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国有企业整合重组对属地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问题
时间：2023-06-30 12:45: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崔君毅 李超
摘 要：中西部地区地方国有企业通过整合重组有力推动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通过整合重组既可以降低政府债务，实现政府助推经济发展“加速度”；
又可以服务事业单位改革，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还可以完善产业布局，提升区域經济竞争力，对中西部地区地方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整合重组一定要科学谋划，长远布局，不能忽略市场因素，更不能脱离企业经营实际。整合重组要强化党委（党组）的领导作用，树立正确的整合重组观念，建立多层次利益沟通协调机制，充分发挥纪委监委执纪监督的作用。
关键词：中西部地区；
地方国有企业；
整合重组；
社会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2）36-0001-03
中西部地区经济要发展，地方国企必须先发展，改革则是发展的重要手段。2020年6月，中央深改委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等要求，为新时期全面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方向虽明，前路维艰。实现改革必然伴随着种种困难和挑战，中西部地区地方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多、更大、更重，必须立定决心，花大力气，下真功夫，用巧办法，才可能实现既定的改革目标，才可能推动地方经济稳定高质量发展[1]。
一、整合重组是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巧办法”
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税收入来源和市场调节主体。中西部地区外资民企经济总量相对较小，若要持续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地方国企必须先发展。改革作为国企发展的重要手段，其模式大致分为董事会试点改革模式、对外兼并收购模式、引入战略投资者/民营资本模式、公司制改革/重组+上市模式、员工持股计划模式、合资合营模式和资产证券化模式七种模式。这些模式相互交织，形成了不同的改革路径[2]。与央企相比，地方国有企业普遍体量较小，资源调配能力较弱，市场业务范围较窄，核心竞争力不足，但也有着“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可以采用灵活度更高、更新的改革模式。但在中西部地区，地方国企普遍存在体制机制僵化，股权产权不清，市场化不足不够，严重依赖各类不可再生资源以及各级财政输血等问题。综合考虑中西部地区经济环境、政策导向、可操作性、实施效果以及与经济发达地区间的管理差距，先期实行整合重组[3]，推行“打基础”式改革，才是实现地方国企发展、地方经济发展的“巧办法”[4]。
二、整合重组的优势与长处
（一）降低政府债务，实现政府助推经济发展“加速度”
从“94财政改革”至今，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上升到约50%，而地方财政本级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到了80%，大量责权事权由地方政府负担，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持续加大。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税来源相对单一，财税收入相对薄弱，为满足大量公共服务和民生建设持续举债，地方债务存量逐年上升。为降低债务化解风险，整合同一行业相关国有资源，组建大型集团公司负责债务对应资产的运营，通过市场化手段化解地方债是一项切实可行的办法。例如，2017年底，山西省成立了承担全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建设、运营和管理的山西交通控股集团，将省内原有从事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及衍生行业山西路桥集团、山西交投集团、山西高速集团、山西交通科学研究院等多家国有企、事业单位进行整合，并将原由山西省政府负担的高速公路相关资产及债务转由该公司运营和管理，成功化解地方债务2 000多亿元。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时能够“轻装上阵”，更有利于政府助推经济发展“加速度”。
（二）服务事业单位改革，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事业单位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调整和规范政事关系的重大决策，各级地方政府必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事业单位改革面临大量原有事业编制人员安置问题，中西部地区市场经济活力相对不足，将涉改人员“一刀切”地推向市场既不科学也容易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将大量无法直接裁撤的涉改单位转制为国有企业进行整合重组，这是一举两得的一手妙招。例如，今年1月，山西省对省直机关后勤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调整，组建省直机关后勤保障中心、山西晋勤服务集团、山西会议服务集团，涉及部门97个、涉及各类改革人员1.2万余名，实现事业单位的编制和机构数分别精简84.2%和80.8%，初步统计，节约财政资金7 000余万元。又如，内蒙古完成全部247家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工作，共转企77家，撤销148家，重组合并22家，既有效盘活了编制资源，又激发了辖区市场经济活力。
（三）完善产业布局，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从依赖单一产业为主转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产业布局从东部的沿海城市逐渐延伸到中西部、东北地区的内陆城市，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区域发展新空间也不断拓展[5]。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产业布局不均衡在中西部广大地区还普遍存在，高精尖、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三高”产业仍旧更青睐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马太效应也在反复提示我们，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和手段，中西部地区想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革命性重塑将遥遥无期。为此，多地地方政府将归属、性质等不同的类似产业单元整合重组，构建产业集团，助力“三高”产业急速发展。例如，2020年7月，山西省为构建数字产业高地，以山西云时代技术公司为主体，对省内多家分属不同国有企业的科技公司进行整合，涉及资产近140亿元，有力推动了区域地方国有企业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的产业竞争力。
三、整合重组不当的问题和困扰
（一）市场因素考虑不足
