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方言在院线电影中的创作研究
时间：2023-06-28 19:10: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 郭成禹
目前，全球已进入后疫情时代，中山大学教授王竹立教授将“后疫情时代”定义为疫情时起时伏，随时都有可能小规模爆发，从外国外地回流以及季节性发作，且持续时间较长，对全球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深远影响的时代。[1]中国在疫情暴发期反应迅速，消除了人们心中的恐慌，也使人们在后疫情时代始终对病毒长时间存在保持警觉，并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生存意识的转变、地域文化认同心理的增强等进行更深刻的思考。
电影作为具有商业属性的艺术品，在承担人类精神文明传播与表达的同时，也体现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与传递。面对后疫情时代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电影更要肩负起时代责任，与时代共融共生，创作出更符合时代要求且大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产物，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开始作为语言符号被电影创作者大量使用在院线影片中，使得影片呈现出更多个人化、地域化特征。后疫情时代的院线电影，在方言的加持下呈现出不同于之前方言电影的新特征，并进一步拓宽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方式与美学体验。
据研究显示，后疫情时代的公众心理行为出现较多变化，而媒体环境是影响公众行为转变的较重要因素。后疫情时代的病毒传播具有隐秘性较高的特点，无症状感染者的增加使得公众时刻面临着不确定的风险，产生恐惧、紧张、焦虑等一系列负面情绪，而为了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公众会主动接触并参与媒介的信息传播中。电影作为一种媒介传播工具，除了具有娱乐功能以外，也具备传播真实性、可靠性信息的功能，而具有高可信度的信息传播会给公众带来更强烈的信任感，而借助方言对白的电影在进行传播时会使公众在接收影片内容时产生更强的心理认同感。长时间的疫情隔离使公众的活动空间缩小，生存空间也被挤压，此时会对乡音较为敏感，而方言因其独特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使影片的对白具有了口语化、个性化特征，对展示该地域的人文风土、生活状态会有一个具体的、情景化的呈现。
影片《中国医生》的故事背景立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地的武汉，从医生和普通市民的视角出发，描摹出疫情之下的武汉人民及医务工作者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英雄壮举。片中使用大量方言，由张涵予饰演的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予使用武汉话，既贴合故事的地域背景，又为刻画人物性格提供帮助。张涵予为了更好地演绎角色，跟着张定宇一起生活了几天，张涵予通过细致的观察与切实体验，认为张定宇院长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具有武汉人直率的个性。而武汉方言中自带的生猛与硬汉气质与张定宇的性格十分吻合，当医生问他是否还要接收更多病人时，他回答“有几多接几多”（有多少接多少），强硬的武汉方言衬托出他为医院与病人的付出，坚持做好一名医生的职责，他会因为死亡率持续上升而忧心，也会因为医疗防护物资短缺而焦急，这些都通过武汉方言对白展现得淋漓尽致。
