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与反悔] 反悔

时间：2019-04-11 03:17:4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上世纪60年代初，即我还在读大学时，刘白羽、秦牧、杨朔就已被誉为当代散文“三杰”。尽管在“三杰”中我偏爱杨朔，但对刘白羽也还是怀有一种敬慕之情。不过，那时候他在我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名作家，而不是一名大权在握的高官。很有意味的是，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文化部系统工作，由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白羽在“文革”开始之初就被揪回中国作家协会挨批斗去了，待我下放到团泊洼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在我们连食堂掌勺的师傅，竟然就是以前专给刘白羽开小灶的一位名厨。他的烹饪技艺确实了得，虽那时猪肉是定量供应，但他烹制的烧茄子、奶油白菜等拿手好菜总令我们赞不绝口，甚至戏称是在艰苦的年代享受到了“高干待遇”。然而，我对刘白羽的为官生涯真正有所了解，是1980年春到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新观察》杂志社工作之后。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新观察》杂志社属于重灾区。1980年《新观察》复刊时，三位领导，即主编、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当年都被错划为右派。我所在的文艺作品组，组长也曾是右派。还有流落到苏州的龚之方、《羊城晚报》的萧荻等《新观察》的右派老编辑，来京公干时也常回编辑部聚会。每听他们回首往事，尤其是“肃反”和“反右”运动，对刘白羽当年整人的狠劲儿无不耿耿于怀。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4年底，全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其时我已随编辑部主任调离《新观察》，到作家出版社创办《中国作家》，在京西宾馆的电梯里，她竟与刘白羽“狭路相逢”。因1977年刘白羽调回部队，当了好些年的总政文化部部长，每有军旅作家进电梯，必先向他行军礼，然后致以“首长好”之类的热情问候，气氛亲切至极。唯有她冷眼旁观，仿佛与刘白羽素不相识，其场面甚是尴尬。下了电梯，我问她：“刘白羽不认识你吗？”她回答：“他当年是作协‘肃反’领导小组组长，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就是那时定的案，我是丁玲的秘书，他怎么能不认识我？1957年丁玲又被打成右派，我已到《新观察》当编辑，仍受丁玲的牵连，也被打成了右派。这样整人的左派，至今不认错，我才不屑于搭理他呢！”
　　像她那样，因受丁玲的牵连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还有建国初她在文学讲习所（所长丁玲）深造时的一批同学，其中包括后来以《小兵张嘎》闻名于世的徐光耀。2000年第1期的《长城》杂志，以头条位置发表了徐光耀此后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纪实散文《昨夜西风凋碧树——记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在这部作品中，徐光耀以一个过来人的平常心，冷静回顾了自己这棵在党和人民培育下，于文学创作园地崭露头角的“碧树”如何遭劫、被1957年的反右狂风一夜间横扫枝叶，进而“头朝下、脚朝上”，沦为右派、“修正主义分子”的痛苦历程。作品以翔实的资料再现往昔，对当年那段历史的诡异与荒诞进行了反刍，笔触真挚而大气，既没斤斤计较地去抱怨什么，也没尖刻狭隘地去仇视什么。但无可讳避地涉及了包括刘白羽在内的一些著名作家在极“左”潮流肆虐中的负面表现。
　　《昨夜西风凋碧树》完稿于1999年7月11日，在《长城》釆用前，曾遭两家刊物的婉拒。出人意料的是，一经《长城》刊发，《炎黄春秋》《新文学史料》《新华文摘》等十余家刊物争相转载。更令徐光耀意想不到的是，当年整他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刘白羽竟然被他的文章所打动，于2001年3月29日给他写来一封情致深切的“悔过信”：“友人传了一册《长城》给我，我立即把《昨夜西风凋碧树》读完，字字血泪，正义之言鞭挞着我的心灵，你在那历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造。光耀同志，我羞惭，我恸心，我无颜求你原谅，但我要说出我永恒的遗憾，包括在那失去理智的时代，我对你不礼貌的行动，我只有在远处向你深深地谢罪、谢罪……”
　　刘白羽的忏悔，把徐光耀深深感动了。2001年4月3日，他即给刘白羽回信说：“……您对待自己仍然过分了，过错是有的，谈不到‘罪孽’，也无须‘谢罪’。以往的种种不幸，都不是您我之间的恩怨造成，那是一个时代、一种体制所造就的错误，个人可以承担某些责任，但不能承担主要的、更非全部的责任。个人是承担不起的。您我都有对党的无可怀疑的忠心，我们都是尽力按照上面来的精神行事的，悲剧是这种忠心到了分不清是非的地步，如果您我调换了位置，我整起您来也会毫不手软的。所以，从个人说，最大的教训之一是迷信……”
　　2001年第4期《长城》，以“关于《昨夜西风凋碧树》的通信”为题，全文发表了这两封信，编者在按语中这样写道：“老作家徐光耀的长文《昨夜西风凋碧树》在本刊2000年第1期发表后,影响是深远的,作者先后接到80多位热心读者的来函来电,其余波一直延续到一年后的今天。下面发表的是著名老作家刘白羽同志最近的一封来信和光耀同志的复信,新世纪之交两位老作家的炙人之语,掷地有声,发人深思,相信会在《长城》的回音壁上留下久久的回响。”随后，又是数十家报刊转载了这两封信，使众多读者，尤其是文学界的人士，也包括笔者在内，像徐光耀一样深受感动和震撼，一下子对刘白羽的“思想品德有了新认识”，纠正了“以前存留的某些偏激看法”，把他当作为“一位有党性的高尚长者”而“更加敬重”。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我就对这段轰动一时的“劫后传书泯恩怨”的文坛佳话产生了疑惑。那时，我还在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岗位上，接到了上奉交办的任务：为刘白羽出版一部新的散文集。这部名为《天籁集》的文稿，收录了他晚年的二三十篇短文及几封书信，仅10万字，加上《附录》中陆正伟、王中才等记者、作家采写他的7篇文章，约14万字。那时他已年过八旬，因此，他在代序《晚霞谈文录》中说，这“也有可能是我最后一个散文集了”。于是，为增加书的厚度，我和责编商定，将《天籁集》全部做成精装本，并请我社的美编室主任来担任装帧设计，尽可能把这位作协老领导的“最后一本散文集”出好。未料，我在终审书稿时，发现在《致徐光耀信》后，附了一篇黎辛的《致黄秋耘信》。首先，我觉得既然收录了写于2001年3月29日的《致徐光耀信》，就应该附上徐光耀2001年4月3日给他的复信。其次，从体例来看，如果一定要收录黎辛的《致黄秋耘信》，也应该将此文移至《附录》，而不能紧随《致徐光耀信》其后。当我认真读完黎辛的《致黄秋耘信》，立即明白了刘白羽的用意，即他对两年前向徐光耀所作的忏悔，竟然有了反悔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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