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导演史东山自杀真相】

　　2002年9月,浙江海宁纪念史东山百年诞辰时,华旦妮寻访丈夫的故居,她自言自语地说:“他的老屋子怎么找不到了呢?他死得冤,死得不明不白啊!”这番话让陪同她的笔者惊诧不已,一个寻觅答案、揭示真相的强烈愿望由此而生。
　　后来,史家老屋找到了,华旦妮临终前说出真情,终于揭开了中国电影第二代大导演史东山的自杀之谜――
　　1955年2月下旬,东北空军某部,首长将一页电报纸递到女兵史大同手里,低沉地说:“你父亲病故了,你准备行装马上回一趟北京吧!”
　　“父亲?病故?”史大同惊呆了,她不能相信手中的电报纸是真的,父女惜别才一个多月呀!
　　史大同的父亲史东山是中国电影第二代导演。在当年的电影圈里,名头之响,比之现在的张艺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导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在电影史上是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用田汉的话说:“它十足替战后中国电影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这位大导演之死却讳莫如深,不敢评说。海宁“史东山故居”陈列着史东山一生各个时期的图片,并有丰富详尽的文字介绍,对其死因却只字不提。
　　史东山英年早逝也就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史东山“病逝”,遗书上交
　　
　　“五十二岁,有为之年啊!他怎么会死?”公开提出这一疑问的是著名电影演员白杨,当年她在史东山导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里饰演女主角江玲玉。
　　1955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消息:“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史东山23日逝世于北京医院,享年五十二岁……”
　　这是最早的“官方消息”。史东山的死因,消息中没有明说,但一句“逝世于北京医院”分明暗示是“病逝”,善良的人们谁曾怀疑过这条消息的真假?
　　紧接着,一篇篇饱含深情的唁电、唁函从四面八方飞来,一句句浸透着爱意的话语,倾注了电影人、友人和千百万观众的痛惜和哀思。著名电影编导蔡楚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悼念文章,开门见山地说:“东山同志,像晴天降下霹雳,不幸你因病魔的长期困扰,竟终于使你失去了宝贵的生命!”1931年,蔡楚生进入联华影艺社是由史东山竭力推荐的,因而他将史东山视为电影艺术工作上的启蒙老师。新中国成立后,他俩同在电影局工作,史东山担任技术委员会主任,蔡楚生则任艺术委员会主任,二人相得益彰。
　　当年6月,《大众电影》刊登唐忠琨的悼念文章《可亲的老师》,透露了史东山患病的隐情:参加人代会之后,“很不幸,即将下厂的前几天,他突然病倒了,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检查的结果是患慢性肝炎……当许多工作需要他去做的时候,无情的病魔将他的生命夺去了”。
　　作为密友和学生,他们的话谁会不信其真呢?
　　可是,史大同不信。1955年新年来临时,大同从部队回家探亲,与父亲朝夕相处了十天,得知他经苏联大夫细心诊疗之后,病慢慢好转,精神已日趋复原,这时他就坚决要求出院,女儿眼见他虽然虚弱但精神饱满,料他已度过生死大关。
　　史大同记得,父亲还告诉她:“组织上已经跟我谈过话,要委任我担任北京电影学院第一任院长。”当时,父亲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月,他怎么就突然“病故”了呢?
　　其中必有隐情。
　　此后,对史东山的死因,各种史籍记载不一。《中国现代戏剧电影艺术家传》所载《东山传》记述其“积劳成疾,患了慢性肝胆炎”,终于病倒而“溘然长逝”;唐家仁在《难忘花园饭店》描述:“1955年,(史东山)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不幸离世而去”;冒舒湮在《微生断梦》一书记载:“然而他(史东山)在最初的一次政治运动中却不正常死亡。”
　　唐家仁和冒舒湮是圈内同行,他俩的记载比较可信,可惜太简单了。
　　2002年9月,史东山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正在浙江海宁进行。那天,硖石镇东山南路(旧名横头街)临水的老街上,走来一位颤巍巍的老人――她就是史东山的夫人华旦妮。九十三的华老太太此行有一个心愿:看看丈夫的老家。
　　走在石板路上,华旦妮自言自语地说道:“他的老屋子怎么找不到了呢?他死得冤,死得不明不白啊!”这番话让陪同她的笔者惊诧不已,一个寻觅答案、揭示真相的强烈愿望由此而生。
　　华老太太没有找到史家老屋,带着遗憾离开了海宁。一个月后,她的女儿史大同给在《海宁日报》工作的笔者来信,希望得到媒体的帮助。于是,华旦妮“替夫寻根”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寻找“史家老屋”的行动在民间悄悄进行。
　　2003年11月,“史东山故居”修复,华旦妮和小女儿史大里同往“省亲”,笔者作了一次现场采访。
　　史大里是史东山最小的女儿。五岁时,父亲编导《新闺怨》,她上了镜头。小小年纪的她,为剧情所感动,竟然假戏真落泪。父亲逝世时史大里只有十一岁,她说出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史东山是被人害死的!”
