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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CiteSpace的儿童言语语言障碍研究动态可视化分析

    时间:2023-06-25 08:40: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庞佳鑫 孟德玲 胡雪婵

    在不同年龄群体的语言发育阶段所表现出的语言功能受损,如腭裂语音障碍、功能性构音障碍、语言发育迟缓、口吃等语言障碍,病理性或非病理性成因都会对个人的社会交往、生活质量、心理健康等产生不良影响,阻碍语言使用者对信息的传递和加工,由此进行及时的外部干预治疗十分必要。

    儿童言语语言障碍分为5大类型,具体包括言语障碍、语言发育迟缓、嗓音障碍、孤独症及儿童学习障碍。其中,言语障碍又体现在发音障碍(器质性或功能性障碍)、表达流利性问题(词语运用能力障碍)、听觉性言语障碍(语前聋、语后聋)3个方面[1]。当下,患有言语语言障碍的儿童占比较大,国内外对于儿童语言障碍的关注与日俱增。“贵人语迟”这一传统观念致使很多存在语言障碍的儿童无法得到及时诊治。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努力下,儿童言语语言障碍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美国第5版《精神障碍诊断及统计手册》中提到儿童语言障碍的诊断标准为在不同的语言领域内(听说读写),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能力皆有长期困难,包括低词汇量、牵强的组词组句能力,叙事、对话困难;
    儿童语言能力大幅度、可量化地低于同龄儿童语言水平,并导致儿童无法正常社交、与他人交流、跟上课业或学习知识;
    且障碍初发于儿童发育早期。美国约有10%~15%的学龄儿童有语言或听力问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上述障碍儿童面临的语言问题,也有用发展性语言障碍特定型语言障碍等来指称此类儿童[2]。

    2.1 研究工具

    数据来源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依托,因其覆盖面广、文献数量多等显著特征,能够确保研究数据的科学性和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研究结论的权威性。

    2.2 方法与过程

    笔者使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检索文献进行系统、科学分析,并对生成的知识图谱进行解读。该软件对一定范围内文献数据检索和收集过程如下:首先,以“‘儿童语言障碍,儿童言语障碍,儿童语言康复’作为检索关键词,时间跨度=1990年~2021年,文献来源=全部”这一公式进行检索,通过人为筛选相关原始文献,排除相关度低的无效文献后,在关键词聚类、关键词共现、关键词突显、机构合作、作者合作、时区图等图谱的分析基础上,对儿童语言障碍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和概括。

    3.1 关键词共现

    通过对高频关键词研究,发现在特定范围内某领域研究的热点。文献的热点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1所示)。图1中文字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不同时间内建立的联系,共现频次和关键词连线息息相关,连线的粗细程度决定了关键词共现频次的高低。节点越大,显著度越高,所表征的是儿童言语语言障碍研究的热门课题。可以看出“自闭症儿童”和“听障儿童”是较大的节点。

    图1 儿童语言障碍研究共现图谱

    焦点关键词出现的中介中心性是判断该研究领域研究热点的重要指标。从代表节点促进作用的中介中心性指标来看(见表1),排名前10位的关键词:自闭症儿童、听障儿童、自闭症、融合教育、个案研究、助听器、听力障碍、社会工作、心理理论、社会支持。其中,“自闭症儿童”“听障儿童”和“自闭症”与其他热点关键词之间的通信较强,可见相关研究主要利用这些关键词展开。“自闭症”和“个案研究”等关键词的频次虽然不高,但其中介中心性较高,说明其经常处于和其他关键词通信的路径中,能够对文献之间的互引关系产生积极作用。

    表1 2011~2021年关键词频次序列表

    3.2 机构合作可视化分析

    根据儿童言语语言障碍领域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图谱可知,最大的合作网络是以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为主的合作网络,最为活跃、发文量最高的机构是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52篇),发文量>20的机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言语听觉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28篇)、新乡市中心医院(25篇)、燕山大学(24篇),其余的合作较少。机构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将推动儿童言语语言障碍研究进一步发展。

    3.3 主要作者

    发表论文总数反映了某一学者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运行结果显示,整个主体网络形成了7个主要合作团队。作者孙喜斌和梁巍最高发文量为24篇。整体来说,最大的网络是以孙喜斌、梁巍和黄昭鸣等组成的合作网络,位列第二的是徐胜和胡梦娟等人组成的合作网络。

