”
按照这一条款规定，企业所得盈余，除缴纳税款外，约有80％以上归资方所得。而在私企条例30条中，只有两条是限制性的内容。其第六条规定：
“为克服盲目生产，调整产销关系，逐渐走向计划经济，政府得于必要时制定某些商品的产销计划，公私企业均应遵照执行”；第七条内容：“企业应切实执行政府一切法令”。这两条，体现了新中国私营企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私营企业。
私企条例草案先提交全国政协大会讨论。当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尚未成立，由政协代替行使人大的职权，凡重要法令在送交政务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