方言的使用使得电影产生独特的听觉效果，在丰富电影叙事方式的同时也拓展了电影的话外空间。电影中的方言，既可以作为一种交流工具，也可以作为一种音响效果。方言作为表达地域文化的手段，也体现出该特定地域人群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2]《中国医生》使用武汉方言体现出后疫情时代下的人们对于这座英雄城市的地域文化认同。与疫情前使用武汉方言的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相比，《中国医生》中武汉方言的使用更体现出武汉医护工作者的坚毅性格，更贴近当下人们的真实生活，具有时代报告性特征，在现实主义特征方面更胜一筹。
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观看是想象性的构建机制，赋予观者主体的位置，观者将欲望投射到电影中形成凝视，通过幻想连接起来。观众置身影院聚精会神地欣赏一部影片时，会不自觉地带入影片的人物，与人物产生共情。影片《穿过寒冬拥抱你》由薛晓路导演执导，讲述疫情暴发后武汉普通市民积极乐观地面对疫情，并守护爱情的故事。影片发行了普通话与武汉话两个版本，一经上映引发热烈反响。据数据统计，《穿过寒冬拥抱你》的受众偏好度排在第一的省份为湖北省，TGI指数为148，远远高出第二名江苏省（118）30个点，[3]这表示湖北省观众对《穿过寒冬拥抱你》的关注程度远高于整体水平，这同时也证明了方言作为语言的地方变体，能够激发出该地域人民的情感共鸣。方言依托地域文化，反映出影片独特的地域氛围和独特的民俗民情，因此湖北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时，武汉话所带出的氛围使得湖北人民产生强烈的乡愁记忆，并产生集体凝聚感。写实主义电影理论认为，电影是物质现实的复原，方言对白更突出了这一电影本质，对声音的纪实风格处理也与影片的情景设置和故事背景环境环环相扣，呈现出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的极尽真实，与现实生活形成微妙的“镜像”关系，视听的巧妙结合立体构建出地域人民的集体记忆。
方言借助电影媒介传递导演对地方的想象与认同，将电影中营造的抽象空间转化为具有情感意义的实体空间，吸引脱域状态的现代人进行情感上的文化寻根，获得多层次、多维度的地方认同体验。
由女性导演邵艺辉自编自导的小成本爱情电影《爱情神话》是一部沪语电影，在描绘现代都市上海的烟火气的同时加入了对上海女性生存困境的真实书写。数据研究显示，该影片的单日票房最高点出现在2022年的1月2日，其中有60%的票房由上海产生，拿下开年连续四天的上座率冠军和场均人次冠军。随着影片的口碑发酵，该片的排片量在除上海以外的二三线城市不断增加，甚至在1月5日二线城市的排片数量（35.74%）高于上海排片数量（34.90%）。[4]《爱情神话》作为一部纯沪语电影，在全国的发行量和推广量都达到了方言电影的新高度，沪语作为该影片特色成功串联起上海人对海派文化的集体记忆，并与女性主义巧妙结合，既迎合了当下的流行文化思潮，也为非沪语地区的受众营造了真实的上海地方图景。
海派文化是指一种产生于近代以后的上海城市，典型反映上海这一独特的大都市文化风格特点的文化，开放性、创新性、多元性、商业性成为海派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独特特征，[5]而沪语作为上海当地人的地方语言，深刻影响着当地人的性格与生活，是海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标志。影片中宁理饰演的修鞋匠一边说着沪语一边悠闲地喝着咖啡：“现在啥时间，我的咖啡time。”短短一句话道出了上海人的小资情调和不惧世俗眼光的特征，即使做着修鞋的工作也要戴着讲究的老派链条眼镜，淡定地喝一杯手磨咖啡。影片的主角老白人到中年却并没有正经职业，在与李小姐确定关系后，他将以往习惯穿的格子花纹四角内裤换成了时尚的红色三角裤，还去杂货铺购买临期打折的进口食品，与周围的邻居交流啤酒的妙用，如“我请人家喝酒啊，被你们弄成生活小窍门了”“易拉罐里最后一点浇花灵得很”，诙谐幽默的沪语风格充分体现出上海这座城市的商业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以及上海人对生活精打细算、爱面子、享受精致生活的特点。影片中的三名女性说着沪语对白，性格也不尽相同，但都体现出上海的现代女性在当时流行文化影响下的思想转变。《爱情神话》以沪语为媒介，充分构建了上海这一充满地方特色和独特人情味的城市形象，让曾经在上海生活过的观众在观影过程中通过沪语产生个体与地域的情感链接，形成独具个人化的主观体验。
