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囊卵巢综合症 [汕头综合症]

　　外伤：两条腿都瘸了 　　 　　在采访汕头市乡镇企业局局长刘岳金之前，记者就被悄悄告知，这位局长最近心情不大好。刘岳金给记者看的一份汕头市乡镇企业今年头4个月主要经济指标情况确实让他乐不起来。整个汕头两市五区一县，乡镇企业数量和职工人数分别减少581家和59000人，工业产值与去年同比减少2.16%，应交税金减少34.72%，出口产品交货总值减少15.34%。
　　但就是这样一个成绩单，已经让记者觉得好得难以相信了。记者在潮阳市的几个镇亲眼看到了萧条的景象。谷饶镇的桂光集团是潮阳的第一大企业，厂区面积500亩，年产值超过5亿元，每年税收上千万元。桂光牌牛仔服与“雅倩”、“雅嘉”和“大印象”并称为潮阳四大名牌，而实际上一个桂光的产值相当于3个雅倩，其老板张桂溪也作为农民企业家的代表于1998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然而，今年3月底，红得发紫的张桂溪被捕，他被控于1999年11月到2000年6月的短短8个月时间里，为自己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7.8亿元，税额1.3亿元。4月，1700多名职工怀揣着政府垫付的三个月工资黯然离去。
　　记者到谷饶镇的时候，只看到宽阔无人行走的马路，人去楼空的厂房，在厂房对面6层的弧型宿舍楼也是铁锁关门。透过窗户望进去，一层是一个被同行的《南方周末》记者惊叹为生平所见最庞大的餐厅。据谷饶镇介绍，桂光集团最红火的时候，光员工就有3000多人。现在只有旁边的一家265名员工的电脑绣花分厂还在继续生产，这家拥有12条日本进口电脑飞梭绣花机的分厂因为是张桂溪的两个兄弟投资而幸免于难。尽管只是为内衣、高级服装生产花边、底衬，但每个月的产值也在六七百万元。
　　有一批像桂光这样的大型乡镇企业在骗税案中栽了跟头，70%的工业产值来自乡镇企业的汕头地方经济即遭重创。谷饶镇被查处的14家企业，产值和税收占全镇七八成，这座工业重镇今年头4个月的工业产值锐减67.8%。工业产值占全汕头一半以上的潮阳市，主要经济指标的90%以上来自乡镇企业，重要乡镇企业的大面积倒闭、被查，导致这座240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县级市第一季度财政减收50.29%，利税减少53.63%,出口额降低78.8%。
　　“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下半年能够有所回升。”刘岳金告诉记者，现在他的主要任务是说服企业主留下来，“但是困难确实很大。”刘岳金承认，“最重要的是，经过这一次骗税案，汕头的信用更差了，汕头被很多部门、很多地方列入了黑名单。海关对与汕头有关的进出口货物另眼相看，一而再地重新检查，企业的正常出口也无法及时拿到退税，税务部门对发票控制得很严，而且有几个省下通知，对汕头开出的发票和汇票不予承认。没有人愿意和你做生意，害怕跟骗税扯上关系，即使需要你的商品也是小心谨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汕头的信用危机并不始于普遍性的骗税。事实上，早在80年代初，潮汕地区就是录音机、手表等老“三大件”的走私地，此后走私屡禁不止。同样历史悠久的还有制假，即使是现在，汕头都还是全国制售伪钞、假烟、假酒、假摩托、假化妆品、假显示器、冒牌服装的重点地区之一，是国家工商局和技监局经常光顾的地方。5月30日，汕头副市长亲自带领由技监、工商、烟草、公安等部门组成的15个行动组到各县区打假，居然在市面粉厂的仓库里看到了67辆半成品的摩托车。
　　前几年最让汕头出名的是从这里查出的12条盗版光盘生产线。潮阳市的和平镇在这一次打击骗税中受冲击最小，以至于宣传部门只愿意把来采访的记者往这里带。但4年前的一次让美国人备加关注的“扫黄打非”突袭中，这个镇被一举查获6条盗版光盘生产线。“那时刻光盘就像印钞票一样。”潮阳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郑邦耀告诉记者，“制假者赚了钱也真敢投入扩大再生产，一条生产线都价值2000多万元。”
