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盲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时间：2019-04-16 03:15:5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对话”是巴赫金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它体现了他的认识论、存在论和价值论等多方面的重要思想。然而，美国著名解构主义思想家保罗·德曼却以语言的修辞性为基本立场，把对话看作是解构巴赫金思想体系的重要的“墙角石”：第一，对话作为理论术语和巴赫金现实生活的潜意识对应，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其理论体系向艺术创作的辐射力度，造成阅读过程中的盲视；第二，对话作为文艺研究方法，忽视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否认文本语言的转义性，造成了阅读过程中诗学话语和阐释话语两种阅读模式之间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巴赫金；对话；保罗·德曼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6008304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资项目（2010GGJS-080）；河南工业大学科研项目（10XSK016）
作者简介：岳国法（1975-），男，河南汤阴人，博士，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米哈伊尔·巴赫金（1895-1975）是20世纪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大思想家，他的学术领域涉及哲学、美学、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他的复调小说理论、杂语、狂欢化思想等更是吸引了众多评论家的目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巴赫金研究首先在法国得到追捧，随后又于80年代在美国掀起了“巴赫金热”；国内的“巴赫金旋风”始于1988年《巴赫金全集》的出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至今依然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研究的热点之一。然而，美国著名的解构主义理论家保罗·德曼却在《对话与对话主义》一文中质疑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对话”在处理虚构作品中的所指问题时存在许多盲视。
一、“对话”概念中的盲视
“对话”作为巴赫金理论体系的重要核心概念，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问题》中，巴赫金专门对古希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的对话形式和特点进行分析，进而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展开详细的探讨。此后，巴赫金的对话研究视野不断扩大：从作为复调小说的重要标识，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关于对话的讨论不只出现在《小说话语》中，还出现在他关于拉伯雷和关于形式主义的复杂讨论中。可以这样认为，对话理论表现出了巴赫金深邃的哲学理念和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然而保罗·德曼却认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埋有撬动自身体系的“墙角石”，而且“对话”概念自身就暗示了这种自我解构的存在。
首先，对话作为一个理论术语的出现，在潜意识层面与巴赫金的现实生活存在某种对应，而且这种对应会减弱术语在应用方面的意义
在《对话与对话主义》一文中，德曼指出，即使没有巴赫金，对话作为一个概念对于评论家来说也会引发很多意义，例如，对话可以理解为“双重谈话”（double￣talk），[1](P107)即任何被压迫的话语为了生存和避免压迫，不能公开表述自己的观点，不得不采用一种必要的不断抹灭自我言说的话语。这样的言说方式对于熟悉巴赫金生平的读者来说，很容易就会产生这种对应性联想。巴赫金在1929-1936年间因自己和好友创办的学术团体活动被官方视为非法而被捕，先在集中营服刑五年，后又因身体原因改判流放斯塔奈。在此期间，他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发表自己的文章，只能借用其他人的姓名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正如德曼借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在文中所说的，“处于被压迫处境下的思想家，经常是在可通行的教法引导下从较为流行的观点过渡到只是纯粹的理论上的真理，而这些教法都具有强迫别人接受观点的神秘特征，如含糊的安排、矛盾、用假名、不确切地重复先前的观点、奇怪的表述，等等。” [1](P107)因此，德曼认为，对话作为理论术语在阅读层面上会产生一种迫使读者解读“对话”的效果，即在处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过度依赖读者的理解：如果读者可以解读出“对话”的含义，文本就会成为现实；如果不为之所接受，文本就是虚构的。巴赫金所提倡的这种阅读立场本身就蕴含着对语言修辞性本质的忽视，在思考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走的是捷径，企图把语言等同于现实，或能指等同于所指。
其次，对话作为理解小说的钥匙，在方法上会造成阅读的功利化和片面化
