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增长、低就业”的变化趋势和原因分析
时间：2021-03-27 20:01: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就业困难；观点述评；超时加班
［摘要］ 本文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高增长、低就业”的模式为背景，对目前学术界就中国经济就业弹性下降趋势给予的各种解释进行了简要评析，并结合国际发展经验和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格局提出，企业中普遍的加班加点行为，抵消了经济增长创造出来的一部分就业供给，减少了对新职工的雇佣量，从而使中国经济形成了 “高增长、低就业”的特殊模式。
［中图分类号］ F241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7）03-0035-07
［收稿日期］2006-11-10
［作者简介］程连升（1966—），甘肃天水人，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变迁问题。
在我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就业问题日益突出。为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著书撰文，讨论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并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经济发展走入了“高增长、低就业”的陷阱。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纷纷探讨其中的原因，进而出现了几种颇具影响的看法。本文拟对这些观点进行介绍，并分析它们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度。分析之后不难发现，一些已经被大部分人接受的观点并非完全正确，因此该问题的研究有待继续深入。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弹性的变动趋势
就业是经济增长的派生需求，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会直接制约就业岗位的增加，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这是1962年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一条定律。
经济增长固然是就业增长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在劳动经济学中，衡量经济增长与就业增加关系的指标是就业弹性。所谓就业弹性，就是GDP增长1个百分点所带动的就业增长的百分比。假定产值增长率为a，就业增长率为b，就业弹性系数为k，那么就业弹性系数可以表示如下：
k＝b／a
通常情况下，就业弹性系数在0与1 之间变动，即0＜k＜1。当k越接近1时，该经济体系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越强；当k越接近0时，该经济体系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越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期间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8％、79％、120％、83 ％和89%。与此同时，从业人员也不断增加，但增长速度却呈下降趋势，从而导致就业弹性系数也不断下降，具体情况如表1。
*1990年数据因根据普查数据做过调整，与此前数据不具有可比性，故只计算“ 七五”前四年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和《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推算。
从上表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的变动并不是逐年下降，而是表现为差异显著的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的高就业弹性阶段，“六五”期间就业弹性系数平均为0306，“七五”前四年平均为0295。二是90 年代以后经济增长进入低就业弹性阶段，就业弹性系数大幅度下降，“八五”期间平均为0100，“九五”和“十五”期间略有回升，平均分别为0108和0114。以1991年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规律性，在经济同样处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从业人员同样保持了快速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在3％以上；而进入90年代以后，从业人员增长只有1％左右。
从横向来看，中国经济的就业弹性也严重偏低。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度报告，低收入国家的就业弹性为037，中等收入国家的就业弹性为078，高收入国家的就业弹性为024。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大约是03—04。我国属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起码应该在03左右，可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总体就业弹性仅为011。
对于就业弹性系数呈下降趋势，社会各界已基本达成了共识。例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2004年的“中国就业论坛”上就指出，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已呈现出明显弱化的倾向：20世纪80年代，我国GDP每增长1％，可增加约240万个就业岗位，而现在只能增加80万个。［1］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莫荣也认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GDP就业弹性系数为0303，90年代为0104，21世纪前5年就业弹性系数为0105，中国经济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是呈下降趋势的。［2］ 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世纪80年代，中国每增加1％的就业岗位需要经济增长3％；到了90年代，达到同样效果，经济则需增长78％。［3］
种种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已经降低了，中国经济陷入了“高增长、低就业”的困境。
二、对既有研究成果的评论
中国经济“高增长、低就业”模式的形成原因到底是什么？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颇热。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技术进步影响论
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国内一些学者用技术进步的影响来解释，认为由于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同量产品和资本所需投入的劳动力会逐步下降，从而产生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如有学者指出，从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就业弹性水平会有所不同。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技术水平低，技术进步的速度也较慢，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简单扩大再生产方式实现，这种粗放式增长方式的要素投入产出率低，因而劳动效率也低，完成单位产出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大，就业弹性水平通常较高。随着工业化进程向纵深发展，面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减弱，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技术进步，此时，就业弹性会缓慢下降。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式向集约化转变，就业弹性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趋势。［4］ 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所能吸纳劳动力的弹性系数每况愈下。
这种观点可以说是近代“机器排挤人”学说的套用，乍听起来似乎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深究以后就会发现，它的说服力具有很大的虚幻性。首先，从逻辑上看，新经济增长理论就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双重效应，已经做出了充分的论证：从短期来看，技术进步提高了产出效率，导致生产同量产品的要素（资本、劳动、土地）投入减少，从而技术进步似乎是排挤就业的；但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扩张总需求，加速产业结构的演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因而有利于就业的增长。正是由于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静态和动态的不同效果，导致理论界对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认识还相当不统一。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用技术进步来解释长时间的就业弹性下降，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
其次，从实践看，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经验也不支持技术进步制约就业增长这一假说。众所周知，“奥肯定律”本身就是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其普适性自不待言。仅就20世纪后半期的经验判断，像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技术进步也很快，但它们都在长达2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维持了充分就业，即便是20世纪90年代以高技术和新经济著称的美国，其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也明显高于中国，形成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局面。这就说明，在技术进步时也能形成较强的就业带动能力。不仅如此，相关研究还证实，20世纪全世界新增就业岗位20多亿，其中一半以上的就业岗位是由科技进步提供的。［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