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外省诗人]微信定位找人是真的吗
时间：2019-04-11 03:17: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 马铃薯兄弟（以下简称马）：在各种关于中国新时期诗歌的历史描述中，你都是一个不可省略的名字。你是“朦胧诗派”（这个名字很荒诞，但由于约定俗成，为了表述方便，我还是这么用吧）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你的《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作品脍炙人口，影响过一大批学诗的人。首先，想请你简单谈谈自己的写作历程。你什么时候、怎么样开始诗歌写作的？最初激发你写作的动因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么？你最早发表作品是什么时候？写的是什么？
■ 梁小斌（以下简称梁）：我跟你说，一切“运动”起始，至少看上去像是生活本身，一种最初天然的生活本身，后来变为生活的压迫。这里有一个神秘的过程。陕西有个叫王贵的农民，他白天给地主打工，晚上跟兄弟们在一块研究闹革命的事情。这情景现在看起来有点怪，好像是王贵利用业余时间跑到外面去玩。我写的第一首诗是歌颂拖拉机的，就是那个在泥地里隆隆有声的家伙，在我的诗里都是散发着红色的光芒，我还虚构了一个老大爷拍着红色的油箱，一语双关地说：“小伙子，真棒”。这于是引起了我幸福的遐想，他究竟是在夸谁，是我、还是拖拉机？我骨子里实际上是一个远离劳动工具的人，把生产队送给我的结着绸缎的镰刀当作奖品，塞到箱子底下去了。他们总不能叫手上没有工具的人干活吧，他们后来还真的认为我不是劳动的行家里手，就给了我一份看守打谷场的差事，我戴着草帽，拎着竹竿在草堆边上坐了有四年光景。我过着一种撵鸡还得看主人的生活，我偎依的大草堆不论我如何往外面掏草都永远掏不完，后来它被一把大火烧掉了，就是草堆失火的时候，我也不好意思去救，火势太大，容易把我变为救火英雄，火势小了，又容易被人发现我来晚了。我就坐在知青小屋门坎上看，也不退回屋里。我的少年时代，是不是自我意识太强烈了，连救火这等大事，也害怕出丑，因为在劳动或是在救火的人一般脾气都很大。他们有一种即时的优越感，我拎着脸盆出门，一不小心碰到了他们弯曲的身躯，真没想到他们站得是那么的僵硬，那么凛然。他们拧直脖子骂了我一句，这使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还没有足够觉悟，回敬他们，在诗歌里我却表达着对类似劳动场景的崇敬，我写了许多歌颂劳动的诗，把劳动当成一种劳动造型来写，我曾说：“明天一早就下地，一定要开好第一犁”。这源于我的确碰过犁铧，我仅是在社员去吃饭牛去吃草的时刻，趁着野地无人，走到大田中央去摸了它一下。在“当时”，所谓劳动或是劳动者的形象，经过好几代诗人的不断塑造，已经进入了塑像化阶段。有一句写知青的诗说：“头一阵大漠的风沙，翻卷起他们新装的衣袖”，我对此迷恋不已，这样的知青几乎是整个身躯探出窗外，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很美，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美的偶像可以学习，我承接了先辈诗人向劳动靠拢这一主题，我们学习写诗歌如同战士学习扛枪一样，最美的时刻是扛枪的长者帮你系好鞋带，比我有力量的人与诗人形成一种温和关系是诗人写作的梦想，这梦想恐怕继续有用，另外比我们强大的那个形象，他仅对“自己人”温柔，而对待敌人他却要发很大的脾气。我在打谷场上看露天电影，看到了劳动英雄王进喜“拼命拿下大油田”的劳动姿态，后来他在挥舞拳头，因为大喇叭恰巧又没有了声音，我不知他在说些什么，这太令我好奇了，我终于在报纸上读到了那句话，谁要是反对大庆红旗，我就一拳头把它砸到地球底下去。这就是语言暴力。
■ 马：你曾经说过，由于被列入朦胧诗的那些作品，你的早期作品被忽略了。你的感觉是对的，除了你的那几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余的作品大家的确很少提到，也没有什么印象。这也许就是写作者的宿命，是必须承受的？