德曼认为，尽管可以减少巴赫金理论体系与其生活状况在程度上的对应性，但期盼读者从多个层面寻找文本中对话的表现形式，无形中会为读者“增加一种潜在的解放和革命性的维度”，并不能完全与文学创作的“被压迫模式”截然分开。[1](P108)。例如，巴赫金在对话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杂语”，它寻求的并不是语言上的多义性，而是一种社会话语的多样性。因为对于巴赫金而言，统一性的语言是不存在的，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多种语义意义和价值取向的话语。它们是“各自自成一体的、用言语表述出来的思想意识体系”，如不同体裁、不同时代的语言，不同个体、官方语言等，因此，杂语在文学作品中不只是语言多样性的表现，更是不同思想体系的载体。对此做法，德曼并不赞同，“巴赫金寻求的对话并不是如卢卡奇提出的追求史诗般的统一体，而是要逃离独白，寻求自我言说的对话过程”。[1](P108)或者说，把赫金对杂语的关注重要的不是杂语所导致的混杂的语言学特征，而是杂语的身外指向，也就是杂语中所蕴含的社会思想的对话性。也正如巴赫金自己所说的，“栖身于语言(它的一切词语和形式)之中的各种社会和历史的声音，即赋予语言以特定的具体含义的声音，在小说中组合成严密的修辞体系；这个修辞体系反映出作者在时代中的社会和思想立场”。[2](P206)因此，德曼认为，巴赫金通过突兀“对话”加强语言符号的社会性，其在小说层面的表现属于弗莱小说理论中的“低级模仿”，是“意识形态上的无趣、反浪漫、反诗学和反神话；杂语或复调假想出了一个清楚的敌对阶级结构和可以为之庆贺的社会障碍跨越”。[1](P108)
根据德曼对巴赫金的批判，其争论的聚焦点是如何处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如果结合德曼的自身生活，我们会对他的批判有更深层的了解。德曼是美国有名的解构主义理论家，他在理论上倡导一种“解构”式阅读，在批评实践上拒绝对文本的既定阅读模式，通过以普鲁斯特的小说、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的诗歌、尼采的论著、卢梭的小说和自传以及马拉美、布朗肖等作家的著作为试金石，“启发别人思考阅读的可能性，而且往往是阅读的悖论式的不可能性”。[3](P6)但是，随着他在二战期间撰写的一些反犹太人、亲纳粹的文章被发现，他的思想也因此而遭到学术界的排斥，他提出的关于解构文本总体性和语言的修辞性等观点都遭到了质疑，被看作是为他早期的错误所作的词语辩护。因此德里达在《多义的记忆》中为之辩护，认为理解德曼不应把现实生活和文本直接联系起来，而应该关注他文章的语言本身。他指出，德曼文章中的“异质性”需要客观对待，因为“某事只有在出乎意料时才发生”，[3](P165)而且德曼已经同过去的“一种活动、一些信念，一些同当时决定其文章语境的所有因素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决裂。[3](P241)
这里，德里达对德曼的辩护，类似于德曼对巴赫金对话的警示，它至少启示我们：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恰如文本的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加以对应，进而把学术探讨与现实生活搅浑在一起。
二、“对话”作为文艺研究方法的盲视
“对话”作为理论术语并非巴赫金的首创，早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但是作为一种文艺研究的方法，巴赫金却是首次引起众多论者的注意。从研究对象看，对话首先聚焦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对话现象。巴赫金认为，这种小说结构的所有成分之间都存在着对话关系，作品中的人物思想能够各自独立存在，并且显示着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他称之为“复调小说”，把对话性看作是它的重要特征。在这个层面上，对话关系表现为语言的内部关系（intralinguisitic），对话主义仍然是“一种描述性的、元语言学术语”，是关于“对语言的影像，而不是语言造成的影像”的谈论。[1](P109)此后，对话的研究对象在巴赫金的思想体系中不断得到扩大，直至后来把对话上升为一种哲学理念，广泛运用于对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内，以此来阐释现实的道德存在和人的生存状况。如巴赫金所说，“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4](P340)
这里，无论是把对话具体化为一种阅读文本结构的细读法，还是泛化为理解人的存在及其价值表现的哲学探讨，巴赫金所强调的对话的前提是，对话双方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意识，因此从功能上看，对话遵循的是一种他性原则，即不寻求解决的方法和融合手段，而是采用一种辩证的体系，通过一个话语去思考另一个话语。对此，德曼认为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巴赫金解构了自己的文艺观。
第一，巴赫金忽视小说的自反性
在德曼看来，巴赫金强调对话的目的，是通过他性存在来取代个体自身的存在，辩证审视“我”与“他者”的关系。他所说的“外位性”主要用于探讨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冲突等问题。对话主义表现出来的也并不是形式的、描写性的原则，与语言也并没有特别的关系。例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巴尔扎克的小说中，人物的杂语把研究内容从语言内部关系导向文化间性。如果读者有意识地忽略了作者和人物之间的对立，保持阅读过程中自身的外位性，那么，小说中的人物就不会成为作者声音的替代，而是各自不同的个体声音。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小说中的人物是否是虚构的或者作者是真实的，而在于他们的他性存在才是文本所要展示的现实。因此德曼这样批判，在巴赫金那里，“现实规则是与他性存在规则统一在一起了”。[1](P108)对话让读者从作为元语言结构自由地过渡到了对外位存在的识别。这样做的后果是，小说作为一种审美价值的独立性被忽视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也因此消失了。