　　“那个早晨6点多钟, 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史大里回忆,“爸爸死了,妈妈一会儿泣不成声地呼号,一会儿语无伦次地宣泄,一会儿两眼呆滞,默默无语,她的精神再次分裂了。我和哥哥姐姐们用迷惘的眼神望着爸爸的遗像,心头在隐隐作痛,嘴上不敢说,不敢问,心底却在轻轻地呼喊:爸爸,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你死得冤啊!”
　　史大里说,那天,哥哥姐姐被领导召去,叮嘱他们必须严守若干纪律。临终时,爸爸留下了一封遗书,当即就给电影局的领导拿走了,其内容是严格保密的。妈妈和我们被统一了口径:爸爸因病而死……
　　五十二岁,留有遗书……这些迹象表明,史东山绝不是因病而死。
　　笔者企图刨根问底,问出真相。史大里却说:“爸爸逝世之前跟妈妈有过一回长谈,可能跟他的死因有关,可是,几十年来,妈妈对此守口如瓶,我们怕刺激她而引起犯病,一直不敢问她,这件事可能将成为永远的秘密了。”
　　
　　史东山与江青
　　
　　史东山是个乐观、直率的人,为什么会突然自杀呢?疑问一直盘旋在他的家乡海宁人的心头。
　　2004年年初,史大同给笔者寄来一套《史东山影存》和一封短信。史大同从部队退役后,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她在《忆我的爸爸》一文中透露:
　　1969年6月,江青作了一个批示:“华旦妮是军统特务,史东山是对党不满而自杀的……”其时是史东山逝世后的第十一个年头,“文革”风暴刮得正紧。
　　史大同写道:“自杀是真情,对党不满却是诬陷!”
　　原来,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史东山就与江青相识了。叶永烈在《江青传》一书中记述:1931年,一艘南去的海轮驶出胶州湾,向上海前进。头一回坐海轮的江青,没有兴致欣赏大海的景色,她被大海的波涛颠得头昏脑涨,呕吐不已。所幸轮船在黄浦江泊岸时,她左等右盼,终于见到一位二十八岁的青年前来接她。此人名叫史东山,原名匡韶,浙江硖石人。由于家境贫寒,史东山十七岁来到张家口,在电报局当报务员。十九岁起,在上海影戏公司绘制电影背景。这样,他开始涉足影戏圈。1925年,二十三岁的史东山参加征文比赛,以电影剧本《柳絮》中选,不久当上导演。不过,此时他尚属初出茅庐。后来,他成了中国电影界的名导演。特别是在1946年导演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后,轰动全国。
　　史东山奉左翼剧联(即“左翼戏剧家联盟”)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前来接待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江青上了史东山喊来的出租汽车之后,这才记起把一件行李忘在轮船的甲板上了!
