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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征农:战士、书生、辞海主编] 辞海

    时间:2020-07-19 07:29: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在上海宛平路这座幽静的小区,5号与其他门洞没有什么区别,唯独门上的6个字特别显眼:百岁长寿之家。也许,在今日之社会,人活百岁并不稀罕。然而,长寿又健康者却不多见,如果还在工作着、忙碌着,那就使人惊讶,继而是敬佩了。这家的主人――百岁又四的夏征农先生,正是这样。
      
      保持革命晚节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夏征农,也许是今天健在的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改革开放后,他虽已过古稀之年,但是仍思想敏捷,目光犀利。他清醒地看到:经济发展以后,各种诱惑势必给共产党人带来新的考验。因此,他在多种场合提出:共产党员,尤其是受党多年培养的老同志,一定要“保持革命晚节”。
      事实上,夏老的这根“马克思电筒”棒,不光是用来照别人,也是照自己的。他有13个子女,大多数是工薪阶层。对子女,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要老老实实做人,出了事,我是不会帮你们开脱的。”有一年,一位在外地的儿子央求父亲,希望能在出国的问题上帮他“通点路子”。夏老听后,生气地说:“你脑袋太简单!你自己有能力出国留学,我不反对。但是,要我去领事馆为你开这个后门,想都不要想。”去年春节,他的一位在海外工作的孙儿回来看他。他首先并不问寒问暖,而是说:“你本事学好了,应该回来为国家服务了。现在中国经济搞得很好,也需要人才。”2007年春节前的一天,一位私营老板托人来找夏老,说他在打一个官司,如果夏老能出面给某单位打招呼,官司打赢了,他将出一笔钱建立一个夏征农基金等等。夏老听了很生气,立马拒绝了。
      
      记住一辈子的是入党誓言
      
      夏征农的百年人生路,充满荆棘。他是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参与者,是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幸存者。1929年,他在复旦大学从事地下工作,在参加一个集会时被捕,被关进国民党监狱近两年。他生性倔强,爱打抱不平。年少时,就因为打抱不平两次退学。“八一南昌起义”后,他来到上海,本来组织上考虑他去苏联留学。他却不愿意,说道:“干革命就要在中国干,到外国去干什么?”这样,他才进入复旦大学,边读书边从事地下工作。
      1959年,身为山东省委副书记的夏征农,却因反右派不力、同情右派、对文艺工作领导不力等原因被免去职务,降为一家人民公社的公社书记。那时,大炼钢铁、放卫星之风弥漫整个中国。夏征农在人民公社也搞了一个炼钢炉,却没有炼出一点钢来。事实使他感到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于是,他向省委报告:“不要再要求每天放什么卫星了,所有的卫星都是假的。”有人说他:“你受了这样大的处分,还像没事一样好提意见,万一再被批怎么办?”他说:“如实反映情况,是党员党性的具体表现。对我的处分,我相信历史会替我做出公正结论的。”
      1962年,重新被启用后的夏征农,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1965年,江青在上海抓“样板戏”,他却在华东地区京剧汇演闭幕式上发言:“如果有样板戏,那也应该分层次,有不同要求。省市应该有省市的‘样板戏’,地区有地区的‘样板戏’。应该发动戏剧界大家来搞。如果只有一种样板,只有几个‘样板戏’,这能占领社会主义戏剧舞台吗?”江青听到后,大为不高兴。此后,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公开发表。华东局要宣传部三天汇报一次对此文的反映。夏征农很反感,觉得把这出戏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太过分了。而且,既然是以姚文元个人名义发表的,怎么可以代表党中央呢?于是,他把“球”踢了出去,说道:“这事宣传部管不了,应该由办公厅来管。”翌年2月,他在审看《华东通讯》一篇文章时,把引用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上的一段话删去了。这下又触犯了江青。1966年5月,在一次会议上,江青发言大批夏征农如何反对京剧革命,如何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1966年6月,夏征农被免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成为“文革”开始后,上海第一个被罢免的高级干部。
      一系列磨难,没有磨去他对党的忠诚,他的革命意志。有一天,几位退下来的老同志碰在一起。这个说:“下岗了。”那个说:“退出历史舞台了。”语气中难免有点消极情绪。夏征农听后,不高兴地说:“都是老革命了,下什么岗?记住自己是共产党员,永远不会下岗的。”
      2002年11月,夏征农以99岁高龄,出席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他说:“我1926年10月在南京加入共产党。当时我庄严宣誓:永远跟党,永不叛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一辈子记住我的入党誓言,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
      