国有企业整合重组是对企业管理架构、业务结构、战略发展等多内容进行综合调整的一项改革，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举措，必须充分考虑市场因素。实践中，中西部地区地方国企整合重组多是由地方政府或上级企业主导，行政干预色彩浓厚。部分地方政府或上级企业过度追求政绩业绩，贪大求全、盲目扩张，忽视经营风险，导致整合后企业不但没有形成“1+1＞2”的效果，反而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发展。部分整合“劫富济贫”，让优质企业与亏损企业整合，让好企业背起“大包袱”，完全忽视市场对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最终只能导致“胖的被拖瘦，瘦的被拖死”，甚至对本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例如，2013年，青海省投资集团将西部矿业股份公司（601168.SH）旗下已经陷入亏损的煤电铝碳联相关资产（包括百河铝业、西海煤电、西部碳素、唐湖电力的整体资产等）进行整合，不但没有助推企业的健康发展，还带来严重的财务负担，加之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巨亏，导致青海省投资集团于2020年6月被西宁中院裁定破产重整。这一结果使投资者及债权人的利益严重受损，使投资者对本地区国有经济健康发展的信心严重受挫，对本地经济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二）脱离企业经营实际
不论基于何种原因推动整合重组，不论推动整合重组的主体是政府还是上级企业，都必须充分了解目标单位的基本情况，做好整合重组的可行性研究。要立足实际论证整合重组后企业的长远发展，提前做好全盘谋划和战略布局。整合重组的推动主体要破除本位意识，不仅要关注整合后产业的发展，还要重点针对整合行为引发的社会反响和连锁效应做好评估和研判，防止发生恶化当地金融环境、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事件。例如，2020年11月2月，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能源”）发布《关于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及增加注册资本金的公告》，其中披露，经河南省国资委批复，将原属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城煤电”）持有的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权无偿划出。在短短8天后的11月10日，永城煤电2020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的付息兑付日，该公司因流动性紧张未能按期筹措足额兑付资金，其行为构成实质性违约。股权无偿划转企业整合重组本身是为了聚焦主业、优化产业布局，但该行为欠缺对股权出让单位经营情况的深入了解，脱离企业经营实际，在永城煤电已经出现外部筹资困难、流动性紧张、现金净额流出的情况下，仍将其优质资产向外无偿划转，实质上背离了企业健康发展的初衷，进而导致了债券违约。债券违约导致该公司已发行的2笔中票净价出现暴跌，从原有的90余元，暴跌至10元以下，跌幅均超过80%。同时，永城煤电及其母公司河南能源信用评价由AAA骤降至BB，更加剧了其融资成本和难度。该项整合行为不仅造成目标企业发生重大经营困难，还引发金融市场对河南国有企业信用环境的担忧。
四、中西部地区地方国企整合重组的几点建议
（一）強化党委（党组）在整合重组中的领导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任何改革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方国企整合重组更离不开党委（党组）的坚持领导。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2020年6月，中央深改委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中再次强调党的领导是国企改革重要保证。这要求我们推动整合重组，必须不折不扣听党指挥，将党委（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领导作用置于整合重组战略顶层设计的首要位置；
将党委（党组）对具体工作的安排部署落实到整合重组的每一个环节阶段。要参悟透、领会准、运用好习总书记在经济发展、国企改革等方面的重要论述，确保党委（党组）意图不走调，真正发挥党委（党组）的政治保证和引领带动作用。
（二）树立正确的整合重组观念
基于行业、产业的分类重组已成为现阶段国有企业整合重组的一项共识。具体到中西部地区，就是要通过整合重组做强做优，实现企业做大，就是要通过打造拳头企业和王牌企业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必须要树立正确的整合重组观念。要重效益、重效率、重产出，不要重规模、重重组、重形式。要摒弃整合重组中机械地按照类别、行业、产业“搭积木式”的整合观念。要有整合重组就是强强联合，产生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降低经营成本，增强应对市场经济变化浪潮能力的观念；
要有整合重组就是优势互补，盘活存量资源，提升市场竞争力的观念；
要有整合重组就是分散经营风险，扩大盈利空间的观念；
要有整合重组就是畅通产业链条，提升整体效益的观念。通过观念转变，推动整合重组切实发挥“N+N＞N和N”的效果。
（三）建立多层次利益沟通协调机制
作为一项改革活动，整合重组必然牵涉众多群体的利益博弈，这既存在于整合企业外部群体之间，如整合企业所属股东之间的利益博弈；
也存在于整合企业与外部群体之间，如整合企业与地方政府、股东之间的利益博弈；
还存在于整合企业与内部群体之间，如整合企业与工会、职工群体的利益博弈，因此需要构建一整套层级丰富的利益沟通协调机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结合不同群体的特点扬长避短。通过多层次利益沟通协议机制，让各方能够进行相互平等的沟通对话，促使整合重组做到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充分利用不同股东的资源背景，充分运用工会稳干部定职工的特性，充分激发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最终实现整合重组综合利益的最大化。
（四）充分发挥纪委监委执纪监督的作用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法》实施后，纪委监委实现了监察全覆盖，由原先监督“狭义政府”公职人员到监督“广义政府”公职人员。具体到地方国有企业整合重组，不论是由地方政府主导，还是由上级国企推动；
不论是事业单位转型国有企业再整合，还是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乃至由外商民资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下发生的国企民资整合，只要有国有成分，只要涉及国有资本，纪委监委就应当全程监督。要严格按照党的《组织处理规定》《纪律处分条例》、国家《监察法》、国务院国资委及各省、市国资监管部门相关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规定，加大对国企违规投资、投资损失的责任追究力度，对重大责任坚决落实终身追责。同时，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风险意识，重视合规管理。不能让国企整合重组成为个别群体、个别人徇私情、谋私利的“转换器”，让整合重组真正做到不绕路、不跑偏。
参考文献：
[1] 张宇，张晨.“国有企业垄断论”的谬误[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1）：90-104.
[2] 巩娜.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主要实践模式与完善对策[J].经济纵横，2018，（8）：80-88.
[3] 戚聿东，张任之.国有企业合并重组提高了企业绩效吗？——以电信业为例[J].经济管理，2016，（12）.
[4] 剧锦文.国有企业重组的动因分析[J].天津社会科学，2017，（11）：92-98.
[5] 陈鸿.国有经济布局[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文 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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