■ 梁：我无从判断除了那几首“满天飞”的诗之外的其它的诗到底如何，诗人在为自己铸造棺材钉子，这太难听，就改为门框上的钉子吧，我想我只是多钉了几颗钉子在门框上，我家老父亲用老虎钳将多余的钉子全都拔掉了，我记得他用手摸摸门框，以示平坦。当然，他好心地留下了一颗最大的，锋利已钻到木头里的铁钉，说是留着挂锁吧。
■ 马：你当初写作《雪白的墙》这样的作品，和你以往的写作之间，是一种自然的延伸，还是一种对立与断裂？产生这些优秀作品，有某种突然的外力的植入么？神来之笔？或因为某种契机，打乱了以前的写作惯性？
■ 梁：因为某种契机打破以前的写作惯性，这种怀疑怀疑得何等好啊！我的确没有率先读到过什么“内部文艺”书籍。写《雪白的墙》前夕，我在制药厂车间里的流水线上赶小药瓶，有一个女工向我朗诵了《草帽歌》，我听傻了，我对这首诗的学习心得是：我第一次听到了丢失草帽的孩子在跟他妈妈说话，向谁叙述是抒情诗的第一要素，在这以前，郭沫若说：“地球，我的母亲”，这范围太大了，我没有这样宽阔。艾青说：“大堰河，我的保姆”，但我们从没有真正体会过人性化的体温，比我们力量大的人都很凶。过去有一首歌在唱，“毛主席啊派人来”，就是这个“派人”来极富诗意，当代抒情诗对此钻研不够，以为是“假话”，而草帽歌里的那个“妈妈”，在我当时听到，很像是被中国的贫下中农和王进喜之类赶走或者已经消灭的“坏人”，忽然又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个女工大概读了几句，我就全懂了，要对珍藏之物有所怀念有所絮语，这是当时诗人情怀中最缺乏的。那时，我们的手头上没有什么可以丢失，至多是工会发了几个西瓜，我因为激动，在往家赶的路上，始觉得西瓜太重，就往草丛里一塞，我想，等我写好了诗再来取。后来，我参加“青春诗会”，把那两首诗念给新疆诗人杨牧听，我走后仍听到杨牧的表扬，他喊住我，从大口袋里取出一粒葡萄干请我品尝。
■ 马：除了文学史，和部分关心诗歌的人，上世纪80年代引起诗坛轰动的三个“崛起”，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它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对现在的年轻一代来说，那些在当初很先锋的观念，现在看来都很基础，都很古老。当初提出这些观念的文学研究者，已不再是现在诗歌发展的促进力量，有的曾受年轻人尊重的学者，今天已落伍到不再能接受年轻人的“老人”。但我还是认为，要历史地看待历史。作为与那个运动有关的一员，你怎么看当初的“崛起”理论？
■ 梁：上世纪80年代的“崛起”理论虽然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崛起”的思维模式仍在继续，孙绍振的那篇“崛起”说，多处引用我的诗歌心得片段，以作为“崛起”理论的注脚，我记得我曾说过：“意义重大不是通过重大事件来体现的，一块蓝手绢从晒台上落下来同样也是意义重大的”，这大概能成为诗歌“日常化”过程中的最早说法。我不想说这些，我认为三个“崛起”的理论对于拓展中国新诗起到了有限的作用，但它对于中国新诗健康发展在其不经意中产生的阻隔力量却是“无限”的，任何理论不在于这个理论内部说了些什么，更重要是这个理论的呈现方式，“崛起”说的本质在于“崛起”，那么究竟崛起了什么呢？白底黑字是崛起了“诗群”。这个“诗群”是为了对抗“工农兵人群”而挺立的，在这个“诗群”的内部，有各种诗歌写作方案，说白了，就是写什么都行，但这种多样性实际上是次要的，这个诗群的最外部是它旗帜上写着“崛起”。这延续了革命文艺“三突出”的思维模式，以英雄姿态突出者胜。依据“崛起”说的思维模式，一个诗人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完成自由写作方案，二是捍卫写作方案，这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对，但“崛起”说的要害是捍卫，诗歌写作变成了一种诗歌权利（这种权利在后来的其他诗群中又演化成为诗歌权力），温柔的诗又变成温柔的人权，这种静悄悄的思想和情态的转移，令一切诗歌的写作动机首先是捍卫，然后才谈得上诗歌。因此，诗群只是一种姿态，如同正在救火的人那样姿态僵硬，你碰他一下，他就骂你。至于我，根本不是这个诗群中的一员，我只为深圳“诗群大展”卖过几张充稿费的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