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在五七干校] 费孝通
时间：2020-08-17 07:17: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在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那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浪潮中，放下笔杆，走出书斋，拿起农具，走向田野，在五七干校度过了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基本上作为一个体力劳动者的生活。
“当送报员、炊事员都是有意义的事……这就是生活”
作为“脱帽右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已近花甲之年的费孝通被第一批发往中央民族学院的五七干校所在地――湖北省潜江县的广华寺，简称沙洋干校。首批到达的这些学者教授是以拓荒者的身份开始干校生活的，他们需要用自己的双手来解决生存的基本问题，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
生活上、心理上的巨大落差，没有让费孝通从此消极，他在劳动中逐渐调整心情，成为一个积极乐观、保持着智力活动的体力劳动者。
在干校里，费孝通做过的工作有辅助打井、盖房子、洗石灰、守仓库、开沟平地、种收棉花和玉米、看青、分发报刊、帮厨烧饭等。他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分派给他的工作，于细微处体会其意义。
“我对新事物还有兴趣，当送报员、炊事员都是有意义的事。矛盾到处有，困难和麻烦也到处有。这就是生活……多接触些新的事物，可以使生活内容更丰富些，这算是我的世界观吧。”他说。
在给长兄的信中，费孝通几乎每次都要说一说自己的劳动现状。从这些描述劳动场面的笔触中，可以看出体力劳动并非使他觉得是受罚、挨整、不可忍受，倒是让他有一种接触并进入新生活的愉悦。
“自己挖的井，已经供水，自己喝上了。自己修建的房子，部分也已经有人人住”，费孝通从中享受到了“立竿见影”的劳动快乐。“汗反正不断，茶水送到田头，周身汗洗，想来是健身良方。‘短衫汗透迎浆水’更觉切情了。”虽然露在衣衫外的皮肤晒得黝黑。他自己形容“如非洲人士”，但言语中自然流露出的是自豪感。
从干校回来后不久，费先生在一次宴会上告诉来华访问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说他在干校学会了种棉花，并挽起衣袖，指着结实的手臂说：“这都是给站在墙上的泥瓦匠抛砖的时候锻炼出来的。”
做炊事员他也干劲十足，他把这当成一个锻炼机会，除了无力搬运一百八十斤重的米袋，自述伙房的一切工作他都能干，到伙房一个星期就获得了“很卖力”的评语。
之所以如此，他想的是趁筋骨还健，能劳动，能多体验一下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生活，以此作为多接触社会和人心的机会。
他在家书中说：“在旷野田间劳动时，呼吸万里，感到人生很真实。密切的团体生活，对人的表现也容易体悉、深刻得多，是活小说。较之旧生活，似乎更有意义。”
费孝通曾感慨“干校生活中的片段，别的时代的老人是享受不到的”。他甚至产生了“长久打算”的想法：“觉得这里的生活确是不坏，劳动上大体可以赶得上，一般已不觉得十分疲乏，当个小工，当个半劳动力，看来是还够条件。再锻炼一个时期，可以达到靠工分过半自给的程度。颇有长期打算，终老是乡的意味。”
他还写信托付兄长在北京为他买些铅笔等一些简单的绘画用品，觉得自己于形象色彩还有一定的想象力，不妨借此发展一下，而且这里的乡村生活，接近自然，颇能引人入胜，希望绘画能成为他的“一种老年自娱之道”。
