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中国分配模型构建研究——基于《哥达纲领批判》分配视域

彭一鸣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从 《哥达纲领批判》和社会主义实践中可以发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因此厘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和分配方式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党的二十大指出：
“完善分配制度。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1］本文通过研究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分配思想，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新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旨在为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构建具有积极作用的分配模型，从而为新发展阶段的分配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哥达纲领批判》作为一部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著作，是马克思晚年关于分配的思想宝库，它从经济领域的分配视角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社会多阶段发展的蓝图。

（一）分配的材料——财富的源泉与贫困的缘由

马克思指出：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是一种自然力即劳动力的表现。”［2］357他明确指出劳动和自然界构成了财富的源泉，并在劳动价值论中指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财富具有社会性，因而可以将其更准确地还原为具体劳动和自然界是社会财富的源泉。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还涉及到所有制，“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2］357。劳动者通过劳动将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从而产生劳动产品，构成了完整的劳动过程。劳动生产通过社会协作分工变为现实，不断进步的社会生产力让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具有有用性的劳动产品成为财富的载体，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商品的价值和产品的使用价值，这样劳动者的个别劳动也间接转化成了社会劳动。

在劳动创造财富中，“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2］359。这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所有制结构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观点是：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私有制社会必然产生剥削以及剥削带来的被剥削阶级的贫穷和落后，“这是直到目前的全部历史的规律”［2］359。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劳动创造财富的背后隐藏着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社会生产力越发达，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就越多，剥削雇佣劳动这一奴隶制度就越残酷。

在劳动者未能占有生产资料，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再无其他财产可占有时，他们不得不向生产资料所有者出卖自身的劳动力来获取生存条件，这就是雇佣劳动和雇佣工人的来源。雇佣工人为了生存通过无偿的剩余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反过来资本家及其共同分享剩余价值的人从名义上给予被剥削的劳动者以生产动力，那就是分配给劳动者的资本主义工资。资本主义工资 “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隐蔽形式”［2］370，私有制下的劳动及劳动者的分配是一种奴隶制度，“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给养最多不能超过某个非常低的标准”［2］370。资本主义工资是让雇佣工人的生活和生产更加奴隶化的遮羞布，是剩余价值充分涌流的重要路径。也正是因为 “铁的工资规律”，无产阶级变得更加贫困。

（二）公平的分配与平等的分配权利

公平与平等是上层建筑范畴，其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公平与平等是法权概念，是诞生于经济关系内部并对经济关系产生反作用的上层建筑。研究分配这一经济学问题绝不能离开上层建筑孤立地看，否则会导致研究结果的片面性。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2］365这就是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科学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 “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分配决定论把分配看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推翻了这种 “开倒车”的谬论，并从社会主义生产的视角来解释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因而“公平的分配”这一 “平等的权利”代表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在阶级社会是不存在超阶级的分配的，分配是统治阶级占据生产资料的分配，因而分配的重点对象是统治阶级，“社会一切成员”的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说分配无法做到 “社会一切成员”公平享有。“平等的权利”如果 “属于社会一切成员”，就不会 “不折不扣”；
劳动成员所得如果是 “不折不扣”，“平等的权利”就不会 “属于社会一切成员”，这样就从分配原则上推翻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思潮。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全体人民才能获得真正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的权利按照法理学和经济学原则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权利，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时存在的阶级性的体现，但是却能保证分配的相对公平。正如马克思所说：
“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364

（三）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原理

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认为劳动所得是一个含糊不清的经济学范畴。究竟 “是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2］360？如果将劳动所得定义为 “产品的总价值”，“或者只是劳动新加在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2］361，即剩余价值，那么这就与马克思所假设的商品生产、货币和价值的消失相违背。因而马克思将 “‘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2］361。

对于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首先要涉及到 “公平的分配”和 “平等的权利”这个原则问题。这个问题在前面已有表述。

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接下来要涉及分配内容这个核心问题，这就涉及到 “劳动所得”的分配是否存在 “有折有扣”。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成员所得是要经过一系列扣除再进行分配，首先要扣除的是 “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2］361-362。第一项是为了维持简单的再生产，第二项是为了扩大再生产，第三项是为了进行社会保障，这三项对社会再生产具有必不可缺的关键意义。“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另一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2］362这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消费。这样劳动所得的分配就是 “有折有扣的”了，这些在个人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反过来作为社会福利被社会成员的生产者所享受。这就为实现国民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提供了借鉴和思路。

