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创新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
时间：2021-07-05 16:02: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宏观层面，中国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但是从地方政府民主创新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并不绝对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这种不一致说明经济元素并不是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直接因素，而是间接因素；民主工具理性的有效发挥和善治是达成“经济发展——政治民主”良性循环的重要基点。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关键在于主导经济改革进程的政府能否具有一个良性的治理空间。
[关键词]民主；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民主创新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1672-2426(2009)12-0021-03
从民主实践的视角，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国政治民主从理想逐步走向现实的30年。从宏观角度分析，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但是同时，宏观的分析不可避免地消隐了某些偶然的变量以及具体的情况和细节，不能够充分反映现实。因此对于经济发展之于中国政治民主这一问题的分析，微观层面的事实是有着重要参考意义的。综观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民主实践，地方政府民主创新是促进中国民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地方政府民主创新，是地方政府在获得中央政府给予的一定改革空间的情况下，顺应民意和政府治理要求所进行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主实践和改革。其内容多种多样，涉及到“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监督”等多层面。地方政府民主创新的实践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背景下，中国政治民主改革的鲜明的试点先行、渐进改革的战略特色。通过剖析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民主创新实践，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从一个具体的角度理解和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多层面、复杂的关系。因此，本文特选取了地方政府创新式民主作为切入点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的这一命题。
一、宏观层面：中国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
从宏观的层面分析，地方政府创新式民主在内的中国政治民主实践的发展的确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一般来说，政治民主的生成和发展，通常离不开以下几个条件：公民意识的苏醒；具有独立精神，并可以和国家进行理性协商对话的公民社会的出现；政治精英关于如何发展政治民主具有理性共识。综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化。从不同侧面促进了以上因素在中国社会的形成。
1 公民意识的苏醒。市场经济之于中国，最直接的影响是催生了人们头脑中“自由竞争”的观念。而伴随着“自由竞争”观念之后，无疑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头脑风暴”——对个人权利、责任观念的重新认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扩大了中国社会的自由空间。市场经济使中国人、尤其使中国农民具有了自由流动的权利和能力。相对于之前只是作为国家的附属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们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选择权。从情感的角度。这使人们逐步体会到作为一个公民的独立感。在这种强调自由、独立的公民意识被唤醒之后，人们的权利观念、规则观念也逐步发展起来。这显然为政治民主的发展做了一种心理层面的铺垫。
2 公民社会的孕育和发展。在市场经济要求独立、自由、法治的前提下，中国社会首先从内部萌生了一种与国家在经济上进行对话的需求。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国家也逐步向社会让渡一些权力。在开放搞活经济的趋势下，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桥头堡温州为例，温州市自1981年第一家商会成立，无论是行业协会还是行业商会都一直处于增长阶段。而且根据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显示，温州行业协会和行业商会的市场化、民间化的趋势越来越强。这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刺激下，中国社会内部已经衍生出自己的公民社会组织。
3 政治精英在如何发展民主的问题上具有理性共识。在民主转型期内，政治精英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唯有民主能够唤起各主要政治力量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主动地遵从民主制度时，民主才能够长久存在。
从价值观上讲，“民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目标。但是，从实践上讲。新中国成立之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在追求“民主”的路上走过一段弯路。尤其是文革时期，全民动员式的民主从根本上扭曲了民主的内涵。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认识逐步由理想中的全民民主过渡到现实主义的程序和制度民主上。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就着重指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理性地认识到“全民民主”的群众运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走一条制度上的渐进改革之路。而事实上，从改革伊始的“解放思想”，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权力下放，再到逐步受到重视的法治国家的建设，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民主的认识已经更加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性。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则是，改革开放为中国培育了一批具有理性民主意识的地方政治精英。以肖唐镖教授在2003年至2004年对中国某省地方官员所作的一次调查为例，他发现地方政府官员不仅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上有着更多的独立思考能力，而且对政治改革的渐进性的认识和理性态度已经大大增强，正脱离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非此即彼之争。另外，肖唐镖发现，参与调查的多数官员认同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架构内进行改革，即利用和启动现有的体制内资源进行民主改革。因此，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30年，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精英对政治民主的认识不仅逐步趋于理性化。而且还趋向于达成某种共识。
二、微观层面：中国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民主创新
从区域的层次看，地方政治民主实践和经济发展的程度并不必然呈现一种同步的局势。以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中心、中共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合力倡导进行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比为例，从2000年以来，历经数年，一千多个地方政府的民主创新项目参与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选。从获奖所涉及的地区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其中既有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区域比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和深圳大鹏镇长选举改革，同时也涵盖了许多经济并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比如四川遂宁和成都新都区、重庆步云、云南红河等地的地方政府民主治理项目都榜上有名且影响深远。因此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创新式民主实践进行的深度和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