第二，巴赫金否认语言的转义性
德曼认为，语言的本质是修辞性的，文学语言从来都不会否认自己的虚构性和修辞性，即使对于经常压制语言修辞性的哲学语言来说，其语言的本义也是一种修辞模式。然而，巴赫金却认为，“无论如何阅读诗学象征（转义）中的关系，这种关系都不是转义的关系。也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或任何时间去想象一个转义（如隐喻）被解释成一个相互交流的对话，也就是说，两个意思在两个不同的声音中展开”。[5](P327-328)这个表述很明显，巴赫金把语言的转义性和用以交流的对话性对立起来了，否认文学语言存在转义的可能。在他看来，话语存在的价值在于社会交流的性质和价值，转义的话语无法完成交流，而小说话语不能脱离话语的指涉性而孤立地进行，或者说，它截然不同于转义（如隐喻）把意义指涉的无限制延展。简言之，对于巴赫金，语言除了自我指涉的功能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向外指涉性。对此，德曼指出，巴赫金把转义看作是“一种朝向客体的目的性结构”，是有意识地把语言放置于认识领域内，进而把它从文学话语中分离出来。这种有意识地把“转义的认识客体性”和“对话主义的社会客体性” [1](P111)截然对立起来，会造成语言理解上的偏执和不足。因此在《对话与对话主义》一文中，德曼引用卢梭的一段话作进一步解释：
N：…但是，我还是建议你换一下不同的部分。假装是我催促你出版这个书信集而你却拒绝了。你提出你的反对意见，我再反驳回去。这样看起来会看着更谦虚点，而且还会留个好印象。
R：这样是否会使得我性格中值得欣赏的个性显得有点不一致呢？
N：是的，我就是要设这个圈套。剩下的事就让它自己发展吧。[1](P113)
这一段话选自卢梭的一篇序言《关于小说的对话》，德曼认为，读者可以采用两种模式来理解：一种是阐释模式，作者R和读者N在提问与回答的过程中探讨写作的目的，究竟是为了虚构还是为了事实。这种探讨的结果是开放性的，因为阐释的所指是不确定的。另一种模式是诗学模式，作者通过设置人物的话语模式，引导读者关注小说创作。这里的作者R似乎只关心作者想知道的，但问题本身已经不是不重要了，如何通过语言技巧诱惑阅读进行下去才是目的。由此德曼指出，“诗学和阐释学之间的关系，就像作者R和读者N之间的关系，是对话的，二者不可能相互替代，尽管事实看起来是，问题的一问一答能够证明这种非对话性的话语存在有替代的可能性”。[1](P113)也就是说，语言的语法阐释和修辞阅读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在思考对话的同时，可能会忽略阅读过程中必然存在的转义问题。也正如德曼在《对话与对话主义》文末所说，“虚构和现实在小说中的关系，隐含了一个更基本的关系，那就是诗学描述话语和阐释规定话语之间的兼容性。而这种共存只能以牺牲对话主义为代价”。[1](P114)
三、结语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文学研究和人文思想探讨方面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冲击，他的“洞见”就在于通过以超语言学和社会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综合文本内外研究，拒绝以一种“非历史地、非社会地”解释语言现象。然而，通过客观审视德曼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解构，我们发现，巴赫金在否定语言的转义性，强调其对话性的同时，模糊了文学的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忽视了文学作品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
从某种程度上讲，德曼强调语言自身的修辞性，并以此作为他解构巴赫金对话的立足点，其批评自身的盲视也是很明显的，因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正是针对当时较为流行的形式主义和庸俗的社会历史批评提出的，所以以语言中用以交际的话语作为研究对象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即使如此，巴赫金对话理论中存在的盲视也警示了我们：（1）对话作为巴赫金重要的理论术语，可能会影响其理论思想向艺术创作的辐射力度，因此作为读者应客观对待文学作品自身的价值，不要犯形式主义或庸俗社会历史批评的错误；（2）在理解文本话语的时候，拒绝直接从语言分析导向文化阅读，应该客观地尊重文本语言的多义性，关注诗学话语和阐释话语两种阅读模式之间的张力。
参考文献：
[1] de Man,Paul.“Dialogue and Dialogism” in The Resistance of Theory [C].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1986.
[2]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C].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 [法]雅克·德里达.多以的记忆[M].蒋梓骅，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4] [苏]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5] Holquist,Michael.ed.,The Dialogic Imagination：Four Essays by Mikhail Bakhtin[M].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trans.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
(责任编辑：粟世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