    3.4 发展进程分析

    CiteSpace的时间线图谱使我们较为直观地看出在不同时段内不同聚类的发展变化,时间线的长度代表研究某一聚类的时间跨度。同时,本研究并不受时间线的长短控制,只能说明某一聚类在特定时间范围内,没有得到长足性发展。由儿童言语语言障碍关键词时间线视图可知,“聚类#0”听障儿童和“聚类#1”自闭症儿童涵盖了1990~2021的时间跨度,是最大主题领域。除此之外,时间跨度较大的领域还有“聚类5”高功能自闭症儿童,此处也成为上文中所提到的关键词共现分析热点的有力论证。认知能力、心理压力是近些年被挖掘的研究话题,相对而言具体研究较少,还有更广阔的研究空间,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该领域的新发展趋势。从关键词在时间线的分布来看,大部分高频、高中介中心性的关键词集中出现在1990年~2004年。

    目前,从事相关研究的科研及高校人员将研究焦点放在了语言障碍“是什么”和“为什么”的学理问题,而大多数患儿家庭更为关注的是“怎么办”的功能性问题[3]。通过CiteSpace这一可视化分析工具,得出“自闭症儿童、听障儿童、自闭症、融合教育、个案研究、助听器等”相关研究热点。笔者将选取806频次“自闭症儿童”及处于中间梯度的“中介中心性0.31助听器”展开讨论。

    首先,自闭症全称为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自闭症患儿数量增长迅猛,多起病于儿童发育早期阶段,主要特征表现为社会交往障碍、沟通障碍以及因兴趣不足而导致机械性活动特征显著,多伴随语言障碍。前人的研究多从心理学视角切入,代表性学者如李曙光[4],他看到了语言的本质,倡导将研究置于儿童语言学与心理学双重框架内,将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与福柯的话语理论视为统一整体,互为补充。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近年来,以马博森[5]、曾小荣[6]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基于互动视角的自闭症儿童研究观点,互动视角的研究基础分别是:会话分析和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关注到患儿在真实的语言交际环境中的交流表现及影响因素,强调患儿的表情、眼神、动作等多模态交互作用。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廖梦怡[7]等提出借助非侵入性数据采集设备,通过搜集、对比、实验、分析,证实了此方法的泛化能力和效度,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自闭症干预、治疗具有重大意义,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论的指导。笔者认为上述几位学者的观点有着较高的可信度和说服力,与单模态识别方法相比,多模态分析法在自闭症研究中体现出了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具有高稳定性、高安全性以及高延展性。

    其次,笔者通过对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医疗器械-助听器”单元项目进行检索,共计查询到215条注册备案字号。助听器是一种针对听力受损患者配戴的扩音装置。王成进等[8]对98例耳鸣合并耳聋患者进行案例研究,发现配戴助听器一定周期的患者,其耳聋、耳鸣等临床症状能够得到明显改善,具有积极意义。王晓力等[9]被引频次较高,指出儿童助听器验配中分为全向性和方向性2种模式选择,共选取14例听障儿童配戴实验室助听器,笔者认为,尽管该实验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广泛性,其结论仍具有深远的临床意义和现实意义,应加强对于助听器模式的临床研究,打破轻症听障儿童的语言交际的僵局。

    5.1 提高研究平台数量,培养高质量专业型人才

    从根源来看,在言语治疗方面,国际通行需求标准每十万人中配备20名言语治疗师[2],而在我国言语治疗师数量与国际标准相比仍有距离之差,专业型人才供不应求,缺乏规范化指南,特别是在全球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蔓延的时代考验下,科研机构及各大高校应有效运用现代医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脑科学等专业理论,帮助儿童扩大语言内存。鼓励患儿及家属正确面对语言障碍,在语言干预中获得自我认同感,保持儿童言语发展梯度的自身稳固性,是需要不断深耕的领域与课题。

    言语治疗之路任重而道远,因此,一方面,国家应继续加大对高校、科研机构的政策保障、扶持力度,加强机构间的合作交流、互动协同,多方干预探索,有利于资源集中化。打造健全的“系统化、个性化、专业化”言语治疗师的课程体系,吸引更多的海内外人才投入到言语治疗中来,形成评估-诊断-治疗三位一体服务体系,为亿万家庭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规范言语治疗师的资质获得,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避免低层次、低素养、低能力的治疗现象出现。

    5.2 把握时代机遇,实现多元融合

    从发展来看,面对特殊群体,传统形式的评估与治疗手段势必要经历时代的洗礼与革新,通过现代化科技手段、人工智能[10]、智慧医疗,融合多感知自然交互技术,发挥多元融合态势的优越性,突破机器学习固有缺陷,融入情感浓度,拓宽研究方法,以患儿需求为导向,在“大健康、大应用、大数据”等多领域进行新的尝试和验证。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够规避由于技术掣肘带来的研究局限性,还有助于研究者精准把握儿童语言发展规律主线及整体路径,反之,对于儿童言语语言障碍的热点梳理能够使儿童语料库和面向语言障碍筛查的汉语儿童言语交际水平数据库建设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11],丰富样本数据,促进儿童言语语言障碍服务质量与能力提升,切实关注儿童语言发展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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