从《江村经济》到《乡土中国》，无不透露着费孝通对于农村、农民的关心和重视。在农村插队时，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农村有了更深入更直接的了解，同社员建立起的友谊让他对农民有了更深的认识。无论在家信中还是和同事聊天时，他都提到“农民是识货的，他们虽然质朴无华，其实他们最懂得分量”。
费孝通时常和老乡们保持着联系。他不时骑车去红桥生产队探访，有时还给房东送些当时市面上不容易买到的东西，像煤油、香烟等。老乡们也不时拿着自制的食品(如冻米糕、大馒头等)到干校看望他，也许正是因为这段干校生活，不但锻造了费孝通的健康体魄，也使他在开始第二次学术生命后，更加“行行重行行”，用所有的精力去实现“志在富民”的理想。
他的食欲之好，令人折服
物质和精神都极度艰苦的干校生活，使费孝通在初期体重锐减。但在短暂的适应之后，他开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以积极的心态体会到不少惬意之处，保持了良好的身体状态，他在一年半里出满勤就是最好的例证。他对自己身体好总结的原因有二：劳动出汗是主要原因，营养是其二。
他的食欲之好，令人羡慕。在他到干校第二年的五一节那天，午饭有粉蒸肉、牛肉豆腐，他一餐而尽。同室者为之惊讶，皆表“使人折服”。折服之处或许不仅指食欲，更包含着费孝通于能干能吃能睡之间透出的达观心态。
费孝通把自己在干校的日常生活安排得张弛有道。集体劳动时，他边干活边“读”团体生活的“活小说”。休息日里，洗一通脏衣脏被，写几页家书，冲个热水澡，骑两小时自行车，吃一碗大肉面，下一盘棋，这些都是他经常性的节目，其间快意不难想象。即使是提水和泥，团土做灶，他也从土作手艺上体会出了类似早期人类制作陶器时的喜悦心情。
在家书中，他经常提到“此间”美食。他在自己用土做的炉灶上，生上炭火做饭。
最普通的是煮黄豆，费孝通在别人的盐水煮黄豆基础上发明了把肉罐头加在里面。按他自己的话说：“到了知识分子手里，就很容易‘修’起来了。但不论怎样，滋味是高的。”
荠菜汤对他来说也成了最高级的美味，“水煮开后，加一点油，没有油就留一点肉汤，把洗净的荠菜放下去，有虾米时加一点虾米，开了，加味精和盐。清得适口……我又带有火腿罐头，加在菜里，成了上等珍品”。
运气好的时候这里还会有“天赐美味”。“昨天下午去劳动，休息期间想去捡些野菜，到了蚕豆田里，同去的人发现了一只野鸡，如获至宝。原来是几天前种下的玉米种，种子拌了农药，飞鸟不知道，吃了玉米种，就毒死了。前几天已经有人捡到了好几只野鸽子，但是不敢吃，后来又拾到一只野鸡，我们几个人就鼓起勇气吃了一顿，其肉既嫩又鲜，而且吃了毫无问题，于是传开了，大家都想吃这种‘天鹅肉’了”。虽然因此赶上了下雨，被淋得透湿，但他还是感叹“无论如何这顿晚餐是太美了”!并说“今天如果不是下这样的雨，还是想再去拾一只来过过瘾”。
其间，费孝通还发现了一个养生秘诀――自制药酒，并多次向兄长介绍推荐。“普通白酒加枸杞、橘皮和糖，经过一个月，很香。喝了觉得通胃气，很适口和舒适”，还有一种是用何首乌，他查阅医书，确认其功效。
他还不忘向家人介绍他在伙房工作的所学――新炒面法，“过去我们总是先把面在水里煮熟了，冷后再炒；我们伙房里做炒面，是把压出来的面，在蒸笼里先蒸，不是煮，蒸后再炒，其味确比煮沸后再炒好”。
如果没有留存下来的家书为证，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位声名远播的社会学家的生活。但也正是这些生活细节，向我们透露出在那段风云突变、人人自危的日子里，他作为一个智者的生存之道。
冷眼旁观的评论家