　　江青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后,取艺名“蓝苹”。几年后,史东山开始大红大紫,蓝苹曾经向史东山导演恳求提携,史东山却厌恶此人不断的绯闻事件和抢镜头、争排名的恶习,不予理睬,还说了句“最多是个二流演员”的评语。史东山哪里知道,这句话会给他引来杀身之祸。
　　不过,蓝苹后来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在影片《狼山喋血记》、《王老五》中有了几个镜头,并以《王老五》电影插曲的流传在上海滩也小有名气。据说,介绍她进电通影业公司的,便是最初在上海码头迎接她的那位青年导演史东山。这个曾经忘拿了行李的女人,将此事也忘得一干二净了。
　　
　　史东山临终前的三张字条
　　
　　2004年夏,海宁花灯舞被选入北京天安门国庆文艺表演节目,晋京前夕,史大里到海宁辅导。她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党委副书记,浙江(海宁)青年艺术学校的专家顾问。笔者乘隙采访了她。
　　史大里透露,当年,史东山的遗书被收走,她从现场收存了三张字条,其中两张写着“满不在乎个人的成败,但求得为人民服务”、“莫使烦恼和忧虑扰乱了我的神经,需要的是彻底的睡眠和休息”,还有一张写的是“患得患失是最下等的品格”。史大里说:“三张字条是父亲临终前几日写下的,妈妈说过,‘烦恼和忧虑’是指电影界的第一场论争和对《武训传》的批判。”
　　新中国关于电影的第一场论争,起因于史东山的几篇文章。
　　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年公映后,史东山遭到国民党的秘密通缉被迫远走香港。1949年史东山从香港回到北平,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今后一个时期内电影的主题和工作的要点》、《目前电影艺术的作法》,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中国电影的方向》,就新中国电影的服务对象、表现对象(也就是题材范围)、表现形式以及其艺术样式和手法提出他的看法。
　　当时,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成为大方向,甚至成为至高无上的不二法则,刚刚成立的文化部电影局也定下了“电影为工农兵服务”、“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创作宗旨,这给文艺创作带来一些负面作用。史东山说:上海同人对今后创作方向十分拘谨”,即“大家把毛主席当初在延安针对着当时的情况所指示的原则机械地理解了”。史东山对此带有“左倾”倾向的文艺方针提出质疑:“假如我们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止于歌颂”,这是不是“未免简单狭隘”?对工农兵之外的“同盟军”,是不是也“应加以鼓励、表扬”(即给予表现)?这所谓“同盟军”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革命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在中国堪称是“汪洋大海”般的存在啊,不表现他们可以吗?
　　史东山的文章发表后,上海《文汇报》就此开始了“要不要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史东山在上海影剧协会上发言,主张对毛主席的《讲话》应给予“发展”和“扩大”的理解,并且认为文艺表现中国革命的四大革命动力(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是毛泽东的文艺方向。
　　今天看来,那正是他目光如炬的地方。但当时,他显然是“大逆不道”的。
　　史东山的见解被视作反对工农兵文艺方向的逆流,他自然而然成为“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陷于深深的苦闷中。
　　紧接着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武训,原名武七,清末山东堂邑(今聊城西)人,以“行乞兴学”而著名,受到清廷嘉奖,被封为“义学正”。陶行知十分赞赏武训精神,1944年夏在重庆遇见电影编导孙瑜,建议他以此为题材拍一部电影。这样,孙瑜写出了《武训传》剧本。1949年2月,上海昆仑影片公司购置了《武训传》的摄制权,史东山是组织者之一。
　　1951年初,影片《武训传》上映,最初得到一片赞扬,各报纷纷发表文章给以好评。《大众电影》杂志还把《武训传》列为1951年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
　　然而,5月20日,异乎寻常的情况发生了:《人民日报》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措辞严厉,行文运笔看得出非等闲之辈。后来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1977年出版时,人们见到这篇社论收入其中,方知文章出自菊香书屋。
　　于是,批判《武训传》的第一炮引出了全国的万炮齐轰。
　　在炮声中,由《武训传》顺藤摸瓜,史东山的文艺观点和美学追求再次遭到严厉批判。无可奈何,他只得在《文艺报》上发表题为《认真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文章,进行自我检查。此时,烦恼和忧虑已经扰乱了他的神经,他“需要的是彻底的睡眠和休息”。
　　史大里说:“爸爸秉性刚烈,从不隐蔽自己的观点、看法,也不愿意看有权势的人眼色行事,他是非分明,疾恶如仇。白杨说得对:史东山是以死抗争的英雄式人物。”
　　
　　华旦妮临终说出真相
　　
　　2004年12月,九十五岁的华旦妮因病住院。临终前,她向女儿说出了隐藏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
　　1955年2月初,江青带着两名持枪警卫夜访史宅。据说,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她关心电影界,于是她就找史东山单独谈话。究竟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是,史东山一下子变得闷闷不乐,沉默寡言了。
　　几天后,江青又突然来访。江青走后,史东山双眉紧锁,呆呆地坐在书房里。妻子华旦妮问他出了啥事,他说:“她说主席要她来关心一下电影方面的事……”沉默了好一会儿,又蹦出一句话:“我怎么能受一个女人的摆布!”在纸篓里,妻子找到一页揉成一团的信笺,上面只有一行字:“对胡风是人身攻击。”
　　仅一周,史东山的眼窝便深深地塌陷,身体十分虚弱。华旦妮十分担心,陪他说话。史东山告诉她,胡风等人已被内定为“反党集团”,行将在全国铺开清查运动,江青暗示,他参与了胡风文艺小集团的活动,要他“不可执迷不悟”,马上起来揭发胡风。此前,毛泽东讲过“对二老(指蔡楚生和史东山)要客气一点”,所以江青两次找他,给他一个“客气”的警告。
　　江青还严厉地说:“胡风三十万言书中的电影部分就是你写的,是反党反人民的,你必须反戈一击。”
　　史东山与胡风同龄,两人有过交往。20世纪30年代初,史东山在上海参加左翼电影文化运动,胡风是“左联”宣传部长,史东山担任电影文化协会的执行委员。史东山读过胡风的文章,尤其是那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他读了几遍,还认真研究过。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两人相遇,对于新中国电影如何发展,相互交换了看法。他的许多文艺思想与胡风确有相似之处,比如表现工农兵“不止于歌颂”,就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十分吻合。
　　作为胡风的老朋友,他是难脱干系了!