      《鲁迅全集》珍藏了一个多甲子
      
      2005年,上海鲁迅纪念馆收到一份珍贵的文集: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捐赠者就是夏征农。1927年他在复旦时,读了许多鲁迅的作品。这一年,应陈望道先生之邀,鲁迅到复旦大学演讲,夏征农近距离地见到先生,仰慕之心油然而生。后来他常常写信给先生,请先生为他的作品提意见等等。对这位素昧平生的文学青年,先生每次都有答复。为此,夏征农心中很感动。
      上世纪30年代,活跃的上海文坛,有着夏征农的身影。那时,他是左联成员。他的主要小说《禾场上》、《十一个长夫》、《春天的故事》等,都发表在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学刊物上。他还参与筹办和编辑了《春光》、《读书生活》、《新认识》等杂志。当时影响很大的柳的《街头讲话》、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夏征农主编的《文学问答集》,都是他们在主持《申报》“读书问答栏”时的产物。
      1934年,夏征农担任陈望道先生主持的《太白》半月刊编辑。这一时期,他与鲁迅先生的通信多了起来。因为,先生是《太白》的主笔,每期都有他的文章。
      1935年8月21日傍晚,陈望道先生请鲁迅先生吃饭,夏征农有幸作陪。这是夏征农第一次与鲁迅先生会面,显得有些拘束。而先生非常健谈,两个多小时几乎没有停顿。他对什么都有兴趣,总是带着笑。夏征农感觉,先生本人比他的文章更为可亲。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面见鲁迅先生。鲁迅先生逝世后,夏征农约请几位相知的朋友,编辑出版了《鲁迅研究》一书。这是鲁迅逝世后,出版的第一部关于鲁迅思想的研究文集,在当时影响很大。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陕西人民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更名为《珍贵的纪念》。
      抗战以后,夏征农随军辗转各地。1938年,他从南昌到皖南新四军。经历了“皖南事变”后,他到达苏北,后来又到胶东、大连、安东等地。建国后,又被下放至农村,“文革”中被关进监狱等等。然而,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部《鲁迅全集》总是陪伴在他身边。战争年代,情况危急时,他把它藏在老乡家里。有些人知道夏征农有这部《鲁迅全集》,想借来看看。他很“小气”:不借。他说:“鲁迅先生是我一生敬仰的人,他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直到2005年,也许他考虑到自己百年后的事,把它捐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他说:“这是最好的归宿,也是对鲁迅最好的纪念。”
      
      世界上最年长的辞书主编
      
      1998年6月的一个夜晚,95岁的夏征农还在伏案。突然,电话铃响了。夏征农拿起电话,那端传来江泽民总书记的问话。他问夏征农:“为什么《康熙字典》收词有4万多,《辞海》只有1万多?”夏征农答道:“因为《辞海》是面向大众的普及型、实用型工具书。因此,一些冷僻的、专业性很强的词就不收了。我们还准备编一部《大辞海》,供学术工作者使用。这里的收词就多了。”
      那年,夏征农96岁,正忙着《辞海》1999年版的修订工作。1978年,中央指示:新版《辞海》要在1979年10月前出版,向建国30周年献礼。从1957年毛泽东主席指示修订《辞海》后,《辞海》出现了两个“内部发行”的版本,即1965年的《未定稿本》和“文革”中的《修订稿本》。《未定稿本》先后由舒新城、陈望道先生任主编。他们分别于1960年、1977年逝世。《修订稿本》是对《未定稿》的又一次修订。那么,1979年版的《辞海》,应该以哪个版本为基础修订?在1978年12月7日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大家对此有不同意见。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夏征农,这时被调任《辞海》主编。他亮出自己的观点:《修订稿本》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应以《未定稿本》为基础。这次“定调”,保证了1979年版《辞海》的修订方向。
      然而,具体操作起来,困难重重。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没有公开发表,“两个凡是”的思想仍有相当势力。因此,“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刘少奇、陈独秀等一系列条目如何处理,就成了一个棘手问题。为此,编辑部拟写了一个《〈辞海〉处理稿件的几个具体意见》,共8条39款。夏征农指示副主编罗竹风携此进京请示。结果,盘桓多日,罗竹风没有拿到有关单位的肯定答复,只得返沪。回来后,罗竹风向夏征农汇报情况。夏征农说:“我敢于定。如果有错误,我这个主编负责。”后来,这份《具体意见》,发表在国家出版局一份内部刊物上,被各地参照使用。
      敢于负责,敢于公开自己的观点,为人不作假,正是夏征农的人格魅力所在。他的远大目光,也常使人敬佩。1981年1月,新版《辞海》出版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夏征农就提出了“10年修订一次”的决策。因此,有了《辞海》1989年版、1999年版。《辞海》的编校质量越来越高,并且形成“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辞海精神”。
      2002年,编纂《大辞海》的工作开始启动。虚龄近百岁的夏征农,在大家的要求下,出任主编。有人以为,他也就是挂个虚名而己。其实不然,虽然具体工作有他人做,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由他拍板、出面。但凡《大辞海》的工作会议,他都参加。在一次会议上,他发言道:“《大辞海》要体现先进文化的方向,既有实用性,又有研究性。实用性和研究性要相结合。我们都年纪大了,具体工作不能做,《大辞海》的事要靠大家的努力。我们依靠党的领导和各方面的关心,我们有积累下来的经验以及各学科主编的负责,加上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编辑力量,我们的《大辞海》一定能搞好。”
      《大辞海》共38卷,容量是《辞海》的2.5倍。2003年,《大辞海》的分卷本开始出版,如今出版了哲学、医药科学、法学、语言学等卷。2004年1月,在自己100周岁生日时,夏征农赋诗一首:“人生百岁亦寻常,乐事无如晚节香,有限余年乃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最后一篇章”,当然指的是《大辞海》。今天,夏征农已度过103周岁生日。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当今世界上最年长的大型辞书主编了。
       “半是战士半书生,一行政治一行诗。”从小在自家私塾念诗作文的夏征农,晚年后这样概括自己一生。因此,说到底,骨子里他还是一个书生。
      (8月1日《光明日报》,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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