　　20年来，汕头人对市场管制中的缝隙眼光之敏锐让人印象深刻，但随着市场法制的日益健全，这些发财途径被一一堵塞。按照汕头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说法：“过去汕头遍地是黄金，现在遍地是炸弹。”曾经赫赫有名的“潮货”成了假冒伪劣的同义词，潮汕人也几乎成了“坑蒙拐骗”的代名词。在整治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动员大会上，市长李春洪把汕头的信用危机做了高度概括：“逃税骗税、逃汇骗汇、制假售假和洗黑钱，惊动了中央和省高层领导，走私贩私、逃废债务和各类经济欺诈、坑蒙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在一些地方也很猖厥……对汕头的产品信用、市场信用、经济信用乃至道德信用和总体的社会信用都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李春洪举的例子是潮阳一家生产“拉芳”化妆品的厂家，花巨资在电视上做广告，但就是不敢写其厂址在“潮阳”，而把厂址写成“汕头经济特区广汕公路旁”。事实上，潮阳的另外几个名牌，生产化妆品的“雅倩”、“雅嘉”，生产减肥茶的“大印象”莫不如此，汕头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女科长告诉记者，她在很长时间里都不知道“雅倩”居然来自本地。
　　即使去除“三无企业”，汕头市的乡镇中小企业也占到90%以上，其产品大都属于低附加值、低档次的大众消费品。“这些企业中不乏利用机制和政策上的某些不完善，靠‘打擦边球’、‘绕红灯’发展起来的，在市场经济趋利性原则的作用下，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惟利是图，不择手段，铤而走险。”潮阳市在5月23日的《整治情况汇报》中写道：“潮阳人具有敢闯敢冒的特点，这种特点如果引导得当，可以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如疏于管理，也容易胆大妄为，做出别人不敢做、不敢为的事情。”作为邻近发达先进城市的次发达地区，汕头是幸运也是悲哀的。对富裕的欲望和自身创造价值能力的羸弱，使一些无法获得高额利润的乡镇企业敢冒倾家荡产之险，成为黑色经济在汕头持续泛滥的溯源。而一旦遭受铁拳打击，乡镇企业――这个汕头最大的经济支柱，势必使自己和汕头共同付出沉重代价。
　　记者在汕头所遇到的一些乡镇企业家不约而同地抱怨道，地方政府对他们有相应的出口要求，有的还下有具体指标。事实上，潮汕地区的企业也多以外向型加工贸易为主。然而潮汕骗税案发之后，国务院即收紧了对广东外贸的出口退税管制，原先给予汕头特区的一些截留外汇及暂缓交税的出口优惠政策也一并取消。2000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更下发一份《关于严格加强广东省潮汕地区购进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的通知》，专门针对潮汕地区制定了3条措施，规定对进出口货物，“凡供货地点或者任何一个环节的供货方涉及潮汕地区，无论出口企业在何处报关出口和结汇，也无论申请退税的企业实行的是哪一类退税管理办法，都必须在申报单证真实、齐全、电子信息核对无误并且排除一切疑点的基础上方可办理退税”。今年两会期间，广东省外经贸厅、汕头市及被殃及的深圳等地方的代表提议要求放宽管制，但均遭峻拒。2000年，汕头的外贸出口只有25.96亿美元，从1997年达到34.26亿美元的最高峰开始，这已经是汕头市连续第三年的出口下降。
　　在所有关于汕头的介绍中，都会提及汕头是百载商埠，是中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1933年的港口吞吐量就达到600多万吨，全国排名第三。20世纪80年代成为第一批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后，汕头获得了很多贸易优惠政策，进出口再次成为汕头另一个主要的经济支柱。然而，随着特区政策优势的消亡，现在汕头的贸易公司陷入全面萎缩，按照当地官员的说法，外贸公司都在坐着。加工贸易也从1998年的36亿多美元下降到去年的不足10亿美元。
　　“在汕头，除了这两年开的沃尔玛之类的超市，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贸易中心、批发市场，没有像样的贸易公司，大街上一个个鸟笼一样的小商铺，就能带动贸易流通？”汕头市经委主任翁镇希说，“走私骗税也好，信用缺失也好，遭到重创的恰恰是已经千疮百孔的乡镇企业和贸易公司。”
　　
　　内疾：近视眼、软骨病、败血症
　　