马克思认为那时的社会是单一的公有制社会，在那时 “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2］363。因为在那个时候商品生产和价值以及货币都不存在了，因而 “劳动所得”就具备了唯一的含义即“社会总商品”。至此，“劳动所得”这个模糊的概念也就消失了。

（四）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理

社会总产品在进行相关扣除后要对社会劳动者进行个人分配，这就是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对于个人消费品的分配，马克思设想的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一原则被列宁概括为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并明确提出 “按劳分配”这一重大经济学命题。实行按劳分配是由社会的历史方位决定的，“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2］364即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363，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政治制度等方面还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弊端。归根到底，按劳分配是个人未实现全面发展、生产力未充分发展、集体财富的源泉未充分涌流又想要实现 “公平的分配”这一 “平等的权利”的最好分配方式。虽然社会条件和生产力状况限制了更高层次和更公平的 “按需分配”的实行，但是 “按劳分配”有别于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 “按资分配”，它否定了剥削，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现了相对公平。

按劳分配如何操作、如何实现个人分配权利的平等？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做了详尽的表述，这是他自 《资本论》后对分配方式首次做出的最详尽的说明，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民生工作的科学指南。马克思认为对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与其给予社会的劳动是呈正相关的，因而采用的是 “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2］363。存在市场与商品的社会，单位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
在市场与商品消失的社会，价值量也随之消失，这时就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原为劳动。因此这时的 “按劳分配”就是首先 “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2］363证明他的劳动量，最终根据同一原则凭借凭证 “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2］363。这份从社会中领回的正是他给予社会的个人劳动，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直接统一。

但是由于按劳分配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因而最后的平等与公平也是相对的，即保证机会公平；
劳动者的天赋与能力差异会间接影响消费资料的分配，最终会导致结果的不公平，即个人财产差距拉大。

社会主义中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但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还未发生变化，距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需要几十年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需要结合新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和发展要求，不断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新发展阶段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这个阶段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秉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原则，积极推进分配模型构建，旨在形成公平高效、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分配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也应该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实现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推进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与实践创新，就需要构筑以 “有折有扣”的扣除为基本前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引领，以乡村振兴、产业现代化为实现路径，以多次分配为重要保障、科技创新为根本动力、新发展格局为市场依托的分配模型。

（一）以 “有折有扣”的扣除为基本前提

社会主义的分配是 “有折有扣”的，这样“有折扣”的分配在新时代主要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是维持国家政权的分配扣除，第二层是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分配扣除。第一层含义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财权需要，是运行事权的根本前提，财权与事权的一致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核心所在；
第二层含义是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必需资本扣除，它是企业创造财富和价值的根本前提，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是社会总生产和资本循环、积累的血管。“有折有扣”的扣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创造了基本前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任何发展时期都应坚持的基础性原则。

当完成相应的扣除后，国家充分利用宏观分配职能，通过税收等手段将企业家赚取的一部分超额利润收归国有，并与收缴的个人所得税和直接税等税目所得一起用于民生保障和经济建设，真正做到税收用于人民。针对 “先富带后富”带来的区域、城乡、个人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国家运用公共权力推进转移支付等帮扶项目，努力缩小区域、城乡、个人的收入差距，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内涵式增长。“有折有扣”的扣除为后续的共享式分配和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为实现共同富裕和推进共产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人民在经济状况持续改善的情况下不断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有效遏制了收入差距加大的态势。

（二）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为引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探索新经济体制的同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业已成型。在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关于经济发展六阶段的划分中，我国现阶段处于第三阶段的起飞阶段，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关键时期，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重合。要通过把握经济建设交汇期，做好经济起飞阶段的分配工作。我国的分配方式以生产方式的发展为路线遵循。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看，我国的生产方式发展水平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所有制的变化和发展决定着分配制度的变化和发展。分配制度适应产权变化要求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有利于通过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逐步消灭私有制，为实现共产主义经济创造条件。按生产要素分配都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市场机制的重要体现，有利于发挥市场的激励效应，有利于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完善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提供了高质量的空间场域，既有效改善民生质量，又有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从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阐述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是为了在新时代使三者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充分发挥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的系统集成效能，实现 “1+1+1＞3”的效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有力制度支撑。

