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孝道手册
时间：2021-03-19 20:10: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策划/本刊编辑部执行/罗满元
父母给儿女东西时，儿女笑了；儿女给父母东西时，父母哭了。
在中国，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总有一种情感让我们泪流满面。当我们含辛茹苦看着儿女一天天幸福地成长，当我们不经意间突然发现儿女长大了，懂得了真诚回报父母时，我们怎能不感动得泪如泉涌！
这就是中国孝道！
“百善孝为先。”中国孝道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从奴隶社会到今天，不管哪朝哪代，不管社会制度如何变化，也不管是最高层的统治者还是最低层的平民百姓，孝道始终是大家共同推崇的道德价值和共同遵循的道德秩序。历史上许多孝道人物、孝道故事，尽管有些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但仍然代代相传，继续感染着人们感化着人们，成了一代代人教养后代的生动教材；即便在今天，那些孝老爱亲的人物和故事，仍然被我们尊为生活中的模范，仍还那样感动我们，让我们肃然起敬！
只是，今天的中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伟大也是最复杂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核心的孝道受到了空前冲击，问题不断，危机四伏。国人也因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是坚守原有的孝道秩序，还是背着“不孝”的骂名颠覆传统“另起炉灶”？抑或在传承的基础上，建设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孝道秩序？这种新孝道又如何建立？相信许多读者也一样在困惑中思考，又在思考中困惑。
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孝道？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目的就是想要跟读者一起来寻找一个好答案。
（执笔/罗满元）
打造新时代的孝道圣经
□罗满元
孝道，是一切人伦道德的根本，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因为孝道的大行天下，敬亲睦邻，才使中国的家庭有了和谐，社会有了秩序，民族有了强大的凝聚力。
可曾几何时，中国孝道日渐式微了，人们一方面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受到损伤而痛心疾首，一方面又为找不到疗伤的地方和药方而张皇失措。
其实，大可不必痛心疾首，也大可不必张皇失措。世道在变，人亦在变，天下没有不变的孝子，也没有不变的孝道。只要我们正视今天的现实问题，就一定能够找到疗救的办法，从而打造出新时代的孝道圣经。
中国孝道史的感性考评
中国的孝道文化，可谓源远流长。
西周时期，孝的观念已相当流行。周文王对周公旦谈“九德”时，就说过“孝子畏哉，乃不乱谋”的话。待到孔孟出世，中国孝道便有了自己的经典作家和经典论述。
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孟子进一步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从一开始，孔孟就把孝道看作是人伦道德的根本，可以用它来教化百姓，使百姓懂得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义。孔子还说：“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孟子也进一步说：“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在孔孟看来，孝道的核心就是敬养父母，而且从中提出了“父慈子孝”的观念，说明崇尚“三纲五常”的孔孟也是很有民主思想的。孔孟的“孝道理想”远不止此，他们的“野心”大得很，孔子把“孝悌”看作是“为仁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孟子则认为，只要“孝悌”的伦理观念深入了人心，就能形成良好的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样，“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移孝忠君，忠孝合一，克己复礼，仁政天下，这就是孔孟的“孝道政治”，也是他们最大的“孝道理想”。
孔孟把孝道的内容和功能已经阐述得非常完整，形成了儒家孝道的经典，也成了中国孝道的正脉。自此之后，历朝历代在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孝道思想，无不打下孔孟的烙印。
西汉，董仲舒倡导“以孝治天下”，得到不同朝代不同统治者的不同响应。汉武帝开始，朝廷开设“举孝科”，选拔任用“善事父母”的孝子到朝廷做官；唐代有“孝悌力田科”，清代有“孝廉方正科”，说明“以孝治国”的理论逐渐被“组织化”了。即便到了今天，我们有的地方也规定，“不孝敬父母者不能录用为公务员”。从古到今，把孝道和当官挂起钩来，肯定是“深得民心”的。但仔细想想，这样做似乎还不是十分妥当，因为光靠“孝”是“治”不了天下的，把“孝”这样捧到天上，甚至动用“一票否决”，有时不免要走入歧途。只有既依法治国又以德治国，加起来才能把天下治好。
在中国孝道发展史上，孝道不仅在家庭道德、政治道德上派上了用场，有时候甚至超出了道德范围而以法律形式加以保证，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里有“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被列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对不孝的种种罪行都订有具体的罚则。今天的《婚姻家庭法》、《刑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对不孝的种种罪错都有详尽细致的处罚规定。法律对不孝言行一以贯之的惩处，既保障了孝道在中国社会始终如一的历史地位，也保证了孝道得以通行古今的基本底线。不过，其中古代对“不孝罪”的某些“量刑”似乎“畸重”了。
说到底，中国孝道的普及和贯彻，最主要最重要的还是要靠孝道文化的传承和感染。孔孟的孝道思想及其扩充与发展，蔚成了中国孝道文化的完备体系，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孝经》，集先秦孝道文化之大成，其作者虽然至今未有定论，但其影响之广大与深远是其他孝道经典所无法比拟的，它是经典中的经典，是中国古代的孝道圣经。《孝经》认为，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把天道、地道、人道三者融为一体，把孝道内容、方法和实施措施汇成一书，成为以后孝道著作和孝道法典的“母本”和“母法”。后来流传甚广、影响持久的《二十四孝图》、《百孝图说》以及《颜氏家训》、《朱子家训》、《女诫》、《弟子规》等等孝道专著或与孝道关系密切的图书，大多与《孝经》有关，或者是把《孝经》的理论具体化、时代化，或者是用形象化、通俗化的方法宣扬《孝经》的原理——尽管有时有些自作多情，有时有些臆想歪曲。中国的孝道文化就这样在中国民众心中扎下了根，成了人们判断道德是非的主要价值标尺。
诚然，中国孝道虽然根基深厚，是非标准也比较恒定持久，但其中也包含着大量封建的、迷信的、神秘的乃至愚昧愚蠢的内容，比如“愚忠”、“愚孝”，比如“埋儿养母”，比如“三年之丧”，比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充足的理由责难我们先人的孝道错误，但我们应当有充足的理由扬弃这些错误来看待今天的孝道。这让我联想到一个伟人，他叫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联合国破天荒地为之降半旗致哀。因为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先后去世，联合国还从来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的大使顿时“吵”了起来，愤愤不平。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发表了一分钟的演讲，给出的理由只有两个：“一是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数不胜数，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联合国照样为他降半旗。”演讲结束，在场的各国外交官全都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