　　“事实上，汕头在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中期，还是有一段快速发展时期。”在汕头市经委主任翁镇希看来，这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给予特区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在80年代末，汕头一些贸易公司倒卖免税批文的事件被曝光。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规定，特区进口一些先进设备、紧缺物资可以免征关税。进口价格的巨大差项吸引了多如牛毛的贸易公司在汕头出现，仅仅依靠把进口设备物资倒卖到内地，或者干脆倒卖批文、配额、许可证，就在汕头孕育了一大批先富阶层。
　　“汕头人一向善于经商，做实业是很苦很慢的事，而做这种进出口生意发得又快又容易，政府也有税收保障。”翁镇希说，“当时人们都认为，依靠进出口和特区优势，汕头可以重现当年商贸中心城市的辉煌。”
　　1978年，汕头的GDP只有8.71亿元，到1990年已经增加到72.44亿，12年翻了三番，这种高速让人兴奋。80年代末90年代初，汕头提出“赶超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口号，GDP递增计划定到了25%―30%。“这个时候，人们看到的是硬件基础设施的落后。”翁镇希告诉记者，当时的特区只有一条水泥路，港商过来投资，总是抱怨道路不畅，电力不足。从1990年开始，汕头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区改造：畅通的广梅汕铁路，广汕、深汕高速公路，汕头机场改造，国际集装箱码头。1995年，由李嘉诚参与投资兴建的海湾大桥刚刚通车，贷款10多亿的阙石大桥又在不远处破土动工。80年代末成功开发龙湖区之后，汕头市又雄心勃勃地提出再建一个汕头，把达濠岛和原属于潮阳市最穷的河浦镇划归汕头市区。1990年之前，汕头的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低于GDP的30%，到1995年，这个比例已经接近50%，按照李春洪2月28日在汕头市人代会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九五期间投入基础设施市政建设资金240亿元，平均每年48亿元，而同期汕头平均每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为31.88亿元。
　　现在的汕头官员们对90年代的超高速建设心态非常复杂。“超前是肯定的，那几年的集中建设确实足以保障汕头未来发展的硬件要求，但同时也给财政留下了沉重的负担和债务，超出财政经济所能承载的能力。”汕头市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刘锦庭教授相当谨慎地对记者说出了他的观点，“可能有些过度超前了。”
　　然而，现在看来，这种远视更像是近视的另一种体现。当时汕头已经暴露出来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持续发展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人们还沉浸于每年十五六个百分点的增长。就在这个时候，曾经也同样出现倒卖进口批文的深圳市开始大力度用先进设备武装当地企业，完成了高科技产业的技术积累。在曾经到汕头取经的珠江三角洲一带，美的、科龙等一大批乡镇企业崭露头角。相反，90年代中期，汕头的国有企业全部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按照乡镇企业局局长刘岳金自己的说法，它的民营乡镇工业“零零碎碎”，也没有摆脱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阶段，“广东省的50强企业，汕头一个都没有”。
　　建立特区以后的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加固了人们头脑里的一个传统观念，汕头以商为本，不是干工业的地方，依靠贸易政策发财致富的机会，造就并助长了一部分汕头人的投机心理，它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急功近利、浮躁、梦想一夜发财等心理完全是跟经济结构有关系的。做买卖不讲信用，一锤子买卖能骗就骗，能坑就坑，这都跟我们目前的经济结构有关系。”李春洪说，“到我来的时候，一个批文都没有了，进口物资的免税也没有了，马上整个经济就下来了。”