作为职业社会学家，对社会作出冷静的观察并给予科学的解说已成为费孝通的一种习惯，不会因环境改变而彻底改变。费孝通在干校一直未忘记补充精神粮食，也始终关注着国内外的形势。这位在20世纪40年代被《纽约时报》称为“能干的中国政治分析家”、此时虽已远离政治中心、但对时局的理解、对事物的分析，深刻和独到都不减当年，对于国内政治、“乒乓外交”、“林彪事件”等都有妙论。
费先生用“巧克力”事件来比喻当时的那场政治运动：“对床七岁的女儿带同学来一起预备功课，孟吟(费孝通之妻)托人带了一袋巧克力，有一次我给那孩子吃了几粒，其余的就装在匣子里。她冷眼看在眼里。有一天我回来开匣，一看少了一半，我心中有数，但不好说，于是把余下的数了一下，依旧放在原处，第二天一看只剩了六七粒。我就向其父说可能有孩子帮我吃了。做父亲的多少不那么愿意听我这样说，我说不妨再观察一下。第三天，剩了三粒，下午只余一粒，晚上就全部吃完。我每次开匣都顺便向其父报告数字，‘确定’有人吃了，而且他的孩子至少是个参与者。那位父亲开始进行教育，给孩子念语录，说要说老实话，可是那孩子矢口否认，这就没有办法了。但是我们同户别处有一位，听到我的巧克力被孩子吃了，想到自己的东西，一看一小罐‘猪耳朵’(一种油炸面片)也光了。他可没有我沉着，就大嚷起来，结果宿舍里的人全知道了，当成新闻传了开来，一直传到了小学老师那里，老师们认为是一个教育的机会，于是开会研究，进行‘整风’，结果孩子们都坦白了……我说这次运动有点像‘巧克力’事件，就是指在仔细观察下看事物发展的那种状态。那些有‘五一六’问题的人一个个按着规律在自己跳出来，旁边就在记数目，最后还不是‘坦白’、‘教育’?目的原是在教育群众，要使大家心服口服，就是让那些人表现得精彩生动，‘自己跳出来’比揪出来漂亮得多。这样做当然要付出一点代价，对我来说至少少吃了半匣巧克力。看来当前世界风云也是类似”。
他用“新三国演义”来概括1971年的中美苏关系：“天下大势逐步显形，在我是远交近攻，抑敌于苗。前指美苏，后指日本。对方是近围远吊，以共制共。前指苏印日的联合，而美退居后方，后指美欧合作搞东欧，用中国牵住苏修。此乃最近显形的大略。三国都感孤立，都感压力，都出于不得不突破现状。一时频传头条新闻……新三国演义中，我占人，苏占地，美占天。天者历史之余威。地者背靠地极，出可攻，退可守。人者意识形态的先进。三者各有所长，骄者败。最近十年风云变幻当层出不穷，大有可观。”
在人生旅途中经历过如此多起伏之下，费孝通此时萌生了退意，他想到了家乡的“退一步居”，并请兄长费振东为他留意退路：“我寄居此院已有二十年，不想再寄居下去，你会明白这种心情。还是找人‘居’吧。”“今后尚有一二十年，或可得其教益，政协文史沿可能继续，如有机缘不妨引入。”他在同侄儿的谈话中，说“村鸡啼处，可不要忘记月亮是该下落了。我们所代表的这个历史阶段是该结束了，所以必须回到十全街小厅里去，即使有一些寂寞，甚至会有狐仙的传说”。个中无奈溢于言表。
费孝通曾风趣地说：“有人说我像‘弥勒佛’，弥勒佛好嘛!心胸开阔，大肚能容。”可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这一个“容”字所包含的坎坷与艰辛!在一次参观梅兰芳故居时，有人出了个上联“早春前后，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请他对。他思虑后给出的下联是：“千秋功罪，文章高下。尽付后人论。”经历了诸多磨难后，他依然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是因为他已经历过生死考验，是因为他懂得了享受生活的真谛，是因为他对自己人生追求的自信还在，是因为他拯救世人的理想还没有实现……于是他秉持着“毁誉在人口，沉浮意自扬”的定力，怀着“志在富民”的理想，始终“碌碌未敢休”。
责任编辑：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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