此外，方言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声音符号，在被非本方言地区的观众进行方言文本解码的过程中产生新鲜感和趣味感，即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等著作中多次提出的“陌生化”理论。[6]陌生化将观众从熟悉的环境中解放出来，非本方言地区的观众将该方言视作陌生化语言，并自行将声音对白与普通话字幕对照起来，增加对电影叙事的感受难度，延长审美时间，从而增强审美效果。审美效果的增强使得影片的表意被充分理解，即便是非沪语区的观众也能沉溺其中感受故事的真谛。《爱情神话》中体现的女性意识便通过“男人写戏的腔调：女人嫁不掉死蟹一只”潜移默化地表现出来。海纳百川为核心的海派文化与后疫情时代在中国逐渐蓬勃发展的女性主义以沪语为窗口，以上海女性为桥梁，开辟了一条极富中国韵味表达的女性意识之路。
20世纪60年代的《抓壮丁》是中国最早用方言拍摄的影片，但随后数十年中，在推广普通话制度的影响下，除了个别领袖人物可以使用方言作为对白之外，方言在电影对白中的运用较少，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第五、六代导演的影响下，方言电影不断涌现出来。[7]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遭受疫情重创的电影产业逐渐恢复秩序，社会环境与大众审美的改变促使中国院线电影进行发展方式的变革与叙事角度的创新，方言对白的使用也一改过去单一展现地域文化和喜剧效果的功能，全方面渗透于院线电影题材的创作之中。除上文所说的疫情题材与爱情题材影片因时代属性与地域特色的原因注入方言对白以外，战争历史、运动励志等题材影片也通过方言对白注入叙事新活力，与后疫情时代的观众心理需求相契合，促进了中国院线电影产业的转型。
2020年8月2日，战争电影《八佰》扛起“救市”大旗，影片上映首日票房达到1.4亿元，其余力一直延续至9月，对影视行业的全面复苏做出重要贡献。电影《八佰》的成功除了国家积极调控的推动之外，与方言塑造地域个体形象，唤醒大众对地域形象和家国认同的集体记忆有密切的关系。
方言作为一种视听符号，具备电影叙事的能指性与承担效果的所指性，影片中的方言对白在传递台词信息的同时也传递出导演使用方言的诚意，拓展了影片深层次的表意空间。导演管虎在电影《八佰》中使用大量方言对白体现影片中的百人百态，极力彰显抗日战争时期士兵的个体差异，广东话、上海话、湖北话、河南话、重庆话等汇聚于上海租界对岸的四行仓库中。方言不但帮助导演完成群像的塑造，还原历史真实，也隐喻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全体中国人民对抗战的坚定决心。“八佰将士群像”不仅仅指留守在四行仓库的五二四团一部官兵，其所指即在中国近代战争中拯救国家危亡的中国士兵与救国人士。租界区讲沪语的群众作为另一对能指，其所指即爱国之心还未觉醒的麻木腐朽的普通民众。“区区四百来人是扛不住的，得靠身后这四万万人来扛，我们出去就是要叫醒他们。”电影《八佰》的中心任务便在于此，“八百壮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向中国民众展示着中国的苦难与不幸，唤醒中国民众的良知与热血，抗战绝非仅凭一己之力，而是要靠全国上下所有人的齐心协力。“八百壮士”既唤醒着旧中国的四万万民众，亦唤醒着当代疫情下的中国人，增强后疫情时代中国民众的集体主义与民族凝聚力。方言对白隐喻导演创作之“肌”，特殊时代环境引发影片故事与现实对位之“理”相辅相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了可参考的优秀案例。
方言在电影中的运用不仅唤起了各地域人民的乡土记忆和情感共鸣，更因为特殊的后疫情时代背景为电影的内涵焕发出新的活力。但由于方言特殊的语言特征和多样化的寓意表达，运用方言的电影在院线发行及传播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在未来，方言电影应增强作品的受众和定位，在“叫好”与“叫座”中做出平衡，同时要重视院线“腰部”作品的质量，凭借方言特色扩大三四线城市的院线影响力，让电影作为文化产业更好服务于观众，增强民族凝聚力，更加细致地对中华大地上每一处生活进行艺术摹写，创作出更多服务于人民、不愧于时代的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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