　　1998年，汕头GDP增加到423亿元，人均GDP历史性地突破1万元，但两年之后的2000年，人均GDP只增长了529元，比广东全省的人均GDP还要低1/5。由于短视带来的增长点缺失，正在折磨着这座被泡沫繁荣逼上华山的城市。“2月底省委省政府在汕头开现场办公会，经济的指导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发展现代的工业。对中国，尤其对汕头来说，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呢，还是小商品经济向工业化过渡的时期，现在看来，要超越这个阶段是不可能的。”李春洪强调说，“如果没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作为基础，你的第一产业没办法进行现代化装备，第三产业没办法持续发展。”
　　汕头市经委主任翁镇希曾经提出过一个“工业卫星城”的宏伟计划，3年产值达到100个亿。但这个计划在乡镇企业局局长刘岳金看来也是空中楼阁：“按投入产出1�3的比例，你要先投进去33个亿，这钱从哪里来？”
　　仔细研究汕头的经济轨迹，会发现1998年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1998年之前，虽然有亚洲金融危机、打击走私、特区政策优势淡化等等因素，1996年到1998年连续三年出现外贸大幅逆差，汕头的经济增长虽在减缓，但仍然有15%左右的高速度；而1998年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汕头像自行车被捏了前闸，不仅速度骤降，而且摇摇晃晃，连平衡都难以保持了。
　　在很多被访者看来，导火索是发生在1999年7月的汕头市商业银行挤提风波――即使两年后的今天，汕头人提及那一次风波仍面色严峻。不知从哪里得知商业银行因巨额贷款无法收回出现财务危机，挤提的市民从潮阳迅速蔓延全市，有关部门调来数亿资金也无济于事。此后，这家地方商业银行陷入半关门状态，党员干部被要求每人拿出1000元钱存入该银行帮助周转。但直到今日，大门上赫然写着“信誉第一”字样的汕头市商业银行仍然规定，5万元以内的存款可以分期分批取出，每个月取3000元，5万元以上的还是拿不出来。将这家银行重组的问题也仍没有结果。
　　2001年3月，汕头市纪检监察会议宣布，司法部门正在立案侦查被称作汕头市“反腐一号工程”的汕头市商业银行案及在汕头华侨信托投资公司、汕头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生的金融犯罪，已立案61宗95人，其中涉及汕头市商业银行的26宗44人，涉案金额12亿多元，通过办案直接和间接追收银行贷款6.4亿元。据透露，从1995年开始，就有银行职员违法高息揽储，然后违法发放贷款，或私设金库瓜分，或自批自贷，并涉及非法拆借、挪用资金。其中一个支行负责人对其任法人及兼职的企业、其亲属的企业批出贷款21笔，总金额超过1亿元，至今大部分贷款本息无归。
　　汕头市商业银行案对这座城市的影响不啻于一次地方金融危机。官员们的说法是，现在还有接近100亿元的资金陷于其中，既包括个人存款、企业资金，更有大笔市财政和局委资金无法取出。众所周知，金融是经济的血液，翁镇希和刘岳金都经常能听到企业老板的抱怨：“退税退不了，钱又取不出来，支付成本都成问题，我们拿什么扩大再生产？”
　　政府也是受害者，甚至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在村镇里都能看到“奔驰”的地方，政府财政却异常困难。汕头市财政局局长吴銮珍在向汕头人大提交的报告中称：“2000年，由于经济增速持续减缓，地方金融风险、企业拖欠外国政府贷款等多种不利因素交织在一起，我市财政运行步履维艰。”她总结2000年的地方财政工作时指出，“在各项减收增支因素增多，省继续对我市财政扣款抵顶企业欠外国政府贷款、地方金融机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财政压力剧增的情况下，多方筹措资金，仍然确保了行政事业单位的正常工资发放，确保了扶危济困、社会保障等稳定社会的支出。”
　　金融败血给汕头更为沉重的打击或许是政府信用的败坏。在汕头市举办的重塑信用公民论坛上，就有市民提出，由13家城市信用社组建而成的商业银行是政府金融信用的象征，内鬼外贼肆意瓜分挪用，存进去的钱取不出来，是最严重的失信于民，“长此以往，不仅外地人不敢来汕头，本地人也会选择离开”。
　　
　　铁腕整治
　　
　　46岁的汕头市长李春洪是河南商丘人，长期在广东省政府任职，2000年3月调任汕头代市长。他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汕头人。”做个汕头人并不是容易的事，这一点从汕头街头很少看到外地人就可见一斑，不说潮汕人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宗族感，只满大街、电视、广播上的一口潮汕话就让外地人觉得自己的陌生。比李春洪大9岁的市委书记李统书算是潮汕本地人，不过1984年从部队转业后到深圳工作，今年3月底才被派往汕头。