（三）以乡村振兴、产业现代化为实现路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在著名产业发展定律——库兹涅茨法则中明确提出三大产业中劳动力和收入的变化规律，这为我国的收入分配提供了指导和思路。新时代需要推进我国的产业现代化，壮大发展新动能、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不断做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分配的蛋糕。但同时需要看到，以他们为主要代表的劳动者的外延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不再是传统的只会从事简单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工人也不再是因为没有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雇佣工人阶级。新时代的农民是可以从事现代复杂农业生产并主动融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群体，工人阶级的地位也提高到可以从事高科技生产劳动、生产服务性劳动等多种占有生产收益的复杂社会分工的财富所有者，二者可以通过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劳动者阶层的质变。新发展阶段是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时期，这个时期是更加重视乡村振兴和产业现代化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攻坚期。

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通过 “倒U型曲线”说明了经济发展同收入差距的关系，在以农业产业为主过渡到以工业产业为主的社会过程中，收入差距会先逐步增大，但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当实现工业化后，个人收入差距就会由峰值逐步缩小，再到比较公平的状态。因此要缩小收入差距，逐步保障公平正义即实现分配正义，必须实现产业现代化。经济发展是促进分配公平、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所在，乡村振兴和产业现代化最终目的均是建立兼顾社会各阶层公平、高效的分配格局。但二者的侧重也有差异，乡村振兴是以第一产业为重心，兼顾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农村高质量发展；
产业现代化从广义上讲是涵盖一、二、三产业的系统高质量发展，从狭义上讲是城市二、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来理解，乡村振兴和产业现代化均是新发展阶段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分配格局的重要支撑。

（四）以多次分配为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决定了按要素分配是最有效的激励机制，而社会主义决定了按劳分配是最具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但这两种机制要实现有效的结合并提高效率、保障公平正义还需要最重要的一环，这个环节就是多次分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配决定于生产，又反作用于生产，‘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3］多次分配兼顾经济安全，贯彻系统观念和新民生理念，能更好地推进经济发展。在我国，多次分配主要通过三次分配来实现，具有鲜明的人民底色。由于劳动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深刻变化，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都可以创造财富，因而在分配时运用多种分配方式正是分配函数的最优解。初次分配将公平挺在前边，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
第二次分配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来推进社会财富的合理流动，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
第三次分配在激发社会成员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前提下，通过社会调节进一步改善中下层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贯穿这三次分配的原则是 “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4］20，在处理好阶级和阶层关系的经济利益前提下多种性质的方式并存，“鼓励劳动者勤劳致富，保护居民合法财富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4］20。通过多次分配提高中下层收入群体生活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推进阶层流动；
推进城乡一体化，提高乡村的收入水平；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中西部落后地区居民的劳动收入。多次分配最终不仅为地区生产总值提质增速赋能，而且为逐步实现劳动者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五）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力

科技是最有力量和最具革命性的生产力，这是世界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发展，核心武器是科技创新。我国的分配不是封建主义社会科技不发达下的分配，也不是资本主义科技高度发达下的分配，而是处于科技创新蓬勃发展中的分配。这个分配充分利用科技创新的红利，在宏观经济结构上做出总调整，在微观个人分配上取得实质性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为投资、消费和出口创造了新空间，分配上也要将增加的收入体现出来。通过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 “最后一公里”，以数字化赋予经济新亮点，实现科技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造更多的价值与社会财富。

（六）以新发展格局为市场依托

新冠疫情为 “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风险。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这个时期经济发展需要注意好内外经济环境和市场变化。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部环境，基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中国推行更高层次的开放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为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取得更大话语权提供了舞台。分配作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环节，对经济循环过程中的其他三个环节起着促进作用。新时代的分配必须以国内大循环的要求为指向进行改革和实践，必须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注意发挥按要素分配对按劳分配的补充作用，充分发挥国内外市场畅通生产要素和财富的积极作用，在新发展阶段顺利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指标要求。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深度影响，中国的分配不再是只具有国内因素的分配，而是具有全球化因素的分配，因此分配格局的形成要更注意国内外经济要素的影响，统揽消费、出口和投资的新变化，注意在夯实按劳分配的基础上推进按生产要素分配。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必须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分配领域取得的成果理论化、制度化，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从奇迹走向新奇迹，保障中国人民生活从幸福走向新幸福，以分配效能鲜活演绎 “中国分配”，以民生关怀点亮经济发展底色，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世界经济学界的话语权提供充足底气和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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