　　几天后,史东山服过量安眠药自杀。
　　史东山的遗书很快上交,不知去向,但华旦妮牢记了主要内容,几乎全是丈夫的自我表白:他跟胡风是老朋友,上下级,不是文艺小集团成员;尽管他赞同胡风的看法,可那份三十万言书,事前他不知道,没有写过一个字;他表示对大一统的文艺格局“不快活”、“不同意”,如他这样从国统区来的文艺工作者受到歧视和排斥,他十分愤怒;对于批判胡风和文艺整风,他觉得很恶劣,难以忍受。
　　华旦妮清晰地记得遗书里的一句话:“整风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刚毅如山的史东山,当然不可能对老朋友落井下石,但又无法摆脱无休止的逼迫,更不甘心忍受屈辱。于是,不诬人也不自诬,自杀以求人格的清白,就成了一代名导的最终选择。
　　史东山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作了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注解。■
　　
　　链接
　　史东山:一座引人注目的“山峰”
　　在中国电影史上,史东山是与蔡楚生、郑君里齐名的中国早期导演艺术家。他最著名的影片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和《新儿女英雄传》。
　　史东山,原名匡韶,1902年生于浙江海宁。他之所以在后来的作品中署名“东山”,是因为故乡海宁有一座苍翠秀丽的山峰叫东山,而他的老家就在东山脚下。二十岁时史东山来上海谋生,进入上海影戏公司担任美工师,并在但杜宇导演的《古井重波记》、《重返故乡》、《小公子》等影片中担任演员。他还利用拍片后的业余时间,集中精力尝试写作电影剧本。
　　1925年,史东山编写并导演了第一部电影《杨花恨》。也就是从这时起,他用“东山”的名字作为他担任电影编导的署名,并渐渐为广大群众所熟悉。1927年前后,受北伐革命影响,史东山编导了《王氏四侠》、《银汉双星》等影片。
　　1933年9月,史东山参加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担任执行委员。标志着他在艺术上有明显转变的影片是《人之初》,影片主人公工人张荣根形象鲜明、质朴感人;艺术形式依然富于美感,但已不同于以往作品中的纯粹形式美,已经和积极的内容融合在一起了。“七七事变”后,他由上海赴武汉转重庆,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了抗日题材的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这些影片反映了史东山饱满的爱国热情。
　　抗战时期,他还导演了曹禺的《蜕变》、陈白尘的《秋收》、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等舞台剧。抗战胜利后,史东山回到上海。这时,国民党已抢占了上海各电影制片基地,史东山与郑君里等电影界进步人士一起筹备恢复了联华影业社(后改为昆仑公司),并拍摄了著名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它不仅是史东山创作上的一部重要代表作,也是中国电影的一部扛鼎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史东山担任文化部电影局技委会主任和艺委会委员。他很快“东山再起”,改编和导演的影片《新儿女英雄传》,获得1951年第六届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中的导演奖。在1952年抗美援朝期间,他与蔡楚生合拍了大型纪录片《反对细菌战》,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20世纪50年代初,他出版了理论著作《电影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
　　1995年,为纪念世界电影诞生一百周年和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文化部颁发“中国电影世纪奖”,史东山被追授此项殊荣。■
　　
　　(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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