　　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两个外来者没有像普遍的那样，下车伊始先安抚受惊的官员，稳定民心，而是在3月22日和5月17日，分别抛出重磅炸弹，极其严厉地把盖子揭开，并迅速部署对汕头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铁腕整治。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慢慢腾腾了，汕头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李春洪说，问题明明摆在那里，其严重性绝不是我们主观臆造和危言耸听，有的人认为整治会把汕头的名声搞得更坏，使招商引资工作更困难，“但事实是问题已经暴露，形象已经遭损，再一味地捂着、盖着，粉饰太平，无异于慢性自杀。我们要以知耻者勇的气概，敢于面对各种问题，形成合力，整出成效，恢复海内外对汕头的信心。”
　　按照部署，从3月22日到9月，汕头市将用半年时间，分三个阶段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多管齐下综合整治汕头市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重点整治的内容包括打击骗税、假冒伪劣商品、逃废金融债务，整顿和规范市场主体。李春洪警告各级部门不要走过场，更不要有侥幸心理：“这次整治，我们是下了最大决心的，绝不文过饰非，是要真刀真枪干，用铁的手腕狠狠打击。”
　　在开始整治之前，汕头曾组织60多人的队伍到温州考察取经。“温州和我们在人文传统和经济结构等各个方面都有类比性。”李春洪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州是到我们这儿来取经，学习发展民营经济。但是人家学习之后又比我们更进一步了。”
　　“90年代初，温州也曾以乡镇企业大量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而闻名全国。但90年代中期，温州市开始大力打击制假卖假，自己打自己烧，然后扶持名牌。”乡镇企业局局长刘岳金说，当时温州的口号是“你敢败坏温州的名誉，我就让你倾家荡产”。在汕头，记者也看到了一份市政府5月31日发布的关于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通告，在明确界定各种假冒伪劣情况之后，通告要求制假贩假者停止活动并尽早投案自首。
　　但汕头学温州市并不只是学一个高压政策严厉打假。“温州在把握经济的大方向上比我们高了一筹。当时温州市政府重点治乱，是一手抓打击，一手抓扶植，实行质量兴市，品牌强市。”李春洪向记者分析道，同样有着经商的传统，“温州很早就提出引商转工，两条腿走路，以短补长，讲的就是商业和工业的关系。我们起码比他们晚了七八年，所以现在很不协调。”
　　5月23日，汕头宣布将一般工业用地和高新科技项目用地的地价一次性降低50%―60%，降幅之大颇为罕见，同时在港口装卸、供水供电等方面也做了较大减免。在5月底的汕头地方报纸上，也接连刊登关于审批制度改革的调查问卷，和公开接受1000家企业民主测评的68个行政执法、司法和金融部门的名单，两次进入倒数5名之内的职能部门负责人将面临被免职的危险。
　　“整治只是手段，目的还是希望大家对汕头恢复信心。”兼任整治行动办公室副主任的市委副秘书长刘锦庭说。
　　然而信用的重建、形象的再造和经济的复苏都不是一年半载之功。走私贩私、骗税逃税、骗汇逃汇、制假贩假、逃废债务，在汕头并不是一两年的新事物，从经济到社会层面，汕头都有太多的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单向度的经济决定论仍在笼罩着这座漂亮的城市，但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一次的现代化努力以失败而告终。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信赖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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